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河下的草原蒙古包。（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在蒙古高原遼闊無垠的綠野之上，1635年秋天的一個清冷日子，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袞布多爾吉（Gombodorj）的家族迎來了一名男嬰。這位孩子誕生於貴族汗帳之中，傳說那日陰雲散去，陽光穿破草原天際，映照氈帳，牧民都認為此為吉祥之兆。嬰兒被取名為札那巴札爾（Zanabazar），蒙古語意為「智慧的寶石」。誰也未曾料到，這名男孩日後將成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在蒙古地區的最高領袖——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並以宗教、政治與藝術三重身份，深刻影響外蒙古的歷史走向。
在哲布尊丹巴轉世系統的傳統敘事中，其轉世傳承地點起源於多安置於印度與西藏之間。有學者認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是覺囊派高僧多羅那他（Tāranātha，1575～1634）的轉世。多羅那他學識淵博，著有《印度佛教史》，於十七世紀初應蒙古貴族之邀，在蒙古地區弘法多年，深受王公貴族尊崇，並在蒙古被尊稱為「哲布尊丹巴」，意為「尊勝的聖者」。多羅那他被認為是釋迦牟尼佛法脈的延續者和佛法的繼承者。
多羅那他圓寂於1634年，翌年札那巴札爾誕生。此後，喀爾喀蒙古上層逐漸形成共識，認為這位新生的孩子是多羅那他的轉世。札那巴札爾幼年即被視為非凡之人。史料記載，他在年幼時便出家受戒，法名羅桑丹貝堅讚，並迅速成為喀爾喀蒙古的宗教領袖。喀爾喀諸王公貴族競相供養，為其設帳、奉黃布，以示尊崇。關於他童年顯現神通、祈雨解旱等事跡，主要流傳於後世佛教文獻與民間傳說之中。
1649年，札那巴札爾前往西藏深造佛法，開啟了他人生中的關鍵一步。他先後覲見第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讚，並拜會第五世達賴喇嘛羅桑嘉措。此時，藏傳佛教格魯派在和碩特蒙古固始汗的支持下，已成為西藏的主導宗派。據史料記載，札那巴札爾正是在此時正式由格魯派體系承認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並接受完整的格魯派戒律與教法。
返回喀爾喀蒙古後，第一世哲布尊丹巴開始全面開始藏傳佛教格魯派教法的弘揚。他主持興建額爾德尼召（Erdene Zuu）與多座寺院，使格魯派在蒙古草原紮下了深厚根基，並逐漸取代了其他派別，成為主流佛教體系。與此同時，他並未侷限於宗教事務，而是成為連結蒙古貴族、藏傳佛教與周邊政權的重要樞紐人物。
尤為稱奇的是，札那巴札爾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藝術家。他精通雕塑、鑄造與繪畫，被後世譽為蒙古藝術史上的奠基者之一。他所創造的佛像風格——後人稱之為「札那巴札爾風格」——線條柔和、比例優雅，兼具藏傳佛教的莊嚴與蒙古審美的靈動，被奉為草原藝術的巔峰之作。這些作品至今仍收藏並展出於烏蘭巴托的重要博物館與寺院之中。在蒙古的宗教文獻《尊者傳》中，記載了札那巴札爾出生時，身體散發光芒。札那巴札爾在加持佛像時，佛像亦能顯現出金光。札那巴札爾最著名的藝術成就之一是鑄造了二十一尊度母像。傳說他在禪定中親自見到了度母的化身顯現，並以此為原型進行了雕塑。
札那巴札爾的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抉擇是帶領喀爾喀蒙古（外蒙）投奔清朝康熙皇帝，以對抗準噶爾汗國（葛爾丹）的進攻。1688年，準噶爾汗國首領噶爾丹率軍入侵喀爾喀蒙古，草原戰火四起，蒙古諸部潰散。面對內憂外患，札那巴札爾在決定投清時，曾對部下說：「俄羅斯服飾不同，又不信佛，不可投；大皇帝（康熙）崇奉黃教，且與我等同文化，可投。」哲布尊丹巴主張率喀爾喀三汗所屬部眾南遷，歸附清朝，以換取軍事庇護與宗教自主。這一選擇最終避免了喀爾喀蒙古被準噶爾吞併的命運。
1691年，清聖祖康熙帝於多倫諾爾（今內蒙古多倫）召集喀爾喀諸汗會盟，史稱「多倫會盟」。在此次會盟中，清廷正式確認喀爾喀蒙古歸屬，並冊封哲布尊丹巴為「呼圖克圖大喇嘛」，賦予其統理外蒙古藏傳佛教事務的宗教權威。自此，哲布尊丹巴轉世系統被正式納入清朝的政治—宗教秩序之中，與達賴、班禪、章嘉並列為清廷承認並倚重的四大活佛。
清政府推行「興黃教以安蒙古」的基本方略，正是藉由這些活佛系統來穩定邊疆。哲布尊丹巴與章嘉呼圖克圖在制度上互為轉世認證與宗教制衡，共同構成清廷對蒙古—藏傳佛教世界的基本架構。根據清代《親征平定朔漠方略》等記載，康熙在多倫諾爾會盟時，對札那巴札爾極其禮遇。康熙曾親自扶札那巴札爾下馬，甚至在法會中與他並排而坐，這在階級森嚴的清朝是極大的特例。因為康熙帝被稱為「曼殊師利大皇帝」，是文殊菩薩的化身，也是正式的政治與宗教稱號。而在蒙文傳記《尊者傳》（Öndör Gegeen-üNamtar）中，札那巴札爾常被賦予文殊菩薩的智慧屬性。所以在《多倫諾爾會盟》的相關宗教記述中，提到兩者見面時，不僅是君臣，更是文殊大皇帝與大活佛的聖神相會。這不是兩個人的見面，而是文殊菩薩的「權力」與「智慧」重新合一。
此後，哲布尊丹巴曾長期停留北京，為皇室成員講經說法，並獲賜金冊、金印等殊榮，成為清廷極少數享有高度禮遇的宗教領袖之一。其宗教地位，亦在此階段達到巔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