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文化大革命（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6年3月24日訊】我們兄弟姐妹這一代都能上學，學得好，在我們鄰方村子少見。只要能上學，六十年代都上到了頂。說文化，都算有文化了。
我們的母親不識字。
下一輩齊齊刷刷都文化高，母親是個文盲，面對她的孩子就有些自卑。說話辦事，要看孩子的臉色。商量事情，抬起眼睛看她的孩子，那目光就軟弱無力，那是要她的孩子做主的意思。
我們兄弟姐妹也就覺得自己比母親高明。凡事習慣給母親做主。那心裏的意思也明白，一個農民，知道什麼。你知道東半球西半球嗎？你知道清朝民國嗎？你知道黨中央主席是誰省委書記是誰嗎？你只知道些村裡的事，婆婆媽媽，家長裡短，瑣碎，沒意義。至親親情，我們還不至於鄙視母親，可總覺得自己比母親高明。
真正認識到母親很了不起，我花了幾十年功夫。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間，父母親都不願入社。我家是中農，還可以理解。三姑家是貧農，卻是堅決不入社。她拖了好幾年，在村裡最後一個入社。她家沒有大車牲口，一到收種，就來我家求助，父親就套車去幫她。拖了兩年，我家終於入了社。三姑再來求助，我家的大車叫驢都歸了生產隊。母親看著三姑沮喪的臉色，料定農業社長久不了。她說：俊娃（三姑的小名）沒有車馬，都知道夥著幹不成。你看還有誰願意入社？
1960年，吃食堂。定量六兩，每頓一個小窩窩頭，一碗玉米麵糊糊。我上高小，不夠吃。不夠吃就朝家裡要。母親只好自己餓著省，給我擠兌點。肚子老是空的，沒個消化的，那個叫胃的東西，整天肉磨肉，母親終於病了。
母親的病，當地叫「犯肌」，我不知道是哪幾個字，犯上病來以後，絞腸割肚一般。一天我放學，母親領了飯，就疼得炕上翻滾，止不住叫喚，漸漸地聲息小了，我不知道危險，依然在腳底吃著母親從嘴裡省出的玉米渣子。一會兒來了鄰居，見我媽在炕上氣弱聲微，老奶奶就罵我：
「這孩兒，你媽都成這了，你還自顧自吃飯！」
我媽這病也有叫絞腸痧的，幾十年後我得知了它的學名叫胃痙攣。那年月沒吃的沒喝的，胃空著，腸子空著，越空越要強力蠕動，不抽搐才怪，抽結成一個硬塊，人能疼死。
眼看著大家都挨餓，母親便埋怨日子不如過去了。倒是我這個小學生，覺悟高的很。按照老師講課說的教育母親，這都是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我們遭了災，蘇修還逼著我們還債，實在可恨。學校帶領我們回憶民國十八年大荒，光緒三年大災，我寫了順口溜描述前朝飢饉，歌頌自然災害以後新社會還能吃到六兩糧食。母親狐疑的目光看著我，啥也不說。
一天打掃壁龕，母親翻出來一張領袖像，她問我：這是誰的相片？
我一看，是1950年代流行的那種毛主席像，比後來的小一些，衣服顏色也偏藍綠。我說：毛主席像。
母親二話不說，拉下臉，刷的扯了，揉成一團，扔到髒土堆裡。
我有點害怕，也有點奇怪，毛主席不好嗎？母親為啥不敬毛主席呢？
我尊敬毛主席，是老師的教育灌輸，母親的大不敬，那可是餓得半死體會出來的。
我中學快畢業時，村裡組織宣傳隊，就是鬧家戲的村裡劇團。唱的全是當時流行的劇目。排戲了，拉上我。1965年社教，我們唱《三世仇》《苦菜花》。《三世仇》是延安時代的老劇目，財主「活剝皮」為了強佔村民王老五的一塊好地，逼得王老五家破人亡。王老五關押遭槍決，兒媳上吊，一對孫子孫女討吃要飯，孫女賣給旁人。台下看得哭的哭，抽泣的抽泣。母親沒有說什麼。回到家裡，她像是鼓足了勇氣，終於探尋地問我：
「你說，那是唱戲裡咯，那財主可就當真那麼壞？」
母親的目光對著我，她分明是遇到了一個難題，她想不出答案。她問我，我能怎麼回答？我受的教育，財主都是吃人不吐骨頭的惡魔。殘酷剝削壓迫勞動人民，自己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奢侈享樂，欺壓鄉里。都和黃世仁一樣。
母親看到的財主，和戲裡的財主當真不是一個樣子。我那個村子在涑水河河槽，土地少，沒有什麼大地主。所謂地主，也都是和長工一起下地，捨不得吃一條鮮嫩黃瓜的土財主。依靠幾輩子勤儉積攢，置地置業，恰恰趕上了土改，成了鬥爭對象。挨著我家的幾戶貧民，倒是游手好閑，二流子習氣。吃喝嫖賭踢騰完了光景，土改於是成了革命動力。我的鄰居紅眼慶和就是這樣。他家原來也有祖業，紅眼掌家以後，嗜酒吸毒，很快敗了家。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慶和依然嗜酒終身，買不起，偷賣傢俱，換一點家釀的劣質紅薯干，抿一口醋合辣椒麵。村裡人說起慶和有個順口溜：「木囊不木囊，一天喝四兩。」是說他不管事情急緩，每天小酒不能斷。
母親多會兒說起慶和，總是滿口的不屑：
「你看人家慶和，真是一輩子好過。興洋煙吃洋煙，興料面吃料面，興藥顆吃藥顆，賣了地賣了房，貧民時興了，人家又是貧民。」
母親的疑惑，是對那場革命的疑惑。
洋煙就是鴉片。料面是粉末狀的毒品，藥顆就做成藥丸了。都是毒品。吸毒嗜酒，好吃懶做，終而成為革命動力，這場革命的價值何在？
母親對民國鄉村，印象頗好。一直到後來幾十年，她不知道中共新政權的縣長縣委書記是誰，民國時期的本縣有名的鄉紳，她可是能數出不少。坡上的毒藥罐，尉莊的王萬年她知道大概，西張岳的霍張管，南莊的孫步皎，她更是熟悉，經常訴說他們的歷歷往事。可惜那時候我感興趣的是中共的書記縣長，對母親的敘說搭理不搭理的，母親非常失望。
我是在50年以後，翻閱鄉村文獻，才逐漸體會到母親對舊時光的依戀。民國時代政權不下縣，鄉村治理主要依靠鄉紳宗族秩序調節。中共的新政權，延伸到村一級，對鄉民的強制管束嚴格多了，老百姓感到了越來越多的不自由。民國時代，縣黨部宣傳部門，一個部長一個幹事。鄉公所，一個鄉長，一個鄉丁。現在的中共縣委宣傳部，估計能養100人。鄉政府，光班子就有五套。母親的嚮往不是沒有道理，哪一種鄉村治理更好，不難判斷。
母親愈到晚年，越多說起霍張管、孫步皎。這兩位鄉紳在鄰村，能看到聽到，對他們的感受就更切近。
霍張管、孫步皎是我們那一帶稍有名望的財主。霍張管在村裡地多，在猗氏城開著油坊，算是個小手工業者。孫步皎教過學，當過縣政府的小職員。中共土改鎮反時，他們先後遭到鎮壓。
母親說起他們，常是無限同情的口氣。不知道他們埋在哪裡啊，不知道他們後人過得怎樣啊。這讓我這個新政權的幹部很不中聽。總覺得，用官話說，母親的立場沒有站到黨和人民一邊來。母親的階級覺悟很低，糊塗又危險。
幾十年後，一次大哥和我說起了西張岳霍張管。大哥說：你知道霍張管咋死的？土改鬥爭他受不了，逃到國民黨把守的運城躲了起來。解放軍三打運城，城破了，各村的農會都組織進城抓捕自家村裡的逃亡人員。農會叫「識別隊」，當地人順著這個音，都叫「抓鱉隊」。西張岳人當然一眼認出了他，押解回村。鬥爭檯子支好了，他一看陣勢，就知道難逃活命。他連忙下跪求饒：只要保住一條命，家業，財產全給了你們。農會不允。農會主席帶頭呼口號：「大家說怎麼辦？」「亂棍打死！」於是農會主席一把揪住，像拎起一頭豬羊，提起扔到台下，眾人棍棒齊下，果真亂棍打死。
霍張管其實沒有什麼罪惡，就是左傾土改鬧出來的慘案。
孫步皎死了多年，幾乎沒有人提起了。去年聯繫上寧夏農業科學院的高兆寧，他是著名的昆蟲學家，80多歲了。幼年時代，他寄居在我村上小學，孫步皎當過教員，可說熟知。聊起故鄉的往事，他說，槍斃孫步皎那天，幾村村的村民都去看熱鬧。過了一陣子他去一個同伴家裡，一進門，人家土地爺壁龕裡放著一個舊碗，碗裡裝著一坨坨白肉，像綿羊尾子，白蠟蠟的，表面有血絲。一邊塌下去，像是擠壓過。他問同伴：這是啥？
玩伴告他，他家裡有一個癆病病人，要吃人腦才能好。前一陣槍斃人，槍子打開了腦袋，我就取了腦子，盛在碗裡慢慢蘸著吃。他接著笑模悠悠的說：
「你知道嗎？這就是孫步皎的腦子啊！」
任誰聽到這裡，都會五雷轟頂，毛骨悚然。在魯迅的小說裡，我們都讀過吃人血饅頭的故事。不過，那吃的畢竟是個生人。這個孫步皎，就是鄰村的熟人，這一家就這樣笑模悠悠每天蘸著他的腦子吃。慘無人道，真個叫慘無人道。
看了霍張管，看了孫步皎，母親的心情肯定不會傾向革命。這一場革命的血腥殘忍，就在她身邊上演，她不會跟著去歌頌革命。即便從人道人情出發，她也不會同意這樣處置革命對象。她對於革命風暴裡的殘害，深懷惻隱之情，由惻隱會生出對抗。
母親一直到晚年，陸陸續續說起霍張管、孫步皎，感嘆他們的身世和不幸，同情他們的悲慘下場，還不是想做一點人道主義的補救教育，無奈我們都不理睬，母親自有自思自嘆。
往後些年，母親說得多的，是我家的房產。
土改時分地分房窯，我家20多間房子，9口人，不算多。後來大哥南下，一家三口離開，兩個姐姐出嫁上學，少了五口，家裡的房子一下子顯得空蕩了。
村裡來了工作隊，會安排住在我家。隊干開會，也會佔了我家的廂房。吃食堂，有一陣子，就佔了我家的偏院。
大躍進刮起共產風，眼看著財產都要歸公。有一天，生產隊來人參觀，政治隊長帶著客人看新農村規劃，她指著我家的房子，給參觀的說：
「像這一家，以後都要拉平。」
母親終於感覺到自家的住房受到了威脅。她不明白，為什麼住得好好的，人家自己的房子，政府說一聲騰了，你就得搬出去。工作隊就給她解釋：房子是你蓋的，可是土地是公家的，全國的土地都是國家的。國家叫你搬家，你就得搬家。
大躍進以後我們沒有搬家，但是母親卻是永遠記住了這一次驚嚇。她知道了，現在和民國不同，沒有個人各家的土地。生產隊的地是公家的，住宅基地也是公家的。公家不叫你佔了，你立馬就住不成。
像這樣的土地國有，除了幾個極端的共產國家，全世界恐怕也沒有幾個國家是這個樣子。我們卻是幾十年強制地推行過來。國家無償佔用土地，撥劃權力極大。集體土地控制在幾個隊干手裡，分給誰，不給誰，盡由他們。國民的自建住房都沒有保障，這大約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土地使用制度。
母親自打知道了自家的無助和無奈，坐在門口和鄉鄰聊天的時候，一旦說到住宅基地，母親經常會說一句笑話：
「你說咱先人咋就那麼痴慫，當初蓋房子的時候，怎麼就蓋到人家的地皮上。」
這是母親對於平調房產的不滿，也是對建國以后土地制度的抗議。她一個農家婦女，只能以這種方式發出自己的牢騷，這是底層的一個微小的聲音，很微弱。可是想到那麼多人糊里糊塗隨風倒，母親能表達自己的反抗，還是很有眼光。
母親高齡，活到本世紀初去世。她沒有想到，當年她的憂慮，在嗣後幾十年愈演愈烈。大規模的土地徵用倒賣，房價高企到令人驚悚。為保衛自家的房產，爆炸自焚的事件屢見不鮮。推土機警察黑社會密切配合，一幕一幕暴力掠奪土地的慘劇日日上演。個人的私權從來沒有這樣遭漠視。一輪又一輪的盤剝，國民的膏血養肥了一批權貴。
我也漸入老境，這些年，反躬自問，縈繞不去的念頭是，當母親在疑惑、質問，反感、反抗的時候，我在做什麼？
母親不願入社的時候，我在表快板歌頌合作化。1960年餓死人，我跟著老師說這是暫時困難。對於新舊對比，國家的根本制度，我們只知道聽上面宣傳，可曾有過自己的獨立思考？可曾有過母親那樣的深切感受並堅持自己的記憶感受？對於以國家的名義大規模的侵犯私權，我們還不是跟著謳歌強權集中力量辦大事，不在乎一家一戶的得失麼？
這就讓人迷惑了，為什麼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人，對世事的判斷不如一個大字不識的農婦？
是所謂的理性害了我們。
母親沒有念過書，她只認自己的感受經見。幾十年的切膚之痛，她不會改變自己的定見。我們自認為見識廣，讀書多，知道得多。在感受之上，總高懸著一個理想。縱使自己受難，總還認為是為了大眾。縱使千百萬人受苦受難，總會解釋為為了明天的理想。為了那個烏托邦，我們在腦子裡化解勾銷了國家民族的奇災大難。無論正確錯誤，我們都做正面理解，總有一種道理能說服我們。我們就這樣被洗了腦。這樣一來，個人家庭痛苦是微不足道的，民族的苦難可以理解為為了一個更美好的目標。那個高懸的共產主義我們還沒有見到，倒是沿著偉人指定的道路上闊步前進，我們搶先下到了地獄。
經常有這種情況，簡單的事實感受比複雜的理論推想不知高明多少倍。
在解放戰爭末期，毛澤東就曾經運用過這種推理判斷，他說，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對中國戰事的認識，還不如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1949年中共新政權建立後，毛澤東多次論說過知識份子沒有知識，倒是工人農民常有正確的判斷。此時，他怎麼沒有看到，除了他的批發真理的理論班子，千千萬萬個農夫農婦正在抗議他的社會主義。他不願意看到罷了。
看到現在的幾個大學教授，搬出一套一套理論，論述餓死3000萬怎樣是前進的代價啊，文革大劫難怎樣是民族的學費呀，我就想到，他們對於世事的判斷，簡直不如一個農婦。
想起我這幾十年的精神迷茫，荒唐行走，我就想到，若論政治覺悟，我不如不識字的母親。
幾十年的光陰過去，越來越感到母親很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