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紀念 （圖片來源: FREDERIC J. BROWN/AFP via Getty Imag）
【看中國2026年1月17日訊】【按：「八九/六四」在36年後，再次遇到類比項：另一種文明、種族、文化、地域中的集權、暴力、反抗與結局——伊朗神學政權，據說屠殺抗議民眾的數量已經超過六四天安門事件，然而伊朗人民仍然勝利在望，為什麼？1、置之死地而後生，他們在神權之下沒有活路；2、歷史上從未有過對伊朗當局的「外國干預」，這次則是川普(特朗普)警告神學政權不准殺抗議民眾，否則美國將干預，而川普剛剛炸了伊朗核子設施，還派軍隊抓了委內瑞拉的馬杜羅，這都叫「外國侵略」，現在又賦予了新概念叫「唐羅主義」，乃是令集權與神權最懼怕的，所以伊朗變天，為期不遠。但是遠在東方的中國，何以不具備這些條件呢?我們能做類比的，也只有「八九/六四」。】
一、人與坦克
六四大屠殺後第五天，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鄧小平首次露面，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他有一個講話，其中特別提到"坦克壓過去"，他說：
‘這次平息暴亂中，我們那麼多同志負了傷，甚至犧牲了，武器也被搶去了，這是為什麼？也是因為好人壞人混雜在一起，使我們有些應該採取的斷然措施難於出手。處理這件事對我們軍隊是一次很嚴峻的政治考驗，實踐證明，我們的解放軍考試合格。如果用坦克壓過去，就會在全國造成是非不清。’
1、一〇六號坦克
這個細節刺目地披露，即便是決策殺人的屠夫，也在顧忌"坦克會不會碾人"；或者他已經被告知鎮壓中發生了"坦克碾人"，而故意在第一時間欲蓋彌彰？
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出身，後來成為"六四"屠城研究開拓者的吳仁華，親身經歷了極恐怖的場景。6月3日夜晚他留守在天安門廣場，與千名學生面臨屠殺之夜，"廣場槍聲不斷，天空就像放煙火"，直至清晨6點，他隨學生由廣場撤退到西長安街六部口一帶，遭遇戒嚴部隊坦克從後面追趕上來，"坦克行駛的聲音非常大，地面都在震動。大家都說'坦克來啦，坦克來啦'。"吳仁華回憶，他們快速地翻過路邊鐵欄杆，逃過坦克追碾，卻也有一些落在後面的學生，躲避不及，被坦克當場輾死：
‘我看到很多學生遺體躺在自行車上，現場非常血腥，非常震撼，太讓人憤怒。我當時想，如果手裡有原子彈，我一定抱著它衝去跟決策者同歸於盡。’
他清楚記得，那輛坦克的編號是106號。吳仁華早上10點鐘回到政法大學，看到教學大樓前擺放五具血淋淋的學生遺體。他跪下放聲痛哭，這一刻，塑造了他的後半生，他將餘生用來發掘真相、追討凶手，三十年裡完成了《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六四事件全程實錄》三部著作。
由肖強主持的《中國數字時代》的"六四檔案"收錄一篇署名"雨源"的文字《"六四"坦克碾人真相》，記錄"六部口毒氣彈，五個被碾死的學生"，恰好是吳仁華目擊的一個旁征：
‘我隱約能聽到六部口對面的哭聲。我壯著膽子從最西面的坦克前繞了過去，來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當時到處都是哭聲，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淚就像流水似的一下子湧了出來，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慘了，我實在控制不住，放聲大哭起來。五個被碾死的學生橫亂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馬路上。最西面的一個離人行道二米多遠，頭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腦袋中間開了個大洞，像豆腐腦一樣的白腦漿，參雜許多紅血絲向前刺出一米多遠。另外四個倒在他的東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兩個被壓到了自行車上，和自行車黏到了一起。’
據《自由亞洲電臺》2015年1月29日報導，加拿大國家圖書館和檔案館最近解密了大量有關1989年"六四"時期的文件。加拿大解密文件中一批外交備忘錄，描述了該國駐華使館官員掌握的部分屠城情況，當中包括一名老婦跪在士兵們面前為學生求情反被殺害；一名男孩拖著一名抱著兩歲孩童的女人逃走時被坦克輾過。根據記錄，軍隊一度殺紅了眼，"士兵不斷開機關鎗，直到彈藥用盡"，甚至"有坦克掉頭，將示威者輾成肉醬"。
人與坦克，成為六四話語中最為血腥、也最為本質的內容。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也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斷雙腿，1989年6月4日凌晨，他和一個同校女生正從廣場和平撤退：
‘忽然傳來很多的爆炸聲，正好在我身邊也有爆炸物爆炸了，然後就升起一團來兩三米直徑的濃煙，事後我才知道這是一種毒氣彈。我身邊的女同學就站立不住了，摔倒了。我當時的第一反應就是把她往路邊，人行道那邊轉移。就在這個時候我的餘光看到，有輛坦克很快地向我們開過來，正對著，很快得逼近了我。坦克前面的炮管，都快到我頭上了。速度很快，想躲閃就已經來不及了。我自己就感覺到一種很沈重的壓力在身上，整個身體有一種緊縮的感覺，被軋上了。當時還有點意識，坦克的履帶絞住了我的腿和褲子，拖行了我一段，震動了幾下以後，我從坦克上掉下來，滾到了馬路邊，後來就沒有知覺了。’
2、坦克人
1989年6月4日，長安街上，一名中國男子，身著雪白的襯衫、手提兩個購物袋，獨自一人，隻身阻擋迎面而來的十幾輛坦克。
《美聯社》攝影記者魏德納（Jeff Widener），此刻正在附近一家酒店的陽台上，立刻按下快門，捕捉到這一對峙畫面。當時坦克試圖轉向繞過坦克人，但距離很近幾乎要從他身上碾過去。有關這一跤會瞬間的影像，成為二十世紀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坦克人"成為六四事件和八九民運的象徵，他也在全球範圍內成為自由和反抗的象徵，在照片、電視節目、海報和T恤中成為永恆。
但是直到三十年後，"坦克人"仍是一個謎。"正是坦克人的神秘使他得以永久存在——這讓他成為許多西方價值觀與希冀的符號。"美國路易克拉克大學(Lewis&Clark College)副教授珍妮弗．赫伯特(Jennifer Hubbert)說。
中共"六四"大屠殺死亡人數至今是謎。去年6月，香港《壹週刊》在翻查當年美國白宮的機密檔案中，發現華府曾透過中方戒嚴部隊線人，獲悉了中南海內部文件，評估"六四"死傷民眾多達40000人，當中10454人被殺害。
華府的機密檔案點名稱，中共第27集團軍要為流血負責，"六四"凌晨這支軍隊持最具殺傷力武器，在天安門廣場見人就殺。
2013年4月，前蘇聯關於中共"六四"檔案解密文件顯示，"六四"大屠殺死傷3,000人。
3、三十八軍
調兵過程中出現令人震驚的38集團軍軍軍長徐勤先抗命事件。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透露：
當時，徐勤先因患腎結石在北京軍區總醫院就治。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軍區的開會通知。這一天，他剛好結石被排出，情緒很好。參加會議的有幾位軍長。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李來柱宣布中央軍委命令，讓軍長們當即表態。其它軍長沒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說：
"口頭命令我無法執行，需要書面命令。"
"今天沒有書面命令，以後再補。戰爭時期也是這樣做的。"李來柱說。
"現在不是戰爭時期，口頭命令我不能執行！"
"那你就給你的政委打電話，傳達命令。"
徐勤先給政委打了電話，然後說："我傳達了，我不參與，這事和我無關。"說完就回到了醫院。他回來後同朋友談起這件事時說，他作了殺頭的準備。他說："寧肯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
關於徐勤先抗命，還有另一個版本，出自他當年的司機。據稱徐勤先並未向前來傳達命令的人提及"口頭命令"，而是只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這次非要攜帶重型武器？"——他指的是坦克。對方敷衍了他一句："那我回去請示一下。"接著第二次再來人，就直接褫奪了徐勤先的指揮權並逮捕他，同時另派人來指揮三十八軍。
後來徐勤先受到軍法處置，在法庭上他也拒絕認罪，卻撂扔下一句話："不是歷史的功臣，就是歷史的罪人！"此話直指鄧小平、楊尚昆，在軍中引起極大震動。
4、開槍令
六四之後，楊尚昆否認他知曉軍隊開槍，說他當時正在人大會堂，聽到槍響後也感到突然。反對鎮壓的上將張震質問過楊白冰，到底是誰下令開的槍，楊白冰說他只是執行命令；北京高幹子弟中盛傳徐聶兩位老帥和陳雲，去世前都曾要求鄧小平講清楚到底是誰下令開的槍。
上峰不願承擔責任，軍隊便背上沈重包袱，尤其執行鎮壓任務的部隊，壓力尤大。傷及大批無辜群眾，和國內外的巨烈反彈，令解放軍視開槍為恥辱，地方組織群眾慰問在北京擔任戒嚴任務的部隊，後者都一再聲明他們沒有向群眾開槍。
二十七軍的境遇頗為典型。該部隊回到駐地石家莊後受到極大壓力，軍隊幹部的家屬，在地方都受到單位同事指責，他們的子女上學時受到其他學生的圍攻，菜店拒絕賣菜，糧店拒絕賣糧。二十七軍將士強烈要求軍首長能出面澄清事實，還他們一個清白。軍黨委不得不致信河北省委、省政府，請求他們秉告鄉親父老："二十七軍這次沒有向首都人民開一槍"。
坊間據稱二十七軍是替三十八軍揹黑鍋。三十八軍一怒之下狀告中央軍委，誰知軍委態度模糊，稱"開槍不一定不對，不開槍也不一定對，以後這件事不要再提了。"當時以代軍長名義率進京鎮壓的後任軍長張美遠，情緒低落，意欲退休回老家。一九九〇年初，總政治部擬在"六四"一週年廣泛宣傳"平暴"偉大意義，回擊國際上的"反華浪潮"，當時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李瑞環予以否定，總政主任楊白冰質問為何，李說是鄧的意見。"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的軍人及家屬復員轉業前，紛紛要求從檔案中拿掉"平暴的業績"，擔心到了地方工作受歧視，更不願子孫後代背歷史的黑鍋。
至今，據說查遍軍委文件，始終找不到確鑿無誤的開槍命令。傳說鄧小平口頭上對楊尚昆有交代，楊尚昆偷偷錄了音。"楊家將"憑鎮壓擄獲大權，洋洋得意，遭忌各方權勢，終於被讒言到退居二線鄧小平那裡，據稱是江澤民使的壞，更有八卦稱，"九二南巡"後鄧小平搜查了楊白冰辦公室，搜出錄音帶，打倒了"楊家將"。
加拿大解密的"六四"文件中，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試圖向瑞士轉移巨款的情況。據《英國電訊》報報導，前《南華早報》駐京記者Tom Korski自加拿大國家檔案館取得一批機密外交文件，裡面記載加拿大使館人員引述時任瑞士駐華大使稱，八九民運爆發後，中共當局高層擔心政局不穩，中央所有政治局常委曾經接觸他，打探如何將巨款轉移到瑞士銀行。
二、坦克碾過的中國
1991年彷彿在一陣驚異後的茫然之中，悄悄落下帷幕。二十世紀影響世界最劇烈的一個帝國，好像在某一個早晨突然消逝了。連美國都有一種忽然失去對手的空落落的感覺。白宮發言人費茲渥特說："在蘇聯境內，事情的發展實在太過迅速"；駐莫斯科大使史特勞斯回國述職時，在電視訪問中表示擔心蘇聯出現法西斯分子奪權的局面；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傑瑞邁海軍上將，則急切地希望知道，那兩萬七千多件核子武器到哪裡去了?貝克也匆匆跑到中亞去尋找承諾。
冷戰結束帶來的彷彿不是輕鬆，而是更加無法把握的危險感。美國人好像連過聖誕節的興致都減弱了許多，商人們期待著一年終最為狂熱的聖誕節採購狂潮沒有出現，顧客們都捂緊了自己的荷包，弄得布希總統親自赴商場購物，也刺激不起這種疲軟的勢頭。自然，失去對手，大家都沒武器可賣了，俄國人沒有麵包的時候，美國人也只好少去超級商場。
可是，在那個原先大家最擔心要出事的中國大陸，欲在一片萬馬齊喑的沉悶當中，漸漸挨過被無數人詛咒預言的那種崩潰，居然看上去好個穩定，大把大把地賺進外匯。《紐約時報》說:"這是九十年代不可思議的事情之一：有著一個頑固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以百分之六的經濟增長速度發展，通貨膨脹率低，外國投資上升，出口額和外匯儲備額破了記錄。對比起來，一個民主的印度，也就是亞洲另一各第三世界巨人，卻以百分之四的增長率，貿易赤字和兩位數的通貨膨脹掙扎前進。"
於是，中國又一次在這個世界的常識之外，成了一個很難捉摸的國家。
1、中國：該來臨的厄運都沒出現
外國人覺得他們好像再也看不到中國人的憤怒和沮喪。《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克里斯托弗，跑到貴陽訪問了一家普通工人，主婦江蓮湘(譯音)，一個笑瞇瞇的女人，向他展示了沙發、電視和冰箱之後說:想要的大部分都有了，就差一部錄像機，還怕買了影響孩子作功課。而這家人的月工資只折合18美元。克里斯托弗寫道:"在1080英里以外的北京發生軍隊鎮壓民主運動以後，這樣一種經濟上的滿足情緒，是沒有預料到的。很多中國人和外國人一樣，都相信當坦克壓碎了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帳篷時，經濟會崩潰，這種崩潰會通過外貿下降、經濟改革倒退和一個越來越不滿和不合作的工人隊伍而爆發。但這一切都有沒發生。"
的確，中國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氣功又風靡了，比"六四"前更狂飆，據說有一派叫"元極功"，擁有上千萬的信徒，以成為全國第一大派，在某地購置上百畝地，大興土木。卡拉OK也迅速席捲城鄉。廣州掀起自費觀光熱，已有十九萬人逛了東南亞。深圳則一面是色情業屢扑屢起，一面是股市開張，五十萬人搶購。上海城郊賭風織烈，千元一注，萬元一夜，官民同好。北京出現"跪式服務"，文化夜市笙歌曼舞。民間的收藏熱也悄然興起，從煙盒、郵票、筷子、鑰匙、古錢幣到毛澤東像章，種種小玩意兒成了成千上萬中國人搜求、玩賞的寶貝。連大學校園裡，也時興攬活牽線的"校園經紀人"……。
一切都回覆原狀，頗像魯迅當年寫的，"革命黨"鬧過以後，大家又都把辮子放了下來。這副重又歸於模糊不見它心思的面孔，中國人自己最熟悉了。記得林語堂早在六十年前就描繪過一張老婦人的臉："廁身於叛亂戰禍之間，圍繞著貧苦的兒孫，愉快而老態龍鐘的中國，閑逸地吮啜著清茶，狡黠地微笑著……"。
誰能看得穿這張臉呢?
當然，各種各樣的局部的騷動、混亂乃至反抗，從也未消停過。據北京大學校方最近的一次調查，去年在石家莊軍校軍訓期間，兩名學生自殺，二十多人神經失常；有一小群學生燒了軍裝，另有人在校園裡張貼告示呼籲結束軍訓。中共也發現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都出現了大批地下勞工團體。北京的幾次罷工都是這些地下工會組織的。不久前國安部突襲掃蕩了北京十四個地下工會，發現其中有兩個工會是模仿波蘭團結工會組織方式的，各有約一百名成員。他們以開討論會的形式在會員家中碰頭。他們不公開提出推翻共產黨，只宣稱組織以工人為主的政黨。據熟悉其內情的人透露，國安部雖派人滲透到他們當中，卻不能確定誰是頭頭，因為他們十分謹慎隱秘，而秘密公安人員也必須花功夫暗暗蒐集證據，以證明他們在從事"反革命活動"。這些證據常常是從一些地下出版物中得到的。
另外，據《紐約時報》記者的觀察，國安部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也更加神秘。他們認為到處都是敵人，其工作重心仍在搜查大陸境內的外國間諜、異議份子，"公安人員數以萬計，遍佈大陸各大城市，隨時監視政治滋事者、神職人員、申請出國者和外國人"。自1982年以來，中國的公安人員數量急劇膨脹，差不多增加了兩倍，許多地方都設立了"編外公安"，且配備武器。據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六月份的一個"反和平演變"的內部講話稱，過去兩年裡，在十二個省市取締了六十多個地下"反動組織"；1990年，全國發生奪槍、持槍殺人及走私槍械彈藥等案件一千多起，爆炸事件也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點七。這些表面上看不到的暗潮，連同鐵路上的公開打劫、政府行政力量達不到的那些邊遠、交界地區的猖獗犯罪，如江西鄱陽湖區已成為重大刑事通緝犯的避匿所，等等，又都顯示中國正暗暗跌入更危機的深淵。
2、中國"大貓膩兒"
上述亂象，自然是外國人很難看到的，即使駐北京的記者也難窺其一鱗半爪。所以說，鄧小平何以能支撐到現在，這件"九十年代不可思議的事情"，變成了全世界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國大貓膩兒"。其中奧妙，中文話語中有各種剖析，總其要者，無非是一句話:用資本主義挽救社會主義。這種唯有中國人才能心領神會、身體力行的"智慧"，在眼下共產主義被全世界唾棄的大潮流下，自然是一個超出常識之外的異數。
不久前，中共"八大"落幕，一場持續兩年的"姓資姓社"之爭，暫告休兵。雖然這看上去好似一場迂腐的意識形態大戰，彷彿比世界潮流落後了一個世紀，但這卻是決定中共在"六四"之後能否撐得住的關鍵所在。天安門屠殺後，經濟改革的存廢問題立即成為政治鬥爭的焦點。
保守勢力的確趁勢反攻，意欲一舉掃蕩十年改革形成的格局，收復中央集權和計畫經濟的失地，其鋒芒最盛之際，陳雲使出一招極厲害的殺手鐧，即將屠殺的罪責和十年改革導致"六四"風波，一箭雙鵰射向鄧小平。當時的情勢，國內雖一派肅殺，但對天安門公然殺人，朝野都憋了一股怨氣，不斷有追究罪責的呼聲發出。老鄧那時只能避其鋒芒，悶不吭聲，聽憑李鵬肆意攬權，坐收城池；對胡喬木、鄧力群在意識型態領域裡的大肆蹂躪，也裝作看不見，讓一個李瑞環出來頂一下，立刻劍拔弩張。老鄧只得縮回。
那位江核心，也是兩面討好，整日價說些打哈哈的話。倒是一班封疆大吏們，有恃於經濟實力，敢同李鵬分庭抗禮，鬧出一場"南北戰爭"。中央對地方勢力的默認，格局由此形成。但中共這個政權，此時還沒能在"六四"打擊下站住陣腳。許多人都以為，後來蘇聯發生的變化，會加速中共的解體和國內危機的爆發，其實不然。恰恰是莫斯科那場極富戲劇性的流產政權，以及接踵而來的蘇共徹底垮臺，把中南海裡那幫老人們先震懵了，接著就震開了"竅"。它一下子把中共的許多問題單純化了，單純到只剩下一個目標：保全江山。
事實上，1989年五、六月間，老人幫與鄧小平在學潮的衝擊面前，也曾一度把事情單純化到"保全江山"上而能夠聯手，集體決定鎮壓。只是鎮壓以後，老人幫又跟老鄧算改革的帳，又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又想取代蘇聯當國際社會主義的新首領，等等，把問題又弄得複雜起來。鄧小平的長處和短處，就在於他正是一個善於單純地處理問題的老手，而不管後果會怎樣。他是一個非常徹底的現實主義和功利主義者。可是，就化解眼前就要翻船的危機而言，老鄧確有辦法。如此，大夥兒這才洗耳恭聽老鄧的一番老辣之言︰這個黨只要能夠實實在在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普通的中國人就會支持共產黨的領導，而不去計較"六四"那場風波。
3、鄧小平成了和平演變的"總設計師"
於是，八中全會前，楊尚昆、王震等紛紛出來呼籲不要干擾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江核心也終於有了點膽子，敢於親自刪去人民日報社論中"姓資姓社"的提法，並批評中宣部把"反和平演變"搞的草木皆兵；連陳雲的心腹宋平，也到頗有些不把北京放在眼裡的"上海幫"裡去挑選幹部了。大家都覺得還是老鄧說的在行、干的在行。老鄧的辦法也很單純，就是他的老把式，用資本主義來挽救這個江山(而不是社會主義)，雖然他還必須使一個障眼法，說只有這樣才能證明社會主義優越性。他自"文革"後第二次上臺，就不在乎這個江山姓資還是姓社了，只要姓共就好。
蘇聯剛垮那陣，老鄧就語出驚人：中國才不去扛那面共產主義大旗，誰願扛叫誰扛去，我們只管辦好自己的事。這就是老鄧最"精彩"之處，也是中國最大的"貓膩兒"。用老百姓的一句"黑色幽默"來說，就是"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而今，上上下下都跟著老鄧的口氣，高喊把經濟搞上去就能防止和平演變，殊不知這恰恰是貨真價實的和平演變。
把當今中國政治危機的根源，僅僅歸結為人民對物質生活的不滿足和經濟的困境，這曾經是中國改革派的一貫思路。當年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時，就曾抱怨：怎麼現在的人都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飯碗罵娘"？事實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過程都顯示，政治動盪常常不是發生在政府無力擺脫經濟困境的時候，而是發生在經濟成長、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的情況之下。就生活水平而言，"六四"以前，很少有人不承認自己比從前過得寬裕。趙紫陽政府對消費品發展的重視，已經使大城市居民對"新三大件"（彩電、冰箱、洗衣機）的需求基本飽和，許多此類廠家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迫轉產，而把家用電器讓渡給一大批鄉鎮企業去生產，向農村傾銷高能耗、低質量的"三大件"。
可是，這並不能防止中國的民主運動還是從大都市首先爆發，並且比經濟狀況糟得多的蘇聯和東歐更早爆發。那時，許多外國人也很奇怪，他們覺得中國人生活得不錯，幹嗎還要跟政府過不去？如今他們仍然會奇怪︰怎麼，"中國在追隨一個強硬的意識形態路線時，並沒有為它付出很大的經濟代價？"
當年，慈禧殺了維新黨人，又鬧出一場"拳亂"，自己竟被八國聯軍逼出北京。簽了奇恥大辱的辛醜條約後，她也想搞變法了，問榮祿如何。榮碌老老實實告訴她：變法能救中國，但救不了大清。然而，慈禧還是讓張之洞搞了變法。沒幾年大清真的完了。所以，滅大清的不是康梁，也不是孫中山。一半是軍閥，一半是慈禧自己。
4、只干不說：執政與制度分離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這是中國老百姓的大實話。
鄧小平以為給他們一個"小康水平"的好日子過，他們就服貼了。表面上大夥兒都低眉順眼，大氣不出，可心裏想什麼，誰都心照不宣。借用北京小痞子的一句話來說，大概是：中國人連死都不怕，還怕活嗎?
如今中國人這活法，實在是無論姓資姓社都供不起了。
如果這個制度姓社，則它的稅收的百分之四十已來自個體和集體經濟，凡是在公有的領域裡，"挖社會主義牆腳"、損公肥私已成了常態；如果這個制度姓資，則它又沒有財產保障，個人賺了錢照樣拿去揮霍。最簡捷的"短期行為"要算"吃"，這也是中國的一大文化特色，正所謂"一頓飯工夫"，社會財富都化為烏有，吃得精緻、挑剔、講究"，吃完了就調侃，"侃"得充滿幽默和技巧，"口腔文化"日益發達，難怪王蒙會把一頓早飯的吃法寫得那樣複雜，並引起那麼大風波。
中國大陸以公款吃喝的"社會集團消費"，一年是100個億。等於一年吃掉一個大慶油田，吃掉九分之一的內債。政府曾想以徵收宴席稅的法子來控制公款吃喝，但飯店酒家當然不願自堵財路，幸好那些"社會集團"立時想出妙策，把大桌盛筵"分而治之"，變成小桌，按人頭算未及上稅的限制線，如此，吃得更斯文而且更精緻。自然費用反更高。後來，政府改用行政命令規定，凡因公用餐每桌只能有"四菜一湯"。這就引出一個拍案驚奇式的故事。
河北邯鄲市有一家陶瓷廠，生產的清花瓷餐具頗有名，嬌小玲瓏晶瑩潤澤，銷路一向不錯。但不知怎的忽然訂單大幅下跌。廠方茫然，便派出供銷人員到全國作市場調查，這才得知，原來只怪自己信息閉塞，不識時務，便急起直追，向別的廠家看齊，推出一系列巨型化的餐具，最大的菜盤可以盛得下三隻肥雞和成打乳鴿。原來薄如紙、聲如磐、潤如玉的清花瓷器，也就變得厚拙笨重，但銷路奇佳，各大賓館、酒家、招待所爭相訂購，月銷售量由四萬件暴升至七萬件。對此，廠家自嘲為"邯鄲學步"。說穿了，這就是"社會集團"和飲食業聯手對抗"四菜一湯"的手段。
如果人們得知北京一個中央直屬研究所的小小衛生室，就購進1200盒北京蜂王漿，作為公費醫療的"急診藥品"，這還不值得驚奇的話，那麼，嫖妓宿娼還可以用公費報銷，這實在是匪夷所思的奇譚。然它卻是真實的案例。廣州某工廠營業部主任黃崇德與三名手下召妓，以公款"實報實銷"，長達半年。東窗事發，他只好自嘆不走運。不花一個子兒能"夜夜風流"者，何止黃某。從沿海到內地，很多地方的淫業都是收錢後開出旅館住宿單據的，按制度辦事拿回去何愁不給報銷。
這些事例雖小，卻可以說明，眼前中國搞的究竟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制度。如果按照中共強硬派的宣傳，西方國家正在利用各種機會宣傳西方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以"和平演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那麼，造成這種演變的物質方式——經濟的發展、消費水平的提高等，這些中國穩定的根本因素，正是鄧小平精心設計的。維持這個政權暫時不垮的秘訣，正好是徹底葬送這個政權的秘訣。中共的老人，如陳雲等，在這一點上並不糊塗。他們一直指桑罵槐地高喊"警惕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指謂何者，是再清楚不過的。而西方人所不能看透的中共何以能創造的那個"奇蹟"——在"六四"以後維持這個政權沒有垮掉，實際上恰好是另一個"奇蹟"︰這個政權以犧牲它的社會主義原則換來存活。
這是蘇聯消亡給中國共產黨人的唯一啟示：把執政同制度分離開來。
5、讓出半壁江山給姓資的
這種分離，照鄧小平的謀略，是"只干不說"。當然，一切關係到維護這種執政的行為，如鎮壓異己力量、不准反對黨存在、穩定軍隊等等，都是只干不說。所謂"防止和平演變"，也已不是防止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制度蛻變(毛澤東曾為此幾乎把這個黨摧毀重建)，而是單純到防止政權被非共產黨、甚至非當今執政者利益集團的任何人拿走。這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最根本的一次變質，也是它失去統治合法性最明顯的反映。
然而，這種分離又是以共產黨出讓「全能主義」統治方式為前提的。首先讓出來的，自然是這個黨過去以全民所有制形式獨佔全社會財富和市場的那種壟斷。從舊體制裡分離出來的個體和集體經濟，以其提供的百分之四十的稅收，成為這個政權的重要供養者，並且創造著繁榮和穩定。
《紐約時報》記者曾採訪貴陽一個姓張的醫生，在上海和西南之間販運毛衣、茅台酒和筷子，1990年利潤一百萬，上繳稅收10萬，還僱用了520人，他很幽默地宣稱"我在為國家作貢獻"。人們都記得，"六四"以前陳雲曾有一句名言：按馬克思算出的資本剝削率，僱用八個人以上就是資本主義。那時連農村雇工都受限制，現在則是城市裡也管不住了。中國事實上正在悄悄進行一場所有權的重新分配，只不過是一場沒有法律保障的分配，它將如同共產黨在1949年前後以暴力重新分配一樣，留下無窮後患。有趣的是，正是陳雲的兒子陳元，好像看出其中奧妙，最近提出一項"新政"，共產黨反正不能獨佔社會全部財產，不如"合法地"把其中一部分乾脆變成"黨產"。這點後文還要提到。
倒是那一大批不被任何人所佔有、真正只屬於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如今成了這個社會的包袱和不穩定因素。它使這個政府負債纍纍，每年財政補貼高達一千多億，佔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五，赤字一百四十億(如包括內外債和銀行透支，最少六百億)，中共只有借內外債和多印鈔票來補這個窟窿。
千家駒說︰"工廠虧損，以由國家包下來，國營企業不怕破產。工廠裡的原材料、成品，工人可以隨意拿回家去，這叫以廠為家，把工廠拿光了，也不關工人的事，反正老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此八中全會，三峽案子定不了，人事安排擺不平，最後只好去打國營企業這個"死老虎"，殊不知這是只能餵、不能打的一隻怪物，鄧小平最怕碰它，經過"六四"，才知道一打它，它就上街，跟你要"民主"。鄧小平吃過這個虧，知道只能分一杯羹餵它，每年忍痛拿幾百億補貼買個太平。
可是那些太子黨們血氣方剛，不認這壺酒錢，沖老鄧叫嚷：不要再搞"驕民政策"，不要再"向公眾許諾不現實的高標準"，還搬出亨廷頓的一段話，說"統治者為滿足群眾情緒而發動改革，常常會成為革命的先導，因為群眾這時想到的不是統治者的善意，而是統治者的軟弱可欺"——這裡比較幼稚的地方在於，共產黨的太子們偏偏比他們的老子更不懂得治下的子民，這種社會主義養出來的"群眾"，的確是不供養就會"革命"的，這是制度造就的——吃大鍋飯和鬧革命，這兩個脾氣都是共產黨慣出來的，如今你要他改，他就先要改你的江山。這跟善意還是軟弱毫不相干。你要想改他，你就得有勇氣把江山也賠上，像戈爾巴喬夫一樣。可惜中共老人和他們的太子黨，早已不是這樣的大角色，如今為江山不惜捨得一切，寧願讓它爛掉，也不撒手。然而，鄧小平到底知道，若要這般，先得讓出半壁江山，這就是讓先富起來的那百分之四十的個體和集體，搞一點"利益均沾"。
6、"合法性"
可是，對他們來說，最困難的一個問題，即繼承者的問題，至今看不到解決的可能。
八中全會前，曾吵吵了一陣人事安排問題，末了未見任何結果，據說推到十四大去解決。盛傳所謂以上海幫為核心的改革派、太子黨等被海外盲目寄託了莫大希望的新興政治勢力可能提前進入決策核心，似乎也是故意宣染出來的假象。尤其是一份被稱為太子黨"政治宣言"的文獻的出籠，更增加了這種假象的神秘色彩。這份據說由陳雲之子陳元主持起草的"蘇聯政變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以其擯除中共一貫的意識型態語言、採用某些海外的時髦概念、術語，如"新保守主義"、理性主義、合法性、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等等，頗有些"公子趨新"味道。文內關於"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第一個合法性來源(馬列主義和毛主義)喪失後"對第二個合法性來源(中國特色)進行創造性的再解釋"、"共產黨不僅要抓槍桿子，而且要抓財產經濟"等等赤裸裸的"太子政見"，確乎是為鄧小平悄悄進行的執政與制度的分離提供了某種遠未成熟的理論和策略，也真是難為了這幫公子哥兒。
可是，他們卻犯了一個大忌，那就是鄧小平欽定的四字方針︰只干不說。太子黨們畢竟嫩了點，有些耍小聰明，不懂那"說不得"的道理。他們從小是在共產黨的陰謀政治裡面泡大的，卻好像並不懂得其中玄機，那裡面唯一的法則就是沒有規則，說的和做的永遠不是一回事。他們自以為抓來幾個西方政治學的名詞，就可以給他們那些壓根兒不在乎什麼統治合法性的老子們"啟蒙"一下，好像是第三代要教第一代共產黨人去重建"合法性"，未免太迂腐了點。這有些像四十多年前蔣經國那出"太子上海打老虎"的故事新編，也有點像二十多年前林立果搞小艦隊、寫《571工程記要》為他父親出力，結果都不能成事。
今天好像有不少中國人很看好這群太子黨，總以為他們比他們的老子要開明，而他們又很容易取得政權。其實，這兩點都將成為神話。若說"開明"，則那份"太子政見"已然露出的法西斯味道，就夠明顯的了，何況這群太子們自己最清楚他們執政的所謂"合法性來源"只有一個，就是非合法地從他們老子那裡接班，這使得他們不會有一點點"作為統治者的自信心"，而只能憑藉更野蠻的專政。與此有關的第二點就是，子傳父業這種權力轉移模式甚至在共產黨理論體系裡都找不到"合法性根據"，還不要說有了這樣一個不合法的"黨內合法性"，必定失去社會上的合法性，毛澤東搞"文化革命"留下的一份全民性的政治遺產，就是不能接受任何傳統(一般都讀為"封建")政治的做法。如今沸沸揚揚的"中共老人要交班給兒子、女婿"的說法，大約是太子黨們為自己造出來的輿論。以鄧小平的老謀深算，尚不至於糊塗到要讓他的兒孫為他殉葬。從臺灣蔣家的例子來看，蔣經國死前公開宣布蔣家成員從此不得參加總統選舉，等於以此換來他身後所有國民黨太子們參政的合法性，此一先例，倒是可供那些有政治抱負的中共太子們參考。
權力繼承的危機，已經敲響爭奪中共後老人時代權力真空的政爭。這是一個超經濟的亂源，它既沒有規則，也沒有底線，任何政治勢力要想在當今中國取得合法性，都非常困難。滿清王朝崩潰後權力合法性真空的現象，又將循環出現了。
鄧小平已經喪失了他的機會，而當今中國沒有人比他更有機會。他在今天越創造"穩定的奇蹟"，就越為日後埋下亂源。他的功利主義、實用第一、不擇手段、只干不說，以滿足中國人的物慾來換取執政，趨天下萬姓以逐利，教四方百民圖苟活而不知為人，正在耗盡一切屬於中國人的精神資源。中國人在毛澤東時代曾是最瘋狂的政治動物，而今，他們又比任何時候都更淪為經濟動物。這將是對中國更深層的一次毀滅。鄧小平的任何繼承者，都將不能收拾這個被掏空了的中國。
三、絕對不碰"六四"
要說政治發育控制，絕對不碰"六四"，這才是最關鍵的一條。
年年歲歲說六四，歲歲年年語相似。中國人長期的一個疑惑是，中共為何不借"平反六四"找回合法性？中共這個黨，極富"平反糾錯"的歷史經歷，黨史上早期就給大量被王明、張國燾整肅的人平反；四九後最大的平反事件，即五七右派和文革，鄧小平甚至就是靠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而找回執政合法性，開創了生氣勃勃的八十年代。
然而，六四是中共歷史上唯一沒有寫入黨史或黨章的重大事件，也沒有經過黨的全體大會討論通過任何一項決議。原因有三：
1、許多老同志無法認同我們的軍隊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和青年學生開槍；
2、沒有人敢出來承擔責任；
3、黨內缺乏共識，無法給那件事定性。
具體一分析，那就非常複雜了。
第一、過去那些平反都是路線鬥爭的結果，贏家可以否定前任所做的一切，比如李立三否定陳獨秀、瞿秋白又否定李立三、王明從蘇聯回來又否定李和瞿、毛澤東延安整風又否定王明，毛從此立於"紅太陽"地位，只有他整人，沒人再整得過他，直到文革他死掉。鄧小平部分否定毛，才能改革開放，一路走到"六四"屠殺；
第二、給六四平反的最佳時期已過。鄧小平活著的時候，由他自己把那件事辦了，可能是最相宜的。當然他必須承擔"屠殺"的責任，也必須懲辦李鵬、陳希同等"謊報軍情"的責任，替他分擔罪責，那時候這麼做，就像否定文革一樣，中共只有暫時名譽損失，不傷元氣。鄧死後，任何人碰"六四"，只能打倒鄧，把他釘上歷史恥辱柱，黨內有誰肯做？毋寧大家心裏都認為，就讓鄧去背這個黑鍋吧。
第三、這三十年腐敗橫行，這個黨早就不是共產黨了，而是既得利益黨、資本家黨、腐敗黨。如果給六四平反，很快就會出現兩個機構：反貪局和中國廉政公署，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黨的幹部被審查，其傳票也會像雪片一樣飛到歐美各國，通緝那些在國外安享天年的離退休幹部，該進監獄的、該判死刑的，一個也跑不了。
這些年，又出了一個"和解"說，所謂"握手言歡"也，可是誰跟誰和解呢？中共想跟咱和解嗎？"和解"之謂，不說有乞求之嫌，至少也是"自作多情"，彷彿中共已作困獸猶鬥，你若不"和解"它，它便要玉石俱焚似的，又似乎當年被鎮壓的一方，死乞白賴不肯給它一個台階，它好下來，保全顏面，哪有那麼回事嘛！
"南非模式"也罷，"非暴力不合作主義"也罷，都是好東西，可咱就是使不上，所謂"沒那金剛鑽，別攬瓷器活"。"南非模式"的操辦人是圖圖大主教，有一個基督教的信仰襯墊在那裡托著，才有"贖罪""寬恕"這些超越性價值的介入；又如聖雄甘地的印度法寶，那背後也是佛教的價值支撐，諸如不殺生、來世等等。對債孽深重的中共來說，這些絕對都是好東西，可它就是不肯讓人家發展，滅殺還來不及呢。設若這個十年裡它放手讓家庭教會（據稱已近上億信徒）發展，或者江澤民當初不去圍剿"法輪功"（也算佛教的一支吧？），那麼當下中國便早已有了"和解"的土壤。
缺了宗教這一環，便只剩下法理的解套。六四這場危機，在法理上只有鎮壓者和被鎮壓者，雙方的角色和位置，既不能互換，也不能均攤（各打五十大板），說到底，對"和平請願"施以暴力的責任，一絲一毫都無法歸咎於請願者的"不妥協"，而只能由掌握暴力的執政者來承擔；也唯有因循法理的裁決，才能實現"公正"，消弭六四積累的全部怨恨。
假如把以上兩個不同的環節一鍋煮了，就會出現今天的一個思路，也是不少人一直在鼓吹的一個觀點：雙方都有錯，激化是兩邊的"壞人"挑撥的，這為官方將來的"方案"提供了一個解套的思路，最後給鄧小平一個"聽信挑撥"的輕微定論，李鵬是肯定要成"替罪羊"的，他自己都很清楚；只要為鄧解了套，趙紫陽也能平反，"天安門母親"也能獲得賠償，然後江胡兩屆自然順理成章。
如今鼓吹"大和解"的人，就是在一鍋煮，用心是好的，可你煮得成嗎？還不要去說，這法理的一環，當局也沒興趣，因為六四引起的執政合法性危機，已被它的"經濟起飛"所化解，它可以不理睬這個"公正"問題，而扔給民間和受害者去咀嚼，諒你們也鬧不到哪裡去。這二十年的事功，叫當局的功利心大振，於是離那非現世的宗教越發遠去了，想拽都拽不回來的。
從技術性的角度來說，"六四"乃是一個所謂a point of no return，無返還的終點，一旦越過，便成為新一段歷史的起點，也就是說，中國的麻煩早已不那麼單純了。當局因六四殺人而將中國撥向"激進走資"一途，以至公平傾斜、社會分裂，三十年下來，整個民族傷痕纍纍，怨怒深重，豈是解套一個"六四"就能挽救的？在這個縱深的意義上，鄧小平正是禍首，即使"六四"這筆帳能饒他，後來的帳又叫誰去擔？所以積重難返、環環相套，中共只能不碰它。
四、「八九」輸給一個白痴了嗎？
三十幾年前，天安門廣場最響徹雲霄的一句口號是：「李鵬/傻Ｂ！」萬眾逞口舌嘴癮之快，莫過於此，大概只有文革除外。中國人之討厭李鵬，以這句口號為經典，可以不必多著一字。當年天安門，罵翻李鵬，是標語口號一大主題，其中還有民謠味的幾句如下：
李鵬，李鵬，缺少水準，去收酒瓶。
鄧媽媽，快把鵬兒領回家，再給兩個大嘴巴！
開除李鵬，出口南非。
治蛔蟲藥，兩片；治感冒藥，兩片；治李鵬藥，兩片。
但是幾十年下來，雖然討厭他的「人民」一敗塗地，卻無人反問過一句：李鵬真傻嗎？李鵬的顢頇、強硬，連同其面部肌肉的僵直，給人印象深刻，很難得地在共產主義崩潰大潮前夕，被雲集北京的全世界攝影機拍攝下來，幾乎是一個「極權主義」的最後留影；這副尊容，跟「六四」血光之災，一道凝固在世界和中國的記憶庫裡。八九年危機中的共產黨，李鵬衝鋒在前，鄧小平「垂帘」於幕後（他卻要說學生幕後有「搖羽毛扇的」），中國民間視李鵬為「弱智」，或許正是一種無可救藥的幼稚。
不過，共產黨雖有李鵬式的強硬，對歷史卻沒有信心。劉少奇有句話很著名：「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但人皆明白，「歷史」還得你自己寫。於是，對「六四」人人都要留下說法，人人不甘寂寞，已是一股風氣。掐指算來，「楊家將」老大乃始作俑者，生前已表示「無力糾正六四事件」的遺憾，他乃鎮壓執行人，等於撇清責任。這廂趙紫陽原無意願自己寫，老部下們竭力相勸：「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寫出來，留給後人，是你應盡的歷史責任。」（杜導正《改革歷程．序》）
近來網上流傳的一本《李鵬六四日記》，香港出版又叫停，說明李鵬有些慌張，鄧曾「垂帘」、楊要撇清、江胡把自己摘得一乾二淨，趙紫陽已寫出「歷史」，那麼「六四」血債，難道要拿他這個「總理養子」頂缸不成？
1、指證鄧小平責任、拉江澤民墊背
這本《日記》毫無掩飾地彰顯了李鵬的智慧。他每次見鄧小平，都有「當場筆記」，他援引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下午鄧小平的原話，那是在地安門大街前沿米糧庫胡同的鄧府裡說的：「實行戒嚴如果是個錯誤，我首先負責，不用他們打倒，我自已倒下來，將來寫歷史，錯了寫在我帳上。」李鵬並在此話前面特別加了一句修飾「小平同志以大無畏的精神指出」，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六四」這筆帳，你們要找鄧小平去算，別找我李鵬。
緊接著是五月十九日上午的常委會，李鵬又引鄧的原話：「準備流點血。動亂分子搞打砸搶，也有暗藏武器，他們要反抗，阻撓戒嚴。如果我們提出‘絕對不用殺傷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於捆住了自己的手足。」——全世界不是一直在追問「六四」開槍令是誰下的嗎？李鵬出版他的日記，只要達到一個目的就夠了：白字黑字指認鄧小平下令開槍。
趙紫陽錄音談話面世以後，坊間傳說李鵬也要出書，卻被胡錦濤封殺了；此前據傳是楊家將背景的那本《六四真相》流落海外，也曾令江澤民怒不可遏。江胡二人，視「六四」為身外之物，彷彿「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雖然他倆都是最標準的「六四產兒」。李鵬恨此已極，卻也無奈，思來想去，大概自己出書替自己「造歷史」，是唯一選擇，連鄧力群不也是這麼幹嗎？
所以，張良彙集一堆「中央文件」，梳理造冊，編成一部秘史，是一個現成的模式，何不拿來？如此召集一幫秀才為自己編一部《日記》，對李鵬不費吹灰之力。這本《日記》的真偽，要看其中史料、記載有多大水分，而不在於是否作者親筆。通篇《李鵬日記》，皆枯燥的中共官式文件語言，脈絡中卻有兩條灰線，一貫到底，一則是詳細引證鄧講話，另一則，是絕不遺漏江澤民在上海的每一步動作，詞語間還帶上一點阿諛，用意昭然。
2、李鵬日記填補了哪些空白？
江胡不對「六四」做官史，便給野史預留了極大空間，但民間修史對暗箱操作的高層決策，又似無奈，即便如趙紫陽錄音回憶，自他被廢黜，五月十七日之後便一派茫然，形同空白。
李鵬亦不會「和盤托出」，但他要摘淨自己，就躲不開敍述過程，從他的日記裡，我們倒可以找到趙紫陽規避、未明之處；再就是五月十七日之後，他們磨刀霍霍、國家機器運作的嘎嘎之聲，躍然紙上。
最值得一議的，是五月十九日上午、即當晚於總後禮堂召開「首都黨政軍幹部黨員大會」的那個白天，鄧小平竟還召集過一次會議，以往所有關於「六四」的回憶、史料中，皆未曾出現過這個記錄，這次卻由李鵬公布出來，內容之敏感、尖端，前所未有，鄧小平若地下有知，一定大罵李鵬爆料他，比趙紫陽更甚；而就憑披露這個「鄧講話」，胡錦濤就有理由封殺《李鵬日記》。
「上午十時左右，我們應邀到小平同志處開會，參加會議的有陳雲、先念、尚昆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鵬、姚依林、喬石，人民解放軍三總部的遲浩田、趙南起、楊白冰，還有秦基偉、洪學智、劉華清三位老紅軍參加。鄧小平同志在會上講了六點意見……」主要是三點：「準備流點血」、籌備罷免趙紫陽、確定江澤民接總書記。這次會議，不僅議題至關重大，李鵬記錄下來的此次鄧講話，也將是研究八九歷史的關鍵史料，舉其要者：
——開禁「殺傷性武器」；
——借鑒臺灣戒嚴的前例，「戒嚴要多久時間，現在定不下來。總之，要到一切恢復正常為止。臺灣不是戒嚴二十多年了，也沒有說哪一天解除」；
——認定戈趙談話是「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我。廣場放起鞭炮，打倒鄧小平。打，我也不退，要鬥到底」；
——承認選錯了胡趙二人；
——不否定「改革開放」，「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對的」，從這裡可以接續到日後的「九二南巡」。
另一樁事，是趙紫陽訪朝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晚李鵬召開常委碰頭會，除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之外，列席的還有楊尚昆、萬里，書記處的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政治局委員田紀雲、李錫銘、宋平、丁關根等，「大家意見空前的一致。認為學潮背後有人操縱，是一場有組織有計畫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李鵬提出三個方案：人民日報發社論、中央和國務院聯合向各省市發通知、在北京召開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並由喬石、胡啟立、李鐵映組成的處理學潮的領導小組。
由此可見，鎮壓學潮的模式，早在此刻（四月下旬）已經出籠、定型，後來的鄧講話、「四二六社論」、鄧府決定戒嚴、廢黜趙紫陽、總後禮堂大會等等，不過是走形式而已。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李鵬牽著鄧小平的鼻子走，還是鄧在幕後指揮這一切，李鵬不過是個前臺的一個皮影兒？有沒有吳國光所鉤沉的一個「鄧小平四二三密令」？李鵬在此究竟隱瞞了什麼呢？
五月二十日「沒有想到部隊進城受到極大阻力，可以肯定，戒嚴消息事先被泄露出去了」，也是李鵬日記精彩的一筆，「西面來的部隊被人群圍堵在八寶山，南面來的部隊被圍堵在南苑，東面來的部隊被圍堵在通縣，北面來的部隊被圍堵在北太平莊。戒嚴指揮部曾設想，西面的主力部隊經過地鐵運送到天安門，也因為走漏消息，復興門地鐵施工洞口被一群動亂分子佔領，堵塞了地鐵的通道，部隊調不進來。惟一成功的是從河北沙河縣乘火車到達北京車站的兩千餘人。這是根據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同志的請求，我下令鐵道部長李森茂執行運送沙河部隊的命令，他執行了。但部隊一下車，就被動亂分子包圍，困在北京車站動彈不得。」
涉及趙紫陽的兩處，亦耐人尋味。李鵬說楊尚昆向他透露五月十三日趙紫陽見鄧小平情形，「小平對趙紫陽說，我現在感到很疲勞，腦子不夠用，耳鳴得厲害，你講的話我也聽不清楚。」查趙錄音回憶，一字未提鄧的態度——很明顯，鄧裝聾是一種政治表態，對陳雲也一向如此，趙紫陽對此是很熟悉的，這次竟未能解讀，那廂楊尚昆卻及時通報了李鵬！另一處是，五月二十一日部隊進城受阻之際，李鵬給王瑞林打電話，請示近日內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罷免趙，鄧小平答覆：「要等大軍進入北京後，再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樣可以避免衝擊和干擾，才能開得更有把握。」顯然，這是鄧怕兵變的一個旁證。
3、「李鵬策略」解讀
「八九」這場廝殺，無論是官民對陣，還是黨內角逐，結局彷彿大家都輸給了一個白痴，聽上去很慘。其實，決定因素是鄧小平的理念，而支配他當時心理的，是來自波匈巨變的強烈衝擊，《李鵬日記》對此均有充分的展示。這個大氣候，決定了在權力結構上，趙紫陽與李鵬並不處於均等的地位，雖然他倆同時處於鄧小平與柴玲、地安門（鄧住所）與廣場、老人與學生的夾縫之間——但趙需要勸慰、安撫鄧小平和學生兩方，李鵬則只需踐踏、侮辱學生一方，就能贏得老人一方。
李鵬在《日記》裡寫了一個因果鏈條：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讓他栽了——「為什麼非要向我遞交請願書，而不是向趙紫陽遞交？」他以陰謀論判斷，有人要以文革手法搞臭他；同時他對民間怨言趙紫陽的兒子「官倒」，又幸災樂禍。兩人誰會成為這次學潮的「替罪羊」，李鵬有非常清晰的意識。四月二十三日他卻若無其事地去北京火車站送趙紫陽訪朝，還說「今天我來送你，可以顯示中央的團結」，心裏大概已在狂喜，天賜他一個絕佳的機會：他要先下手為強——這應該用來解釋前述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碰頭會的原委。李鵬擁有的優勢，是老人幫和鄧小平的恐懼心態，但他缺少一個時機，來把生米做成熟飯。我們可以斷定，李鵬洞悉鄧小平的理念——痛恨「紅衛兵」、將文革與東歐變色一鍋煮、恐懼民心浮動、除了武力之外不知道還有其他手段，等等，他只要讓常委會通過一個極端的應對方案，鄧小平和全黨只有照單全收。
在策略上，李鵬使用「袁木談判模式」，持續地激怒學生，有一石三鳥之效：令趙紫陽疏導學生、力挽狂潮的努力化為烏有；令學運從靜坐向絕食逐步升級，其領袖「理性受冷落、激進得擁戴」；令鄧小平越來越陷入一種「鎮壓衝動」。何東昌也配合李鵬，在北師大說趙紫陽的態度不代表中央。五月十三日常委會上，趙紫陽怒責此說，李鵬則保護何東昌，反唇相譏：「要李鵬下臺，這些傳言由誰來闢謠？」此後「對話破裂，絕食開始」，沒幾天趙就對戈氏撂出了鄧「掌舵」。後人研究這段歷史會發現，趙紫陽步步落空，李鵬招招得逞。
4、米（萬里）有愧於糧（紫陽）？
歷史是個多面體，每個當事人只能映射某個單面，李鵬說「六四」，其價值也在於此。從他的記錄中，我們也能看到其他當事人的某種側面，有時候竟是令人詫異的。
楊尚昆就不必說他了。李鵬筆下的萬里，也叫人「跌破眼鏡」。四月二十三日趙紫陽赴朝第二天，「下午五時，萬里同志打電話來，說北京市領導反映，形勢非常嚴峻，中央態度不明朗，他們很難工作。萬里建議立刻召開常委會討論對策。我同意了萬里同志的建議，決定晚八時開常委碰頭會，擴大到有關同志參加。」照李鵬的說法，他那個先發制人的「四二四常委碰頭會」，竟是萬里起的頭！趙紫陽錄音回憶中的說法則是，「萬里上了陳希同、李錫銘的當」——其實，京津兩地的首腦，陳希同、李錫銘，包括李瑞環（原北京市的木匠），是一個宗派，大佬就是萬里，這個宗派八九年力主鎮壓學潮。另據宗鳳鳴引李樹橋談，趙赴朝後，李先念要李鵬通知北京市委強硬對付學潮。
萬里被趙紫陽反反覆覆地引為「志同道合」者，說他是中央領導人中「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並提及那些著名的事例：八七年不贊成「反自由化」、學潮初期不贊成北京天津兩市委的「階級鬥爭意識」、預定召開人大常委會討論從法制軌道解決學潮，等等。萬里後來在壓力下沉默了，鄧小平去世後，趙紫陽又呼籲萬里站出來，「小平在時不可能有別的說法，小平不在了，我覺得萬里不應該再有什麼顧慮了。誰能怎麼樣他？」但萬里依然沉默，其實他已噤若寒蟬。一九九七年九月趙紫陽給十五大寫信，再次要求重新評價「六四」，宗鳳鳴請張廣友將這封信送給萬里，據說萬里看到此信後，神情緊張，叮囑不要外傳……。
「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這個傳世佳話，後來被「六四」陰影所蒙晦，象徵著一個時代的死去。時光不能挽留，人格卻永存歷史，趙紫陽不玩陰謀，沒有私黨，對後果承擔到底，且毫不畏懼，堂堂正正地做個現代政治家，在中共他是第一人。
五、暴政之後是廢墟？
推翻一個獨裁者，留下的是一座廢墟；
強人之後，需由軍閥廝殺出一個新局面，也未可知。
中東在伊斯蘭文明解體後，制度重建缺乏機制，如同美國摧毀伊拉克獨裁，無法送一個民主制度給它。這其實也是中國面臨的前景，習獨裁尚在，未知垮在何年，叫人頭皮發麻的，反倒是他垮了以後，中國也要任軍閥混戰一番嗎？混戰之後又殺出一個新強人怎麼辦，如同晚清民國？難道中共七十年會給中國留下「制度重建」機制？不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就不錯了！
人口的膨脹和年輕化，恰是"阿拉伯之春"的肇因。2010年底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的背景之一，是青年失業率高達52%，一個26歲的水果販無照被罰而自焚，點燃抗爭烈炎。
準確的說，這是一場阿拉伯世界的騷亂，事後被貼上"民主"的標籤，背後推手是什葉派教長尼姆，2016年被沙烏地阿拉伯處死。自2011年底北非動盪，有四個國家的政權被推翻（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並長期無法恢復秩序，而伊拉克（被美國出兵推翻）、利比亞的權力真空，和後續陷入內戰的敘利亞，最終釀出恐怖國家"伊斯蘭國"的災難，和殃及西歐的難民潮，局部解構了二戰後的世界平衡機制。這段中東淪喪史，發生在千年文明故土，其涵義就是超越地緣政治的：
一、西方之外的世界，政治制度落後，結構脆弱，內部極易引發動亂，伊斯蘭世界在本世紀初頭個十年裡，就出現解體、崩塌，文明（宗教）老舊是比政體落後更本質的內因，遜尼派的現代極權政體，如伊拉克、利比亞、葉門、敘利亞皆潰敗，顯示伊斯蘭傳統無法支撐世俗政權的現代化，無論是民主還是集權；看似唯有政教合一的什葉派伊朗穩定不亂，也有更加怪異的形態，如沙特等王室政權，依賴石油豐厚利潤維繫穩定，物質表明可以極奢華，而內裡極陳腐，政治上甚至處於原始層級，殘暴血腥，如對異見記者卡舒吉肢解謀殺，而主謀王儲逍遙法外；
二、文明、價值、習俗等靠千百年養成的系統，可以為短暫的政治形態和制度提供資源，卻不能相反，由政治形態來型塑它；價值系統既不能推倒重來，也不可能從外面全盤植入；部分改善又如基因改造，乃是長程適應外界而存活的策略所致，沒有人為設計的可能性；而伊斯蘭文明在現代化調適過程中，又顯示出更大的困境，它是一個拒絕改變價值觀的受挫文明；
三、史學家余英時別有睿見，認為中東的危機不是源於宗教，源於伊斯蘭教的。在進入現代以後，有一個困境，就是伊斯蘭民族怎麼樣來改變它的傳統，來適應現代化。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它之所以成為問題，和世俗化的政治勢力有關。比如說：沙烏地阿拉伯的國王、貴族，他們已經基本上世俗化，進入市場了，進入資本主義的圈圈了，並沒有真正的像我們想像中那樣有深刻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們只是要權力、金錢，然後把教育問題完全不管，把這些教育問題都給那些回教的、伊期蘭教的宗教人員。在他們的手上，所教的都是仇恨西方，反對現代化，拒絕一切改變的東西。他們要回到一千年以前的狀態，這就造成它的宗教、教育，跟它的世俗的政權和經濟體制完全相衝突，或者是背道而馳。所以這是它適應現化失敗的原因。
四、回教世界是一個低度開發世界中最軍事化的區域，顯示了一個衰亡文明的陣痛：貧窮卻人口快速增長，人命不值錢到了專門出產"人肉炸彈"的程度，不過尼克松說回教世界對共產主義的抵禦"比基督教世界更經得起考驗"，其實不過是更野蠻而已，這個文明的黃金時代在中世紀，科學、醫學、哲學皆很發達，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說：培根向歐洲宣布科學方法時，已遠在Jabir（化學家）以後五百年了，培根系得之於西班牙摩爾人的啟發，而摩爾人的指路明燈又來自回教的東方。但中東這個文明搖籃已經變成墳墓，有五個世紀之久，即公元七百年到一千二百年之間，回教世界領先於基督教世界，但幾十年的戰爭顛倒了兩個文明之間的差距，杜蘭特說，西方在十字軍東征時打輸了，但在信仰的戰爭中卻獲勝。所有的基督戰士雖然都被逐出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聖地，但是勉強得勝的回教卻大量失血，又遭蒙古人荼毒，反而淪落到朦昧而貧窮的黑暗時代。被打敗的西方轉而成熟，忘記失敗而奮力向敵人學習，他們建立高聳入雲的大教堂，遨遊在理性的大海上，把粗鄙的新語言——中古主要是拉丁文——轉變成但丁、喬叟及維農的文采詩詞，並興高采烈走進文藝復興。
五、伊斯蘭信仰的深處有其極端與暴力的根子，浮現於十八世紀的奧托曼（Ottoman）帝國時代，併發展於二十世紀。在今日西方的話語之中，人們對宗教歷史的幼稚與無知是驚人的，不僅伊斯蘭何曾只是"和平"的，歐洲基督教也血腥了中世紀的幾百年，更何況爭奪耶路撒冷的"十字軍"戰爭？這二百年的西方殖民、阿拉伯世界的現代化失敗，大約也是伊斯蘭激進與暴力化的原因之一，一如儒家的東亞，文明失敗之後也只剩下激進與暴力；
六、法國十八世紀預言家諾查丹瑪斯，其預言很像中國唐朝的《推背圖》，語焉不詳，卻料事如神，被他預言中的包括法國大革命、拿破崙、希特勒等，甚至對蘇俄崩潰和海灣戰爭也有預言，他說的三個"反基督的人"，除那、希二氏，第三個竟然被今人說成是伊拉克的薩達姆。諾氏預言關於現代的衝突，主要是指中東伊斯蘭勢力在其強人率領下橫掃歐洲基督教世界，虧得他在十八世紀就能預見二百年後西方同海灣國家的衝突，也是奇事，英美法對付中東強人，除了石油的實際利益之外，恐怕同諾氏的預言暗示有關；杭亭頓聲稱的"文明衝突"，首指伊斯蘭，恐怕也是諾氏話語的一種翻版，所以所謂"西方中心主義"，實質上還是"基督教中心主義"，仍然還是"軸心時代"的余緒，"世界"並未終結，科技也無補於事，吵吵了一陣的所謂"後現代"也是一個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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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3428名伊朗示威者喪生該國諾獎得主呼籲美國定點打擊哈梅內伊
伊朗人權觀察週三宣布，伊朗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以來，至少已有3428人被殺害，至少數千人受傷。另有超過1萬人被捕。伊朗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希琳．伊巴迪呼籲對哈梅內伊實施定點打擊以阻止屠殺。
法廣/作者：安德烈
2026-1-14
這家伊朗人權組織表示，死亡數字大幅上升的原因是他們"從伊朗衛生部和教育部內部消息來源獲得了新信息"。這家人權組織同時警告說：'這個數字是絕對的最低值'。
伊朗人權組織還補充說，他們已收到大量的"新報告和證詞，進一步表明瞭暴力鎮壓的嚴重程度"。
200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伊朗人希琳．伊巴迪女士週三建議美國對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和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採取"高度針對性的行動"，以制止"對伊朗人的屠殺"。
伊巴迪女士週三在接受德國一家電視臺採訪時表示。"我們要求和期望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採取措施阻止伊朗人遭到屠殺"，
特朗普曾保證，如果伊朗當局開始處決被捕人員，美國將採取"非常強硬的行動"。
但埃巴迪女士認為："阻止伊朗人民遭受屠殺，並不需要發動全面戰爭，也不需要殺戮更多人。"
特朗普13日在其社交平臺"真相"寫道："伊朗愛國者們，繼續抗議---接管你們的機構!"
"記下殺人凶手和施虐者的名字，他們會付出巨大代價。我已取消與伊朗官員的所有會談，直到無謂殺戮抗議者的行徑停止為止。援助正在路上。"
伊巴迪女士列舉了"美國在伊朗可以採取的兩個具體措施"，包括"干擾伊朗國家媒體的通訊"，以"遏制宣傳"。
這位前法官補充道："另一種選擇是對伊朗最高領袖和革命衛隊高級指揮官採取高度針對性的行動，"
她提到了外國在伊朗開展的"類似行動"，"例如"以色列在2024年7月對哈馬斯政治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在德黑蘭的暗殺行動。"而那次行動中沒有平民傷亡"。
埃巴迪女士強調："同樣有針對性的行動也可以對最高領袖和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高級官員實施"。
自12月28日抗議活動爆發以來，特朗普已多次威脅要採取軍事干預。這是自1979年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