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檢查站歷史圖片（圖片來源： JOHN MACDOUGALL/AFP via Getty Images）
1948年，喬治．奧威爾把年份的最後兩位數字顛倒了一下，寫下那部預言式的小說。三十多年後，一位德國導演用鏡頭回望東柏林的故事，給電影取名《竊聽風暴》。
電影裡有句台詞，後來成了一個民族心口的刺：「我們無所不在。」
說這話的是斯塔西，全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這個機構的格言是一句拉丁語，翻譯過來帶著一股陰冷的驕傲。在那個只有1800萬人口的國家，他們建立了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秘密警察體系，正式僱員九萬一千人，每六個半公民裡，就有一個是他們的線人。
這不是簡單的監控。這是一場對信任的肢解手術。
你能藏什麼？
1984年的東德，一位叫貝雷特斯的環保主義者過著一種奇怪的日子。
他的學業無緣無故被中斷，學術努力永遠得不到回應。不能出國旅行。得不到任何晉升。沒有任何人告訴他為什麼，整個國家就像一口深井，他被無聲地按在井底。
他不知道的是，那個替他設計這一切的，不是某個遙遠的官僚，而是他身邊的人。他的熟人，他的朋友，或許還有更近的人。
多年後，當他終於獲准翻開自己的絕密檔案，那些名字一個個跳出來，像冰冷的子彈。妻子監視丈夫，學生監視教授，兒女監視父母，情人監視情人。他們都有一個統一的代號，叫「非正式合作者」。
斯塔西有一句沒有寫進格言、卻刻進骨髓的信條：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對我們的；反對我們的人，就是敵人；而敵人，將會被消滅。
在那樣的邏輯下，你要麼是朋友，要麼是敵人。可問題在於，你無法證明自己是朋友。唯一的方式，是成為那個遞出報告的人。
於是，人不再是人，而是潛在的線人。擁抱不再只是擁抱，它可能是情報的交換。枕邊囈語不再只是私密的呢喃，它可能是明天的檔案裡，記錄在案的一句「反動言論」。
電影《竊聽風暴》的主演烏爾裡希．穆埃，現實中就遭遇了這樣的背叛。那個背叛他的人，是他曾經摯愛的妻子。當秘密檔案被打開，曾經的家變成了舞臺，曾經的愛情變成了一場漫長的監控報告。
這種創傷，比任何酷刑都更持久。酷刑傷害身體，背叛卻腐蝕記憶。當一個人回憶往事時，那些溫暖的畫面裡突然多了一雙窺探的眼睛，那個你曾在燭光下對視的人，心裏想的可能是「這句話要不要匯報」。
也許，你唯一能藏的，只剩下夢。
自我審查之門
極權監控最可怕的地方，不在於它抓了多少人，而在於它讓多少人，在心裏給自己建了一座監獄。
研究科技監控的學者發現，當人們意識到自己可能被監視，一種「超級圓形監獄」效應就出現了。你不必真的被盯著，你只需要知道，盯著你的眼睛可能無處不在。於是，你開始自己審查自己。
蘇聯的出版總局成立於1922年，其章程明確規定「統一對出版物的一切形式的書報檢查」。這個機構擁有生殺大權：1925年查禁221部書籍，1926年查禁4379期國外期刊、5276部書籍和2674件印刷品郵件。到了斯大林時期，書報檢查更是變本加厲，連17—18世紀的稀有書籍都因「意識形態不合」被大量銷毀。
這種官方審查，逐漸內化為全民的自我審查。
作家不再敢真實表達思想，學者不再敢自由探索真理。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曾描述過這樣的場景：作家們在創作時，會自動過濾掉所有可能引起爭議的內容，只寫那些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文字。他們知道，哪些詞彙是禁忌，哪些觀點是危險的，哪些話題是絕對不能觸碰的。
自我審查之後，便是主動審查。這時不僅自己不說了，還幫著看看周圍人有沒有亂說。
最後，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什麼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那道邊界畫在那裡，不用任何人指出來，每個人都知道。
在東德的那些年，人們學會了一種生存方式。學者們稱之為「niche society」，意思是「縫隙社會」。公共場合，大家都戴著一張臉。真實的交談，只發生在最私密的空間，而且往往要拉上窗簾，壓低聲音，確保沒有任何電子設備。即便如此，心裏還是會有一個聲音：那個我信任的人，會不會也是線人？
這種自我審查，比任何檢查制度都高效。因為它不需要成本。它讓每一個人都成了看守，看守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而當一個社會裏每個人都在看守自己的時候，言論自由就死了。不是被絞死的，是窒息而死的。因為沒有聽眾，沒有回應，沒有真正的交流。每一句話，都可能是一份證據。
檔案袋裡的人性
1989年12月4日，柏林牆被推倒的一個月後。
東德埃爾福特市的一棟政府大樓樓頂，冒出了黑煙。那是斯塔西在銷毀檔案。火光驚動了一位路過的女醫生，她立刻意識到這意味著什麼。她衝了進去，赤手空拳，攔下了正在被銷毀的秘密。
隨後，成千上萬的市民衝進斯塔西總部。他們看到的是堆積如山的碎紙。來不及焚燒的檔案被手撕成碎片，裝滿了足足一萬六千個大麻袋。大樓裡的碎紙機，因為超負荷工作，出現了故障。
還有更多檔案來不及銷毀：三千九百萬張檔案卡片，排起來長達一百八十公里的文件。那每一張紙，都是一個秘密。每一個秘密，都關乎一個人。每一個人背後，都有另一個人的名字。
德國統一後，成立了專門機構，開始復原這些檔案。最開始，工作人員一天只能拼出十頁紙。按這個速度，全部修復需要四個世紀。後來用了電腦，用了高科技，用了六百萬歐元，但核心問題不是技術：那些被復原的秘密，該如何面對？
1991年，德國通過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檔案法》，規定民眾有權查看與自己相關的秘密警察檔案。至今，一百七十萬人提交了申請，相當於前東德人口的十分之一。
有人發現，告密者是自己的妻子。有人發現，毀掉自己一生的人，是多年的摯友。有人發現，那個在會議上拍著自己肩膀說「放心」的同事，轉頭就寫了一份報告。
這不是歷史書的頁碼，這是活生生的撕裂。許多家庭破裂，許多友誼一夜之間走到盡頭。
可也有另一種現象：人們比預想的要理性。沒有大規模的報復，沒有新的流血。那些受害者拿著檔案，看著那些名字，有的選擇了原諒，有的選擇了沉默，有的選擇了轉身離開。因為他們知道，那個遞出報告的人，可能也只是被困在同一個系統裡的人。他可能也害怕，也可能在某個深夜後悔過，也可能只是想讓自己的孩子不餓肚子。
這不是原諒罪惡，而是理解了人性的複雜。
縫隙裡的人
那麼，在這樣沒有信任的夢魘裡，人還能是人嗎？
電影《竊聽風暴》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斯塔西的警察衛斯勒上尉，奉命監聽一位作家。他戴著耳機，日日夜夜聽著那個家裡的聲音。他聽到愛情，聽到掙扎，聽到藝術，聽到靈魂。
然後他做了一個選擇。他隱瞞了關鍵信息，修改了報告，保護了那個本應被毀滅的人。
電影是虛構的，但它的力量在於，它問了一個真實的問題：當整個系統都在讓你變成機器，你還能不能選擇成為人？
衛斯勒的選擇，不是制度的勝利，是人的勝利。它證明了一件事：無論監控多麼嚴密，無論告密多麼普遍，人心裏那一塊柔軟的地方，還是有可能倖存下來。
學者分析東德的歷史時發現，儘管斯塔西無孔不入，但他們始終沒能完全穿透那個「縫隙社會」。在私人領域，在家庭內部，在真正的朋友之間，人們還是找到了說話的方式。那些外在的順從、那些儀式化的忠誠表態，其實只是殼。殼底下，靈魂還在呼吸。
這就是為什麼，當柏林牆倒塌的那一刻，那麼多人哭了。不是因為失去了國家，而是因為可以不用再演了。
被撕碎的，和被粘回的
今天的德國，那些十六萬袋碎紙還在慢慢被粘回原樣。
工作人員坐在桌前，拿著鑷子，把指甲蓋大小的紙片一片片拼起來。一張紙要花十五歐元的人力成本。但他們在做。
為什麼要做？因為那些碎片裡，藏著一個民族的記憶。也因為，只有正視那段記憶，才能真的走出來。
奧威爾在《1984》裡寫道：「在遮蔭的栗樹下，我出賣了你，你出賣了我。」這句話被刻在無數人的心裏。可也許還有另一句話值得記住：我們出賣的，不只是別人，還有我們自己的一部分。當信任死去，那個遞出報告的人，也從此無法真正信任任何人。因為他也知道，如果自己可以被收買，別人也一樣。
極權監控下的夢魘，不是集中營，不是酷刑，不是那些血淋淋的東西。而是有一天，你發現你不敢說話。你發現你看誰都像線人。你發現，連你自己，都可能在某些時刻，生出那個念頭：我要不要先匯報，以免被懷疑？
那種對人性幽暗的召喚，才是最深的地獄。
而走出地獄的第一步，是承認那些碎片的存在。然後，直面它們。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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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探究：希特勒的支持者究竟是些什麼人》，《中國評論》，2013年10月20日。-3
賀衛方，《被撕碎的罪惡之書：二十年解密東德秘密警察檔案》，《週末畫報》，2018年9月14日。-4
Steven Pfaff,"The Limits of Coercive Surveillance:Social and Penal Control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Punishment&Society,2001。-9
鄭異凡，《蘇聯的「告密文化」》，《同舟共進》，2015年第7期。-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