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張國燾以延安邊區政府主席的身分，憤而公開退黨，他「創建中共，反對中共」的特殊歷程，足以引起人們的興趣與深思。（圖片來源：背景：Adobe Stock 張國燾：翻拍自《我的回憶》）
百年紅禍亂中原
騙鬥滅控放腥膻
乾坤顛倒萬姓苦
退黨救國是明賢
中共建黨百年之際，有一個人不得不提，他就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張國燾。張國燾在中共黨內資歷極深，他是中共及紅軍的創立人之一，八一南昌暴動主要發起人之一，曾任中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毛澤東任主席）、中共紅軍總政治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等要職。1936年，當紅軍遭國軍第五次圍剿西逃後，他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實力遠在中央紅軍之上，是最具資格與毛澤東爭奪領導權的人。1938年，張國燾以延安邊區政府主席的身分，憤而公開退黨，他「創建中共，反對中共」的特殊歷程，足以引起人們的興趣與深思。他所經歷與見證的歷史，又有哪些是中共百般篡改，萬番遮掩，至今仍不敢以真相示人的呢？
北大學子愛國狂熱
五四登上歷史舞臺
張國燾（1897年11月26日～1979年12月3日），字愷蔭，又名特立，江西萍鄉人，家族世代書香。張國燾的出生及成長處於滿清後期到民國初期，彼時，中華古國正遭受著痛苦的外來衝擊，經歷著巨大的內在變革，整個社會處在一個十字路口，許多知識分子和仁人志士，懷著救國救民的滿腔熱忱登上歷史舞臺，張國燾就是其中一員。
張國燾。（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1916年，張國燾投考北京大學，此時的北大，著名人物匯聚一堂。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想將古老的北大變成現代最高學術機構，他聘請了許多新教授，如提倡新文化的陳獨秀、胡適，文學家錢玄同、魯迅、沈尹默、沈兼士，社會主義者李大釗，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李石曾，國民黨要人高君武、王寵惠等，在此講授新文化、新思潮。
新思潮吸引了一大批學生，在不算寬敞的北大圖書館内，常常擠滿了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傾者，少數的社會主義書刊往往被借閱一空。新思潮的氾濫，引發了兩代人的思想衝撞。張國燾回憶說：「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到處氾濫，也侵入到我的家庭。我到北京以後，每星期都將我閱讀過的報刊和少數新書郵寄給我的父親。後來我所寄去的書刊就多是《新青年》這類的東西，其中甚至有無政府主義者的刊物。我還常寫信向我父親鼓吹新思潮。父親保持了約一年的沉默，來信中絕不表示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後來他終於開腔了，信中長篇大論的反對新思潮，尤其譏諷白話文，並主張保存國粹。」
張國燾在北大。（圖片來源：翻拍自《我的回憶》）
父親的反對，未能及時制止兒子。這位北大學生，與許多有志青年一樣，愛國狂熱，一心企望中國富强，但是思想急進，他們對現實極度失望，一方面感到報國無門，認為現實世界無藥可救，一方面又對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認為只有自己找到了救國的機關，同時對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熱情。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反對中庸之道，急於走捷徑，有人主張引進洋文化，有人主張無政府主義，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總之主張砸爛原有的一切。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就是這種絕望與急進的表現。
北大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張國燾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張國燾有演講天賦，在五四運動中被推選為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成為學生運動的重要領導人。
五四遊行被拘留之北京高師學生7日保釋返校。（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兩見國父親蒙教誨
執迷不悟怎堪痛悔
1920年初，張國燾赴上海，在全國各界聯合會代表會議上陳述北京政府壓迫學生、禁止抵制日貨的情形，請求各界一致抗爭時，有幸在孫中山先生寓所兩蒙國父教誨。
孫中山。（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孫先生在得知張國燾喜歡研究馬克思主義後，便告訴他，社會主義的派別很多，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其中一派。孫先生指著一個擺滿了英文書籍的書架對張國燾說：「我這些書都是講社會主義的，你都可拿去看。」孫先生進而講，自己在歐洲時，與社會主義各派領袖都有接觸，各派的理論也都研究過，他參酌了各派理論，取其精華，並顧及中國的實際情形，才創立了三民主義。孫先生還講，他素來主張宣傳與軍事並重，不過事實上宣傳工作做得不夠，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眾瞭解他的主義和主張。他要求張國燾和青年學生們，信仰他的三民主義，與他一致合作，共策進行。
遺憾的是，張國燾當時未能學習三民主義，也沒有就各主義學説做更深入的瞭解。當時，在一部分青年眼中，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值得尊敬，但孫先生在中國近代政局中頗為失意，列強對他的態度一直不友善。1918年底歐戰結束後，他草擬實業計畫，提出聘請西方技術人員並利用列強力量來開發中國富源的主張，遭受到列強冷視。華盛頓會議時，列強也未接納他單獨派遣代表的建議。太多人不知道，其實中國已經有了可以救國的三民主義，如果大家一心一德，努力促成革命成功，中國不僅早已能夠實現民主富强，更不至慘遭紅魔蹂躪直達百年。多年後，不知張國燾對蔣公痛陳「兄弟在外糊塗多年」時，對自己當年的執迷不悟，是怎樣一番痛悔。
三書生建黨釀大錯
一人慘死二人脫黨
李大釗。（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早在面見孫中山先生及五四運動前的1918年底，張國燾已經與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來往日漸密切。兩人在新文化運動和社會改革運動中意氣相投，後來便經常談論馬克思主義，並熱衷於推進介紹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不過，年輕的張國燾當時只是學生，對共產主義運動的熱情仍是偏於興趣的空洞想法。李大釗也以為，他本人和陳獨秀等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都遠遠不夠，對俄國革命的情況也沒有實際的瞭解。對於建黨及與共產國際聯繫，兩人還都沒有那樣的打算和決心。
陳獨秀。（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五四運動後，在國難和混亂中，陳獨秀的思想更加急進了，此時，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馬列思想迎合了這種焦躁的情緒與救國救民的急切願望，他已與共產國際有所接觸。1920年7月，張國燾帶著李大釗先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意向到上海訪問陳獨秀。陳獨秀告訴張國燾，現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眼下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雖倍感突然，但李大釗與張國燾後來都表示願意支持陳獨秀的行動。於是他們把一個完全陌生的異國思想，引入了中華。
1921年夏，張國燾參與籌備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並被推為大會主席，旋由大會選為3位中央委員之一，另兩位中央委員為陳獨秀和李達。中共誕生，厄運即來。李大釗後來因與蘇聯通謀罪，被處絞刑。充當了中共產婦的陳獨秀與張國燾後來都抛棄了這個怪胎，但卻被他們曾經的同志和中共的徒子徒孫們罵作共產主義的罪人與大叛徒。
首次赴俄陷入迷惘
華僑怒斥蘇共罪惡
1921年底，作為中共代表，張國燾去伊爾庫次克參加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伊爾庫次克當時極度貧困，當地人民及華僑多數不滿意蘇俄政府，因為蘇共在奪取政權中，手段殘暴，以打劫的方式將農民的糧食完全沒收，以致天怒人怨，民窮財盡。待到蘇共宣布新經濟政策時，人民極不信任，商店仍舊關門，農民不肯多種糧食，人與人之間多以物易物。
參加會議的代表問當地華僑：「俄國人為甚麼對政府這樣的不信任？」華僑答覆說：「這種政府，如何能信任呢？過去已經將人民的財產沒收了，糧食搶去了，將來還不是一樣的要沒收，要搶去嗎？政府發行了這樣多的紙幣，一天天跌價，不是欺騙老百姓麼？這個政府，除了會殺人外，還能做些甚麼呢？！」
這次赴蘇考察，代表團無法對蘇俄的情況作廣泛深入的瞭解，因整個共產國際中的人，找不出一個漢語專家。這些代表們，像一群半聾半啞的學生，由招待人員帶著到各處去參觀。張國燾回憶說：「與其說是我們到各處去參觀，倒不如說是讓各處的俄國人參觀我們。我們似乎已成為最新鮮而富有鼓勵性的活動宣傳模型，因為這一批形形色色的代表出現在莫斯科的公眾之前，可以象徵共產國際在遠東的活動已經有了成績，而它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張國燾在莫斯科。（圖片來源：翻拍自《我的回憶》）
兩個月的考察中，張國燾和其他代表不由思索：這樣落後的俄國，這樣荒涼的西伯利亞，如何能建設社會主義？所謂軍事共產主義，與中國土匪的打家劫舍有何分別？中俄國情相差甚遠，俄國革命的經驗可以做中國革命的借鑑嗎？代表們發現，俄國革命類似法國革命，過於依賴暴力，與中國歷史上拯民於水火，行仁政、布王道的革命思想相去甚遠。中國革命觀在於革命後與民更始，減糧免稅，休養生息，以奠太平始基。而蘇共革命的階級鬥爭觀念，卻是無止境的鬥爭、批判，一場鬥爭未了，另一場鬥爭復又繼起。蘇共的革命方式使中國代表們反感，認為此種革命破壞範圍既廣且深，禍患無盡。
這些代表回到中國後，多公開發表了反對蘇共革命方式的看法。張國燾回國後，也從未發表過考察蘇俄的講演或文章，原因在於，他找不到為俄國革命辯護的強有力的理由，盤桓在他心中的那些問題，使他陷入迷惘之中。
中共初顯魔鬼本性
共產國際指示附體
中共初建，即顯罪惡。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即形成了各地區（如上海、北京、廣州等地）的青年團領導機構，定名為幹事會。1922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幹事會發動北京學生組織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對抗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後來，這個同盟又擴大為反宗教大同盟，打擊人們對正神的信仰。
1922年8月，馬林、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張太雷、高尚德7人在西湖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專門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馬林代表共產國際宣布共產黨員必須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理由與指示是：
第一、中國在很長時期內，只能有一個民主和民族的革命，決不能有社會主義革命，現在無產階級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還很小。第二、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是中國現在一個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黨，不能說它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各階層革命分子的聯盟。第三、孫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決不會與中共建立一個平行的聯合戰線。第四、中共必須學習西歐工會運動中，共產國際所推行的各國共產黨員加入社會民主黨工會的聯合戰線的經驗，中共須尊重共產國際的意向。第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要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人群眾，並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等等。
馬林（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共產國際的主張與中共領導人的意見發生了很大分歧，在當時懵懂的中共領導人看來，如果國民黨可以進行民族和民主革命，何必還再有共產黨呢？不單陳獨秀始終反對這個政策，張國燾也多次表示，不贊成中共加入國民黨。1923年初，張國燾領導的二七罷工失敗，馬林不失時機的強調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必要性，並譏笑張國燾說，現在一小撮的中共黨員只不過是一些熱情而好心腸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而已。
迷信蘇共奉若神明
不曾料想請來邪靈
中共建立之初，張國燾和他的同志多數是初出茅廬的書生，腦海中總有些烏托邦思想和無政府觀點。他們瞧不起現實政治，認為政治充滿罪惡，也不喜歡紀律、訓練、嚴密組織、思想一致這類東西。當張國燾初次在中共上海區全體黨員會議報告莫斯科之行和國共合作建立聯合戰線等問題時，黨員們的臉上都表露出驚奇的神色。
當時的中共中央，對中國革命認識不夠，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張，更不能影響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的決定。張國燾說：「我們總以為自己不過是一些學生，對於自己的見解，不敢自信，而認為共產國際的指示必然深謀遠慮。因此，也就犧牲自己的主張，來遷就共產國際的指示。甚至，對於共產國際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無不言聽計從。這種情形，簡直已經到了迷信共產國際的程度，這就是事態的真相。」這些中共建黨人當時有沒有想到，他們從俄國請來的這個「神靈」竟是一個邪靈。
破壞北伐阻礙統一
南京清黨武漢分共
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如果只是中共單方面的決定，還是不能實現的。當時孫中山先生和中華民國的處境十分險惡，不僅是列強樂見一個分裂的中國，陳炯明的叛變，一些著名國民黨人的背離，使孫先生一時似乎失掉了一切。此時，蘇俄表示出的友好態度，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表示完全支持孫先生革命的聲明，足以壯其聲勢。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與越飛商談中俄兩黨合作問題後，發表《孫文越飛宣言》。共產黨在宣傳中，總是欺騙人們這標志著「聯俄容共」政策的開始，但其不敢告人的是，宣言開宗明義，首條即稱，「共產主義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強調兩黨的合作是要努力促成民國的統一。也即是說，共產黨若違反了這一點，即是撕毀宣言，自行毀滅「聯俄容共」政策。
阿道夫･阿布拉莫維奇･越飛（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張國燾被選為中國國民黨北京市黨部代表前往出席，並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孫中山手書國民黨一大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名單。（圖片來源：翻拍自《孫中山全集》）
中共加入國民黨後，即按共產國際指示，把持國民黨黨務，破壞民族革命，破壞中華民國統一。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仙逝後，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憑藉兩次東征勝利奠定了統一全國的基石。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蔣介石提出北伐統一全國，遭到全體蘇俄顧問和共黨分子的反對。1926年7月，蔣總司令頒發北伐軍動員令，10月克服武昌，11月克復南昌，聲勢之盛，進展迅速，使莫斯科為之震驚。斯大林於同月制定了《中國問題解決案》，把北伐進展與全國響應謊稱為「民族解放運動與農民革命合而為一」，企圖趁著國民革命軍的進展，利用國民政府機關，糾合城市和鄕村的地痞流氓，武裝刧持操縱工會和農民協會，分化國民黨，擴大控制國民革命軍，建立中共政權。
武漢國民政府。（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1927年2月13日，蘇俄顧問鮑羅廷引誘部分黨政左傾人物在武漢建立汪精衛政權，拉開「反蔣」聲勢，由共黨分子分任農政、勞工部長，武漢總工會、各地農民協會皆擁有武裝，工商業全部陷入癱瘓狀態，現金集中、糧食集中使兩湖陷入赤色恐怖，江西、浙江之北伐軍更被扣發餉械，中共企圖把東南的國民革命軍置於絕境。1927年3月，在北伐軍攻克上海和南京時，中共策劃攻擊外國領事館、教堂、商社的「南京事件」。4月12日，蔣介石決心清黨。6月，共產國際的電令到達武漢，指示中共將中國引向共產，汪精衛政權終於認識到被共產黨所利用，於7月15日分共，國共第一次合作終於破裂。
1927年，鮑羅庭在武漢演講。（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南昌暴動手足相殘
慘淡收局敗亡蘇聯
1927年7月中旬，鮑羅庭、陳獨秀等人幾乎同時離開了工作崗位。作為中共中央領導人，張國燾召集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等開會決定：各級組織緊急疏散，加速轉入地下；中央政治局暫時移到左傾的第四軍防地武昌辦公；發動南昌暴動，請求蘇俄軍事顧問們的協助，申請一筆大數目的款項，以及獲得蘇俄方面軍火和物質的支援；周恩來趕往南昌，組織前敵委員會，張國燾留守中共中央，等待莫斯科的指示。
7月下旬，有「赤都」之稱的武漢政府即將落幕，張國燾隨大批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人物陸續離開，紛紛轉赴南昌。這時莫斯科的指示傳來，斯大林決定阻止南昌暴動，但後來南昌暴動沒有被阻止住，終於還是爆發了。
南昌暴動。（網絡圖片）
參加暴動的軍事將領有朱德、葉挺、賀龍。朱德在朱培德的第三軍中潛伏，任南昌公安局長；賀龍在北伐中投靠革命，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此時乃受共黨煽動；葉挺乃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本人亦是共黨，其部隊中之幹部，亦多為共黨分子，此時接到共黨的命令，開到南昌。朱德糾合這兩支軍隊，乘第三軍和第九軍分防各地，南昌守軍兵力薄弱之時，釀成7月31日暴動。當夜，匪軍劫掠中央銀行，搜刮商店，拘捕國民黨員。
中共暴動不僅拐走了部分國民革命軍，其謊言煽動更帶來了手足相殘的禍事。如葉挺的第十一軍與錢大鈞師在會昌城下進行了一場殘酷的肉搏戰，雙方作戰的中下級幹部，多是黃埔同學，或是同隊同班，或是同營同連，他們彼此之間有許多甚至是兒時的夥伴，在肉搏戰中，他們彼此叫著小名或渾名對罵。國軍罵說：「中共為甚麼要造反？」共產黨罵：「你們為甚麼要做反革命的走狗？」雙方一面廝殺，一面又忍不住暗掉眼淚。
八一南昌暴動後來慘淡失敗，叛軍被沿途截擊，賀龍部全被繳械，葉挺部的少數殘部逃到海陸豐，與農民隊伍合流，朱德帶領殘餘約800人，於1928年4月逃到井岡山，與毛澤東策動的湘贛邊界「秋收暴動」殘餘農民軍會合。張國燾、周恩來、譚平山、郭沫若等人先後逃向香港、上海。自此，中共走上了蘇維埃運動時期。1928年年中，張國燾到達莫斯科，在此逗留了兩年半。
再赴蘇俄親見整肅
屠殺異己氣氛恐怖
再赴莫斯科，張國燾親見了共產黨黨内整肅的恐怖，他看見斯達林大屠殺異己，一群逢迎權勢的鷹犬，任意胡作非為，共產國際中曾顯赫一時的人物，多數被視為亂叫的討厭烏鴉，不知下落了。
張國燾由最初不滿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某些作為，漸漸發展到厭惡斯大林的整個領導，討厭共產國際，他看到所謂理想和道義早被淹沒了，他嘆息共產國際變質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張國燾是中共裡唯一領得列寧勳章的人，彼時佩帶列寧勳章，不僅是黨内的莫大光榮，而且在蘇聯境內，憑此勳章，衣食住行，都免費優待，為表内心的背離，張國燾把勳章悄悄丟掉，這是他厭惡共產黨的開端。
列寧和斯大林。（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在恐怖環境中，為避免被扣上托派帽子，做外國鬼，張國燾態度謹慎，以一個士兵自居，表示一切決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去奮鬥。1931年初，共產國際才派其回國。
未能預見中共邪惡
日本偵探行徑怪異
當時已萌反共意念的張國燾沒能預見到中共即將沿蘇共的軌道，發展得更加恐怖。他那時以為中共和共產國際是不同的：「我素來將中共和共產國際分別看待，我對中共有難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我親生的兒子，我一直全心全意愛護它。最初我覺得這小孩子發育得很好，後來經過數不清的變故，我的期望減少了，有點覺得這孩子不太長進。我和任何父親的心情一樣，孩子雖不爭氣，但仍然是自己的兒子。」
由蘇聯返國的途中，張國燾起初一路順利，直到在由哈爾濱經大連的一艘日本輪船上，遇到一個日本偵探。這個日本偵探糾纏了張國燾兩個鐘頭，似是知道不少他的旅行經過，尤其是對於他在國際列車上坐頭等艙，在此艘輪船上坐統艙表示奇怪。他拿著張國燾的護照，詳細檢視，對護照的真實性有所懷疑。但最後，他告訴張國燾，在大連和日本船上是安全的，但等到在上海上岸時，要得特別留心。這個日本偵探的種種表示，讓張國燾心神不安，也觸發了他的回憶和感慨：
「我想起以往瞿秋白、周恩來等路經大連時，都曾被日本偵探指出他們的真姓名，但結果並未引起麻煩而獲釋放了。我設想那偵探很可能也知道我的真姓名，只是在船艙中，眾目睽睽，不便多說罷了。日本侵略者的作法，一向是樂於看見中國各派互相殘殺。在他們看來，該殺的中共和那不肯就範的蔣介石，彼此廝殺得更為熱鬧點，該是多有趣呀。……可嘆那些勇於內爭的中國人，對於外侮之來，覺察得未免過於遲鈍。」
進入蘇區分裂國土
綁票處決與魔共舞
蔣介石北伐統一全國後，國民黨黨內的幾次戰爭，給了中共發展蘇維埃運動的機會。中共當時喊出了「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新口號，這新名詞似是迷藥，擋住了「割地自雄」、「反動割據」和「分裂國土」這方面的指責。1930年初，大小蘇維埃區增至19個，1930年5月間，紅軍增至13個軍，6萬餘人，槍枝約為人數的一半。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區域圖（網絡圖片）
1931年3月，張國燾進入鄂豫皖蘇區，任中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的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後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從此開始了5年的蘇維埃運動游擊生涯。這些大小蘇區之間建立了交通網，彼此之間的聯絡，由周恩來的手下，主持中共中央的特務部的顧順章實際主管。張國燾進入鄂豫皖蘇區前，先住進顧順章家，由顧順章聯絡安排。前往顧家途中，張國燾聽到同車旅客說，李家集街上的買賣不如以前好做了，共匪常在附近騷擾，被綁架去的人不少，某商店的老闆某某，就是前幾天被綁去的。聽了這些話，張國燾瞭解到中共游擊隊很活躍，但感到綁票行為，不但失人心，而且是土匪作風。
不久，顧順章被捕，因顧順章願與國民政府合作，周恩來親自帶特務將顧家滅門。期間另有一案，也使張國燾對周恩來主持的特務毒手大吃一驚。周恩來告訴張國燾，黃埔第一期學生黃警魂，是周的好友，一直在周領導的軍事部擔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黨內鬥爭的打擊，向蔣校長表示要棄暗投明，立功贖罪。周恩來說服無效之後，把他當作叛徒處決了。張國燾向周恩來說，中共紀律的最高制裁是開除黨籍，決不可像蘇共那樣動輒採取非常手段。但後來，周恩來特務的毒辣伎倆，還是腥風血雨般的發展下去。
張國燾回憶說，在鄂豫皖蘇區，紅軍和蘇區農民靠到白區去打土豪來解決糧食困難。每當紅軍向白區行動的時候，農民都踴躍參加，挑回來的穀子，按成分配，農民通常分一半，另一半交蘇維埃作為公用。紅軍和蘇區農民到了白區之後，哪能分辨誰是土豪，都是見糧食就打，糟蹋糧食的事難以避免。逐漸四周已無土豪可打，要到很遠的白區才能取得糧食。此外，紅軍的制度極不完善，土匪傾向相當顯著，調戲婦女的事也常有發生。
策應紅軍逃往西北
蘇共提出抗日口號
這個時期，張國燾統率紅四方面軍實力日漸膨脹。1932年，國軍對鄂豫皖蘇區進行了4次圍剿，這是蔣介石前後5次大規模圍剿中的第四次，第一、二、三、五次是以江西蘇區為主要圍剿目標。紅四軍不能在鄂豫皖蘇區立足，經鄂北、豫西、陝南，逃往川北，張國燾所到之地，中共黨政軍各地組織均歸其領導，後來在四川北部建立起川北蘇區。
蔣介石委員長親自兼任剿匪軍總司令。（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在國軍圍剿下，紅四軍先後接應各地逃竄紅軍，到達西北地區。1935年，張國燾所統率的紅四方面軍，與毛澤東所統率的紅一方面軍在川西懋功會合。此時，江西蘇區不但被剿滅，紅一方面軍在逃亡過程中，由行前的9萬人減至1萬人。其中，林彪的第一軍團剩3500人，彭德懷的第三軍團剩3000人，董振堂的第五軍團不到2000人，羅炳輝的第十二軍只剩幾百人。朱德感慨的對張國燾說，要不是有四方面軍的策應，這次真是走到絕路了：「現在一方面軍是不能打仗了，它過去曾是一個巨人，現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頭。」
紅軍在國軍圍剿下，從各蘇區西逃。（圖片來源：Guimard/wiki/CC BY-SA 3.0）
在懋功會合後，毛澤東、張國燾、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6個政治局委員及參謀長劉伯承，舉行軍事會議。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畫，並說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紅軍靠近外蒙古，以便策應。這次會議所提計畫，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更沒有提到「北上抗日」，因為他們當時在被隔離的情況下，對抗日一事非常茫然。
毛澤東（左二）、張國燾（右一）在川北草地。（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恰在此時，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上，斯大林放棄了「中國蘇維埃運動」路線，使出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招數，試圖以中國牽制日本，不使蘇俄受日、德兩面威脅。1935年8月1日，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了《八一宣言》，主張停止内戰，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在共產國際的支招下，紅軍喊出「北上抗日」的口號，迷惑沿途駐軍不要進行阻截，後來陸續抵達陝北。
西安事變目擊證人
聯張反蔣倒轉乾坤
1936年初，共產國際派林育英從莫斯科回到陝北，帶回的指示是，中共的主要口號不再是「打倒蔣介石」、提倡「蘇維埃」和「土地革命」等，甚至也不是「反蔣抗日」，而是「聯蔣抗日」、「抗日聯合政府」和「一切為了抗日」。
張國燾與毛澤東在延安。（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但陝北的共產黨所找的對象，不是蔣介石，而是張學良。中共在聯絡張學良的過程中，從張學良那裡瞭解了許多反日情況，特別是東北軍的反日情緒。當時有少數美國記者到訪陝北，才使中共對國際同情中國抗日的情況略知一二。
由此，莫斯科指示的「聯蔣抗日」政策，一時變成了「聯張反蔣抗日」政策。陝北與張學良的關係日益密切，張學良並不重視紅軍的力量，他重視的是中共能拉攏他與蘇聯的關係，以期獲得蘇聯的實際援助，代蔣成為中國的領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莫斯科給中共的回電於13日晚到達。這份長電的內容分為三段：第一段，將西安事變嫁禍於日本，說張學良的左右和部隊裡，暗藏著日本間諜，利用張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蘇聯若聽任其發展下去，中國將出現長期內戰，抗日力量完全喪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蘇聯不會為這種陰謀所利用，更不會給予張學良任何支援。第二段，指出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介石是能夠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作友善的商談，並自動將其釋放。
可以說，西安事變之事發，非國民政府與莫斯科所料；西安事變之結果，非中共所料。可嘆此次事變，使國民政府8年剿匪之功，即將於一個月內可竟全力者，毀於一旦。而中共竟因之而坐大，乾坤竟因之而顛倒。
西安事變叛亂前，張學良、楊虎城與蔣介石。（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西路軍覆滅被打倒
支持抗日再遭鬥爭
西路軍（網絡圖片）
就在西安事變前後，1936年10月，由紅四方面軍主力組成的西路軍，遵照中共中央決議，西渡黃河作戰，意圖占領甘肅和寧夏，但後來共中央的指示飄忽不定，屢屢變更，西路軍進退失據，5個月後，全軍近乎覆滅。西路軍的失敗，使張國燾這個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大受打擊，中共黨內藉機展開了鬥爭、打倒張國燾的運動。
1937年12月延安。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西安事變後，紅軍改稱八路軍，但其內部體系一仍舊貫，中共不容其有任何變更，尤其嚴防國民黨滲透到紅軍裡來。此外，中共所發展起來的抗日游擊根據地，一切都需根據延安的指示處理，自成體系。在國民黨區域內的中共組織，仍保持地下組織的特性，並展開對國民黨的政治批評。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當時的有識之士，對抗日前途當時都不敢過分樂觀。中共趁機大聲疾呼，抗日不分黨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然而中共在8月舉行的洛川會議上，對内部攤牌。
中共中央書記張聞天指出，中共的任務既要與日本侵略勢力作戰，又要反對反動的南京統治。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他主張八路軍應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張國燾憤而反駁，中共一向都為左傾空談所誤，國難當頭，如果還不老老實實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為民族的罪人。張國燾的發言，導致會議不得不休會。於是洛川會議後，反對張國燾的鬥爭又重新掀起。
1937年12月延安。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凱豐、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康生。（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1938年3月，蘇共早期的領導人布哈林等，遭斯大林殺害。張國燾感到自己的處境已如布哈林，他此時已看清，延安和莫斯科一樣的黑暗。他感到自己既不能領導中共向正途發展，也無力挽狂瀾於既倒，更再不願與殘忍陰謀者為伍，遂決定脫離中共。
祭拜黃帝逃離黑暗
中共堵截有驚無險
1938年4月4日，國民政府在黃帝陵舉行盛大的祭禮，祭拜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國民政府特派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作主祭，張國燾以邊區政府主席的身分參加陪祭。於是，張國燾選擇這個時機，與中共決裂。
黃帝陵（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在祭祀時，張國燾或許真誠的懺悔了往昔的過錯，因此，在漢口時，周恩來、王明、秦邦憲雖對張國燾的脫黨行動加以阻難，周恩來也一度利用特務機構將張國燾控制在中共武漢辦事處，但最後，張國燾仍然順利脫離中共。兩個月後，其夫人楊子烈也帶著孩子出走延安，家人團聚。
張國燾敬告國人書
痛陳中共禍國殃民
1938年5月20日，張國燾以中共第三號人物的身分（一、二號人物為毛澤東、張聞天），邊區政府主席的職位在武漢公開退出中國共產黨，轟動一時，並發表〈張國燾敬告國人書〉，聲明中指出：
「自民國十六年以來，中共更提出蘇維埃政權口號，採取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暴動政策，爭取所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十年以來，現已證明，所謂蘇維埃口號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就共產黨本身組織言它久已退出產業區域，走向偏遠地帶，失其應有之群眾基礎，它已起了質的變化，已經不是甚麼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斷的在進行軍事陰謀與暴動，以從事持久的阻撓內求統一與外抗強敵的鬥爭。」
「中國國民黨實繼承中國革命史上之優良傳統，它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創立中華民國，北伐後逐漸完成統一中國的任務，迄今尚擔負著神聖抗戰建國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戰而論，舉國上下，一致奮起，為中國歷史上所僅見，將士犧牲者為數在五十萬人以上，尤復再接再厲。此諸明顯事實，無論何人，均不得不承認此為蔣先生領導成功之明證，國民黨革命精神發揚之實例。尤有進者，蔣先生為舉國一致所公認之最高領袖，當此國本飄搖，千鈞一髮之際，挺身肩負此民族興亡之重責，忠誠謀國，中外同欽；凡我國人均不應藉口某些枝節問題，吹毛求疵，別謀發展，以快私圖。所以那些認為國民黨具有兩面性，在目前抗戰是革命的，抗戰勝利後是不革命的謬誤觀點，不僅否認由抗戰勝利而展開之革命光輝，而且對於正在進展中的抗戰建國之偉大工作，亦必然予以嚴重損害，此則可以斷言者！」
1948年，張國燾在上海創辦《創進》週刊，《創進》週刊指出，中共是造成全國危機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發表文章說：共黨「為了奪取政權」「毫無道德倫理和國家存亡的顧忌」，「更不惜以百姓為芻狗」，「二十年來的悠長歲月之中，共黨浸沉於殘殺破壞擾亂之中」，「中國共產黨無論標尚何種理想目的，他們改採取的手段則是有害而可怕的。」「假定共黨『武裝革命』成功，繼軍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種獨裁政治無疑。」
患難夫妻終生相伴
兒孫滿堂珍惜自由
1948年底因政治環境變化，張國燾舉家遷到臺北市，1949年冬移居香港。1949年至1952年，張國燾任《中國之聲》雜誌社長；1966年開始撰寫回憶錄——《我的回憶》，計100餘萬言，並譯有英文發行本。1968年，香港發生共產黨暴亂，張國燾舉家遷往加拿大。
張國燾晚年與妻子兒孫。（圖片來源：翻拍自《我的回憶》）
與共產黨領導頻繁換妻不同，張國燾與其夫人楊子烈1924年結婚後，兩人患難相伴，直到終老。他們的3個兒子均習科學，分別獲得博士、碩士學位，並都成家立業。張國燾有孫輩8人，可謂兒孫滿堂。夫婦二人晚年身在海外，隔岸看到神州沉淪，百姓遭中共荼毒，昔日同志紛紛遭鬥，慘為中共的刀下鬼，倍加感慨，也深感自由不易。
位於加拿大的張國燾墓。（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中共邪黨何時倒臺？
退黨救國指日可待
在共產主義鐵幕下，張國燾被中共宣傳刻意扭曲，其回憶錄，在大陸被列為禁書，不敢讓人們看到、接觸到。張國燾的回憶錄，以親歷人的身分，中共最高層的角度，講述了真實而寶貴的歷史真相，對揭露中共編造的僞歷史有著特殊意義。
晚年張國燾。（圖片來源：翻拍自《我的回憶》）
人們總是問，中共何時倒臺？張國燾建黨誤國、退黨救國、反共救國的特殊歷程，其實是一個人思想覺悟，迷途知返，最終踏上正途的歷程。希望張國燾的經歷，能激發每位同胞的思考，如果我們每個人最終都能有這種覺悟，都能認清中共，退出中共，那退黨救國這條路上，聲勢將越來越大，中共的倒臺不就指日可待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