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官員在赴任之初，往往需要攜帶敕牒前往任所，以證明自己確係朝廷委派。（圖片來源：Tom繪製/看中國）
在沒有現代身分證、指紋識別和數字檔案的古代社會，如何確認一個人的身分，尤其是官員的真實身分，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一定範圍內的普通百姓，多依賴鄉里熟識、戶籍登記或簡單文書來證明自身，而官員則不同，他們承載著國家權力，一旦身分被冒充，可能帶來嚴重的政治與社會後果。因此，歷代王朝逐步發展出一套較為嚴密的官員身分認證體系，以確保權力運行的安全與秩序。
在這些制度中，「敕牒」與「告身」是最核心的兩類憑證。
所謂「敕牒」，是一種由皇帝或中央政府頒發的正式任命文書，是官員赴任時最重要的合法依據。從外觀上看，敕牒通常呈現為卷軸或折疊式文書，材質多為紙張，早期也可能使用絹帛。整體形制類似於古代的正式公文，篇幅較長，以便完整書寫任命內容。其文本結構較為規範，一般以「敕曰」等詔命用語開頭，隨後寫明被任命者的姓名、所授官職及職責，最後標注頒發時間，並加蓋官方印章。
新任官員在赴任之初，往往需要攜帶敕牒前往任所，以證明自己確係朝廷委派。地方官府在核驗無誤後，會將相關信息登記備案，完成任命確認程序。可以說，敕牒的核心作用在於「證明你是誰派來的」，強調的是權力的來源與合法性。
與之相比，「告身」則更偏向於一種長期使用的身分憑證。告身制度大致形成於南北朝時期，歷經隋唐發展，到宋代逐漸完善，並由專門機構統一製作。從外觀上看，告身明顯比一般公文更為講究。它常以綾或絹等絲織品為載體，質地細膩，視覺上莊重典雅，具有較強的儀式感。整體形式多為長卷或立軸式文書，書寫工整，往往由專門書手完成，並同樣加蓋官印。
在內容上，告身比敕牒更為詳盡。除官員姓名與官職外，通常還會記載籍貫等基本信息，有時也包括年齡等內容。這些信息使其在身分核驗時更具參考與印證意義。與主要用於報到的敕牒不同，告身一般由官員本人長期保存，可以在需要時隨時出示，用於證明自身身分與資歷。因此，從功能上看，告身更接近一種「隨身攜帶的官方身分檔案」，但又不同於現代身分證那樣具有高度標準化和統一格式。
除了文書憑證之外，古代還廣泛使用各種「符牌」作為輔助身分標識。其中較為典型的是唐代的「魚符」。魚符通常為成對製作，一分為二，中央與持有者各執一半，使用時需合符驗證，以防偽造。不同等級的官員，其魚符材質有所區別，體現出一定的等級秩序。魚符不僅是身分標識，在某些情況下還承擔通行或傳遞命令的功能。
進入宋代之後，符牌制度進一步發展，出現了「牙牌」「腰牌」等形式。這類牌飾多由象牙或金屬製成，上面刻有官員姓名、職務及所屬機構等信息。官員佩戴或隨身攜帶，在需要時出示，以便核驗。與文書相比，這類實物憑證更加便於日常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冒充的可能性。
其實，不同類型的憑證也各有側重：敕牒強調「來源合法」，告身強調「身分信息」，符牌則強調「即時識別」。多種手段並行，使古代官員身分認證形成了一種多重驗證的結構。這種結構雖然不具備現代科技手段的精確性，但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已經相當成熟。
當然，這套體系並非毫無漏洞。如果憑證被盜或偽造，仍有可能造成冒名頂替的情況。對此，歷代王朝也採取了一些防範措施。例如，通過多重驗證機制來降低風險：不僅查看文書，還要核對檔案記錄，甚至依賴地方官員或同僚的辨認。此外，一些符牌採用「對合」設計（如一分為二的符契），提高偽造難度。同時，法律上對偽造、盜用憑證的行為也有嚴厲懲處。
所以古代官員身分認證體系，也是一整套的制度化與經驗性的結合。一方面，朝廷通過規範文書和製作流程來確保權威性；另一方面，又依賴實際操作中的多重核驗來彌補技術不足。這種體系雖然無法完全杜絕風險，但足以支撐龐大官僚體系的運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