寧可血流成河 不准超生一個（圖片來源：網絡截圖）
2025年12月21日，這一天是許多媒體和命理師口中的80年難得一遇的——冬至與天赦日同日。就在這一天，雙手沾滿無數中國新生胎兒血液的中共第一女魔頭——彭佩雲終於死了。
中共發布消息說：中共計生委前主任、前中共人大副委員長，九十六歲的彭佩雲當天死在了北京。在官方的語境中，中共稱其為忠誠的戰士、德高望重的領導人。而在國際上，彭佩雲是被西班牙國家法院通緝的重罪罪犯。在中國民間，她又被稱為中共第一女魔頭。她的名字永遠與三億多慘死的中國胎兒、百萬失獨家庭和3000萬的光棍災難緊緊捆綁在一起的。
2013年，西班牙國家法院指控，她涉嫌種族滅絕罪，對她發出了逮捕令。彭佩雲生前沒有受到國際法律的制裁，卻遭受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苦。她與同樣是中共副國級高官的丈夫王漢斌唯一的兒子王健，2006年因車禍死在了西藏。很多中國民眾認為：這就是彭佩雲作惡太多遭到的報應。
她究竟做過什麼，遭到人們如此的痛恨和詛咒呢？因為她的名字曾代表著恐懼、鮮血和逃亡。她也是造成中國大量失獨家庭危機、人口崩塌等眾多惡果的最大元凶之一。
「一人超生、全村結紮」、「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寧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個」等許多觸目驚心的口號，就出現在彭佩雲曾經主管中共計畫生育的10年間。
2013年，中共衛生部發布過一份數據顯示，從1971年開始實行計畫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已經進行過超過3.36億次墮胎手術。眾所周知，在母體內的胎兒就已經是一個完整的生命了，墮胎就是直接殺死胎兒。在長達42年的計畫生育政策之下，中共殺死了3.36億名胎兒，而這僅僅是官方公布出來的數字，真實情況遠比這個數字還要嚴重。
拿美國總人口大約3.3億的數字來比較，3.36億這個數字，意味著中共的計畫生育政策殺死的胎兒總數遠遠超過了美國的總人口。
除了墮胎之外，還有1.96億次的，中共叫做結紮的絕育手術；4.03億次俗稱上環的宮內節育器植入手術。在西方，上環是一種自願的避孕選擇。但是在當時的中國，婦女剛生完孩子就要被強行上環，有的女性甚至因為粗暴的操作造成了終身的感染和痛苦。
1988年到1998年，彭佩雲任中共國家計生委主任的10年裡，正是中共計畫生育各項數據激增最瘋狂的階段。她推行一票否決制，將計畫生育指標與官員的升遷政績掛鉤。規定如果超生一例，地方官員的政績就歸零，無論縣、鄉、城市、機關、工廠或學校，沒有例外。惡魔搞出的這套機制，使基層的官員為了保住頭上的烏紗帽，一個個都成了野獸一般，變得無比凶殘。甚至對於沒有准生證的胎兒，設下了天羅地網。
其中最令人髮指也最駭人聽聞的就是「百日無孩運動」。在一份詳細的資料中，有人還原了那100天裡面究竟發生了什麼。
1991年4月26日，山東冠縣開了一次縣委擴大會議。指出冠縣計畫生育部門的工作業績在全省倒數第一，因此冠縣縣委被上級部門黃牌警告。時任縣委書記的曾昭起在會上下達死命令，要求從1991年5月1號到8月10號的100天內，全縣確保沒有一個新生兒出生，要從全省倒數第一變成正數第一。當地至今還流傳著曾昭起的狂言：「一百天裡，但凡有一個孩子的出生，我就叫他爹。」
曾昭起要求參會的22個鄉鎮書記逐一當場表態，前兩位書記只是稍微猶豫了一下，表示說：此項任務執行起來應該不是太難，只是恐怕不好完成。曾昭起聞言，當場命人把他們用手銬銬起來，立刻帶走關押半個月。這一招嚇壞了在場的所有官員，他們心裡的良知從此刻開始徹底被恐懼吞噬。
為了執行這個斷子絕孫的任務，官員們專門招募沒有道德底線的地痞流氓，組建計畫生育執法隊，給他們配發警服、繩索和棍棒，外加高額報酬。當時一個鄉長的月工資水平是130元，而那些計生執法隊員他們的日薪是10元，每舉報一名孕婦則單獨獎勵100元。為了防止本地人因為親屬原因不好下手，繼而大搞異地執法，從近百裡以外的地區和其它鄉村互換執法隊來抓孕婦。
被撕下最後一層親情關係的行惡者，面對陌生人就可以放開手腳撒野、毫無顧忌行惡了。一位有過親身經歷的鄉幹部回憶說：「他們見了孕婦專門踹肚子，一腳下去血流一地。」在那恐怖的100天，冠縣的大街小巷掛滿了恐怖的標語：「寧肯斷子絕孫，也要讓黨放心！」、「上吊給根繩，喝藥給一瓶！」「寧肯流出來，不許生出來！」當時還有人問：孩子生出來了怎麼辦呢？一個鄉幹部當時的回答是：「生出來，就掐死。」
1991年是中國的羊年，所以當地人就把冠縣的這場屠殺稱為「殺羊羔」。短短一百天天，超過兩萬人被強制流產引產。因為做流產手術的人數太多，全縣的醫院和衛生院根本不夠用，後來就連百貨大樓裡，甚至馬路邊都搭建起了密密麻麻的手術帳篷，作為臨時墮胎和結紮的場地。因為流產和引產的數量太大，死嬰太多不好處理，官員們就把孩子們的屍體直接丟棄在縣醫院鍋爐房旁邊的幾口10米深的廢棄深井中，以至於後來那幾口深井全都被孩子們的屍體填滿。由於屍體處理不當，當時的大街上經常能看到野狗叼著死嬰的屍體跑來跑去。
在那場殺羊羔的運動中，很多將要臨產的家庭支離破碎、家破人亡。那時在鄉鎮的馬路上總能看到拉著村民遊街示眾的拖拉機。拖拉機上，遊街的村民被五花大綁、胸前掛著牌子，就如同當年的文革批鬥。
人們為了保住孩子被迫選擇了逃亡，有的孕婦躲進了玉米地，硬是在泥土裡，在蚊蟲的叮咬當中，把孩子生了下來。中共找不到逃跑的孕婦，就遷怒於還留在家裡的親屬，甚至拆房、抓人、逼著孕婦的母親打親家公的耳光等洩憤。
曾昭起之所以敢如此喪盡天良、視生命為草芥，就是因為有彭珮雲在背後撐腰。在彭珮雲看來，這數萬胎兒的屍骨既表現了曾昭起的忠誠，也是曾昭起執行自己政策的功績。1992年，也就是「百日無孩」的第二年。曾昭起因計生工作得力，升任聊城地委副書記，後又歷任山東省二輕廳廳長、省國資委主任和「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一個殺害了數萬嬰兒的嗜血惡魔，卻成了國家「關心下一代」工作的領導，這諷刺的一幕恰恰印證了中共惡黨的殘暴本色。
在彭珮雲主政計畫生育的10年間，除了山東省本省縣市受到冠縣啟發，也紛紛搞起不同版本的殺羊羔運動以外，類似的強制引產、暴力結紮在全國農村普遍存在，很多婦女就像牲口一樣拉去墮胎，有的留下了終身殘疾，甚至直接死在手術台上。那段時間堪稱是中國婦女最黑暗的時代，那時的子宮已經不再是自己的了，而是中共調節人口數量的一個閥門。即使彭珮雲卸任中共國家計生委主任之後，她建立的那套殘酷的機制依然在運轉，而且已經成了中共的一項制度。在這套毫無人性機制的運作下，殺人仍然是很平常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