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客走過一面印有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頭像的牆。(圖片來源：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3月11日訊】抗戰期間，周佛海是南京汪偽政權中的第三號人物。
出於狡兔三窟的考慮，周佛海在擔任汪精衛政權要職的同時，也暗中同國民政府保持聯繫，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還設計殺死了汪偽政府中的特務頭子李士群。1945年，日本投降在即，周佛海被國民政府任命為上海行動總指揮，負責維持上海一帶的社會治安。任務完成後，周佛海失去利用價值，為避嫌，戴笠將其送往重慶，軟禁在「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館內。不久，在國人要求嚴懲漢奸呼聲日益高漲的情況下，周佛海被移交南京監獄。
1946年，司法獨立的南京高等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
判決公布後，周佛海當即上訴，但在1947年1月20日被最高法院駁回，維持原判。按照民國政府的法律，還有最後一條路，就是家屬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周佛海的妻子楊淑慧，抓住這最後一線生機，向高院提起抗告，但仍被駁回。駁回之日，正好是1947年除夕，滿城迎接新年的爆竹聲，使楊淑慧沈重無比。因為抗告駁回的24小時之內，周佛海有隨時被槍斃的可能。
為救丈夫，楊淑慧不顧一切，當晚便闖入蔣介石侍從室機要秘書陳方家。陳方見她頭髮凌亂，臉色蒼白，知道定有急事，安撫說：「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說。」楊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樣子，說：「抗告駁回，佛海隨時可以被槍斃。如果蔣先生一定要殺他，就殺吧。我馬上到香港，將蔣先生的親筆信向海內外公布。這是個政治道德問題，看今後還有誰肯替蔣先生賣命！」
陳方一聽事關重大，連忙說：「蔣先生早已說過，沒有他點頭，任何人不得處決佛海。法院如要執行，肯定先要有行文到侍從室，我一定壓下。我以人格擔保，佛海不會死。等到大年初一，我向蔣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處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
陳方說得如此肯定，楊淑慧這才半信半疑地走了。出得門來，天寒地凍，朔風凜冽，楊淑慧聽著遠近傳來的爆竹聲，猶如萬箭穿心。
大年初五一過，毛人鳳突然找到楊淑慧，說蔣先生召見她。楊淑慧來到官邸，陳方領她進去，只見老蔣早已經端坐在客廳裡了。楊淑慧一見蔣介石，眼淚就簌簌地流了下來，一屈腿跪在了地上，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只是陣陣抽泣。蔣介石皺著眉頭，打破沉默說：「這幾年的東南淪陷區，還虧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來，安心回去吧，我會想辦法的。讓佛海在裡面休息一兩年，我一定放他出來。」
楊淑慧終於吃了定心丸，輕輕地又磕了幾個頭，站起來走了。1947年3月26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發布特赦令。命令說：「周佛海在敵寇投降前後，維持京滬杭一帶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塗炭，對社會之安全，究屬不無貢獻。茲依約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准將該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此令。」
但免於一死的周佛海，此時已經病入膏肓。楊淑慧想讓周佛海保外就醫，遭到司法部長謝冠生斷然拒絕：「我這個司法部長是有權批准犯人保外就醫的，但周佛海這個案子太特殊，我沒有這個膽子。」後經楊淑慧再三請求，監獄方面終於同意由楊淑慧在外面僱請護理人員進來，進行24小時看護，但已經無濟於事。在經歷了後期30多天的痛苦折磨後，周佛海因心臟病伴發多種疾病，在南京老虎橋監獄病逝。
此前，還在白公館軟禁期間，周佛海就曾經替兒子周幼海擔憂，建議兒子前往美國。他對兒子說：「我已替你備好十萬美金，你到美國去讀書。我可以叫司徒雷登給你護照。」但周幼海拒絕了這個安排。周幼海已經拿定主意，堅持要走自己選擇的另一條路。1946年，解除軟禁的周幼海回到上海，經揚帆、何犖兩人介紹加入了中共地下黨，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進行策反工作。同時還負責為黨組織提供活動經費，幾年時間就把自己名下的那份家產使用殆盡。母親楊淑慧知道後，憂心忡忡地提醒兒子說：「這麼多的錢，夠你吃一輩子、用一輩子。你都花掉了，將來可怎麼辦呀？」
新政權成立後，揚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周幼海在其手下擔任社會處二室二科副科長。這時候的周幼海，有穩定的工作，衣食無憂，事業上也精神抖擻，躊躇滿志，何嘗想到過會蒙受苦難。在此期間，他甚至將分家所得的1萬美金，也全部捐獻給了組織。
楊淑慧看到兒子如此有出息，每日裡上班下班，朝氣蓬勃，充滿活力，也認為自己過去的擔心是多餘了。
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讓楊淑慧倍感光榮，為此還得意了好幾年。
1950年夏天，上海市長陳毅主持召開特別會議，考慮到要迎接中共建黨30週年，決定尋找當年在上海的「一大」會址，具體由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負責領導，因為此事屬於「社會文化管理範疇」，姚溱就安排文化局管理幹部瀋之瑜具體負責。
瀋之瑜只知道當年一大會議是在法租界召開的，可法租界範圍非常大，從何處找起？姚溱要瀋之瑜去找市公安局的揚帆局長。揚帆手下有個科長周幼海，是周佛海和楊淑慧的兒子。周幼海提供了一條線索，他父親周佛海筆頭甚勤，每日必寫日記，從不間斷。
根據這個提示，瀋之瑜在上海圖書館查到了周佛海的日記《往矣集》，果然，周佛海在日記中記錄了他當年參加中共一大的情形，其中就包括開會地點，寫明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
當年，周佛海與楊淑慧熱戀期間，曾帶楊淑慧去過李漢俊家。瀋之瑜通過揚帆，請來楊淑慧一同協助尋找。楊淑慧記性很好，她不但記得一大開會的地點，而且因為去過幾次，還幫忙佈置過會場，印象深刻。只要確定方位，一定能夠找到。
但困難在於，時過境遷，當年的面貌已經有了很大變化。最後，經過幾天的尋訪、辨認、回憶，最終在興業路看到一家掛著「恆昌福麵坊」招牌的房子，白牆上刷著個「醬」字，楊淑慧覺得這就是當年李漢俊家。又經過了反覆觀察，楊淑慧很肯定地說，中共一大會址就在這兒，不會有錯。
一大會址找到的消息，以報告形式上報北京，高層非常重視。為慎重起見，決定由當年的一大代表李達親臨上海考察。李達到現場查看後，證實確係李漢俊家，中共一大就是在這裡召開的。隨後，剷去了牆上的石灰和「醬」字招牌，按「一大」會址的本來面貌進行了恢復。
楊淑慧因為此事，立了一功，受到有關方面表揚。那幾年，楊淑慧和兒子的生活是很安定的。但到了1955年，「潘漢年、揚帆案」發生，牽連到周幼海，將其判刑10年，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隨後，楊淑慧因兒子受到株連也被逮捕，罪名是和兒子一起進行反革命活動，給前公安局長揚帆介紹了許多特務分子。這個精明能幹的女人，被突如其來的抓捕嚇蒙了，除了一連聲的否認外，竟然不知道該如何辯護。幸虧查來查去，查了一年多，除了知道她是大漢奸的老婆，周幼海的母親外，什麼也沒查出來。1957年1月，楊淑慧被釋放，出獄後，沒有人再提她發現一大會址的功勞，她獨自一人住在一個破舊的小閣樓裡。
楊淑慧不知道兒子關在哪裡，兒子和施丹萍已經離婚，單留下她一人孤獨度日，晚景淒涼，時常暗暗落淚。她從原本開朗潑辣的性格，轉向沉默寡言，完全換了個人似的。如此孤獨地生活了五年，1962年冬，她從樓梯上摔了下來，多處骨折，在痛苦煎熬中死去。她唯一的兒子，此時仍在服刑，母子最終都未能見上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