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這「最危險的遺產」，究竟是為政權續命的「強心劑」，還是召喚出一場名為「群眾運動」的反噬風暴？（圖片來源：李齊繪製/看中國）
按：歲在丙午、丁未，古語謂之「赤馬紅羊劫」。在傳統干支紀年的玄學與歷史輪迴中，這兩年常與政權動盪、社會巨變相關聯，彷彿隱約預示著某種不可名狀的危機週期。隨著2026年與2027年的輪轉，這種關於劫數的讖語在時代暗湧中再次帶來警示。隨著經濟增長的放緩與社會矛盾的激化，那套所謂的「井岡山精神」，正伴隨著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回潮，被官方重塑為應對危機的「救命稻草」。然而，當權者試圖通過召喚「暴力革命」的陰魂來固守秩序、平息民怨時，卻似乎遺忘了這套暴力邏輯的核心：那曾經以「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紅色基因，其本質始終是對現有秩序的顛覆。在經濟焦慮加劇、官民隔閡加深的當下，重拾這「最危險的遺產」，究竟是為政權續命的「強心劑」，還是可能會召喚出名為「群眾運動」的反噬風暴？2026年，「赤馬紅羊」的預言與激進的意識形態回潮重逢，當代中國或許正站在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
「井岡山精神」捲土重來？
前些年大陸官方媒體的輿論取向，似乎要讓「毛澤東主義在中國捲土重來」，而「井岡山精神」又是「毛澤東主義」的重中之重。《華爾街日報》日前評論說，隨著經濟和政治改革退卻，毛澤東主義捲土重來，大陸社會則不時發生群體性抗爭，包括政府機關遭攻擊、被引爆；評論說：在中國統治圈內，中共和群眾有距離已經不再引起爭議，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沒有明顯的共識。評論說，目前的領導層正在大力依賴兩套老把戲：加強社會維穩及宣傳。而這兩套老把戲可以解釋為什麼新毛澤東主義在中國正時興，左派正努力把中共推向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分析人士指出，面對中東、北非的民主革命，大陸當局加強社會控制，受欺壓的民眾面對官僚體制和特權，感到無奈無助；加上扼殺了政治體制改革，讓不少群眾懷念毛澤東，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和「群眾運動」。
「井岡山精神」引發什麼災難？
但當局是否想過，如過度崇毛，可能給中國特別是官方自己帶來災難性後果。
先分析所謂的「井岡山精神」。美國華人學者謝選駿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實際上，「井岡山精神」是一種典型的賣國主義的精神！「井岡山精神」用紅色割據製造國難，配合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並大舉侵華、炮製蘇聯殖民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傀儡政權，為此後中國民族的多災多難，奠定了頑固的基礎。他指出，「九一八事變」以後僅僅兩個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趁機在江西瑞金縣宣告成立，比日本控制的「滿洲國」更早誕生。這把插在中華民國後背的尖刀，使得中國政府陷入兩線作戰的絕境，幾千萬中國人民遭到屠殺。1931年蘇聯在中國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2年日本在中國建立了「滿洲國」，1945年蘇聯迫使二戰的戰勝國之一中國，割讓外蒙古，使其成為蘇聯的衛星國。隨後，毛澤東的土改、社會主義改造，其一場典型的蠻族入侵，十分類似的歷史上西戎、鮮卑、沙陀、女真、蒙古、滿州、日本，對中國的軍事占領和「國有化改造」。毛澤東本人，就是蘇聯帝國主義一手扶植起來的「國家分裂者」，比當今的臺獨、疆獨、藏獨過之尤甚。
大陸著名學者、新浪博主張雲初《沒有莫斯科就沒有毛澤東》一文指出：讀史可以明志，讀史可以糾偏，讀史可以解惑。近日讀楊奎松《毛澤東的崛起與共產國際》一文又解除了我不少疑惑和偏頗。
吾生活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長期經常受到黨的教育，包括國內外形勢的教育，特別是關於蘇聯問題的教育。譬如1950年代就知道了斯大林是中國的「父親和導師」（毛澤東語），就知道了「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毛澤東語），就知道了蘇聯是我們的「老大哥」，就知道了右派分子「反蘇就是反共反革命」……莫斯科似乎比北京更親近，克里姆林宮的紅星似乎比天安門的紅燈更明亮。到了1960年代，作為「參加工作」後的我，從前受的關於蘇聯的教育又轉了一個180度的彎，什麼《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什麼《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什麼「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我才知道，原來蘇聯在長期欺負我們。
張雲初說：讀楊奎松《毛澤東的崛起與共產國際》才知道：沒有斯大林就沒有毛澤東，沒有莫斯科就沒有毛澤東！毛澤東是斯大林為主宰的共產國際精心挑選、精心培育、精心扶持、精心宣傳的中華蘇維埃領袖。毛澤東這個「蘇維埃領袖」確由斯大林、莫斯科、蘇共中央、共產國際精心物色、精心栽培、精心扶植、精心包裝出來。張雲初十分不解地是，這樣的真相為什麼長期被隱瞞。
人們注意到，人類學家托馬斯･巴菲德曾經指出，以匈奴為代表的內亞遊牧國家的組織表現為「帝國聯盟」的形式，處理外交事務時，它就是專制國家，而處理內部事務，則依靠協商和聯盟的機制。也就是說，北亞遊牧國家的政治構造，是一種軍事專制政體與部落聯盟的複合體，部落聯盟的基礎，仍是其傳統的部族制度。而以塞維斯的「酋邦理論」看，這正是一種酋邦形態。同時人們也驚訝地發現，這種「處理內部事務，則依靠協商和聯盟的機制」的「酋邦」，正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概念的來源！在歷史上，隨著這些「酋邦」的勢力一步步深入漢地，遊牧國家便逐漸轉向全面而徹底的專制政體，在處理內部事務中曾經居於主導地位的部族傳統，逐漸讓位於漢式官僚機器。在現實中，當局脫離蘇聯模式的發展，與北魏的漢化過程顯然具有某種相似性。是迫於中華民族的生命力而被迫作出的讓步，而不是「國家利益至上」的歷史自覺。從俄羅斯的解密的前蘇共檔案之中，人們知道從1922年到1927年，蘇共每年給毛澤東的活動經費平均是在20萬塊錢，5年不過是一百萬塊錢，卻使中國失去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售價不到一塊錢。
蔣介石為什麼清共：蘇維埃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
筆者也在《考察蘇俄後，蔣介石為什麼堅定反共？》一文中曾說，實際上，蔣介石和毛澤東一樣，都曾對蘇俄充滿了幻想，只不過毛澤東在1949年以前都沒有到過蘇聯，所有的幻想都是間接從別人那裡抄來，而蔣介石則不同，1923年就親歷蘇俄，並發表了觀感，斷言蘇俄主義絕不適合中國。蔣介石當時就斷定。「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蔣介石說，蘇俄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所以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他認識到蘇維埃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中國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蔣介石說，他綜括在俄考察3個月所得的印象，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則其對於我們中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於是，1927年4月蔣介石決定「清共」。「清共」開始時，斯大林就親自制定對華政策，要毛澤東建立軍隊和根據地，以便最終用槍桿子征服中國。蘇軍情報局局長伯金給「中國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寫信說，蘇聯在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紅軍，主要城市都派有蘇軍情報局人員，負責供應武器、資金、藥品、情報，同時派來的還有軍事顧問。同時，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3個有農民協會的省舉行暴動。毛澤東舉雙手贊成這條道路，鼓動「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當時莫斯科還撤掉了中共領袖陳獨秀，把國民黨分裂怪罪到陳獨秀頭上。
「井岡山精神」的由來
1927年8月1日，在蘇聯顧問庫馬寧的直接指揮下，周恩來組織隊伍舉行「南昌起義」，用斯大林的話說，這個行動是「共產國際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產國際的主意」。起義部隊隨即南下，向6百公里外的港口汕頭挺進，去接收蘇聯人準備運來的武器。……毛澤東打算把這支部隊的一部分抓到手，便在8月初向中央建議，在即將舉行的湖南秋收暴動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從路過的南昌起義部隊中給他一個團，稱加上其他農軍，他「至少有占領五縣以上的把握」。中央批准了毛澤東的湘南暴動建議。湖南全省暴動的領導者們約定8月15日在長沙蘇聯領事館開會，據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到了16日，到會的人部齊全，唯澤東一人未到。」18日，毛澤東才姍姍露面，大家很生氣，他卻說他去搞「農民調查」去了。據說毛澤東遲到4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義的部隊是否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動」了。而南昌起義的部隊離開南昌3天，逃兵就去了3分之一，彈藥也丟了一半。氣溫高達攝氏30度，極度的悶熱，士兵們沒有水暍，只好暍田裡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隊伍七零八落，不可能繞到湘南。於是毛澤東出現在蘇聯領事館時，堅決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動計畫。8月31日，毛澤東離開了蘇聯領事館，一個人悄悄待在長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說法，毛澤東率領3支部隊中的一支，從銅鼓出發。14日，3支隊伍還沒有到長沙，毛澤東就傳令要他們退兵改道，3支部隊都到了文家市。這一切完全出乎在長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們只好在15日取消整個暴動。蘇聯領事館的書記馬也爾說，發生的這一切「可說是最可恥的背叛與臨陣脫逃。」莫斯科稱之為「暴動的玩笑」。
這場「暴動」就是史書上著名的「秋收起義」。據湖南省委給中央的檢討說：這「純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掀動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狂潮，連取得農民對此次暴動的興趣都沒有」。
部隊向井岡山行進，一路上毛澤東穿著他鍾愛的長衫，脖子上繫條土布長巾，一副鄉村教師的打扮。開始官兵不認識毛澤東，有人以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給他們扛槍。當毛澤東宣布部隊是去上山做「大王」時，大家都驚呆了，他們參加革命不是為當土匪。但是毛澤東以黨的名義要他們，說他們是「紅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儘管如此，許多人仍滿心疑慮。不少人作了逃兵。兩星期後隊伍到達井岡山時，數千部隊只剩下了6百人。毛澤東到了井岡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見袁文才。毛澤東只帶了幾個人，以讓袁放心。袁先在會見地點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見毛澤東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邊叫人殺豬設宴款待毛澤東。他請毛澤東坐下，嗑瓜子，吃花生，喝茶談話。毛澤東說他來此只是過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義的隊伍。袁同意毛澤東先住下，糧油暫時由他管。毛澤東的隊伍稍事休息後去周圍的幾個縣打家劫舍，籌糧籌款。毛澤東就這樣把一隻腳插進了井岡山。
1928年2月18日，毛澤東的隊伍攻下了寧岡縣城。這是他第一次參加指揮作戰，雖然只是在對面山上用望遠鏡觀看。3天後，毛澤東召開「萬人大會」慶功，大會高潮是處死被俘的縣長張開陽。據當時目擊者蘇蘭春描述說：「2月21日，在碧市洲上召開工農商學兵萬人大會，會場裡打好了刺殺張開陽的3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樁，牽好繩，掛上標語，大家用梭鏢把張開陽捅死了……毛委員在會上講了話。」。
自從毛澤東來到井岡山，「萬人大會」成了當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會上總有這類殺人場面。慶祝建立遂川縣紅色政權時，毛澤東給大會寫了副對聯，紅紙大字，貼在主席臺兩旁的木柱上。一邊是「想當年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一邊是「看今日斬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毛澤東講話之後，「大劣紳」郭渭堅被「刀上加刀」地處死。
當眾行刑在中國是古已有之，並非毛澤東的首創。但毛澤東給這一殘忍的傳統之「錦」添上了現代的「花」，即組織大會看殺人，不去看不行。這樣有組織地使用恐怖是一幫土匪望塵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嚇住了，甘拜下風，讓毛澤東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澤東一到井岡山就派人去長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聯繫。毛澤東遠非像後來人們想像的那樣住在深山老林，與世隔絕。他的住地跟外界暢通，關係幾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時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系列關於「秋收起義」的報告，指定毛澤東到上海開會。毛澤東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絕不願意離開他的地盤，乾脆裝聾子。1927年11月14日，毛澤東被開除出政治局及湖南省委，中央函告湖南省委：毛澤東「在政治上確犯了極嚴重的錯誤」，湖南省委應當「派一負責同志前去召集軍中同志大會討論並由大會改造黨的組織，在必要時，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主任黨代表」。碰巧的是，中央指示發出一星期後，湖南省委被國民黨一網打盡。直到1928年3月黨的第一位使者才進入井岡山，帶來了中央決定。但毛澤東對中央決議只傳達給幾個親信，黨的書記也派一個自己人去當，毛澤東本人當「師長」，掌權的還是他。
毛澤東和他的軍隊靠在四鄰的縣裡打家劫舍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澤東告訴隊伍說：群眾聽不懂「土豪」是什麼意思，我們就用「財東」或「有錢人」來代替。老井岡山戰士范樹德說，打土豪，「老話叫『吊羊』、『綁票』。」
為此毛澤東時時擔心自己的安危，開始逐步完善警衛措施。警衛從一百來人不斷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幾處房子，都從安全形度仔細挑選。房子的後面可以逃遁，或有個後窗，或在後牆有洞，有小路通向山裡。毛澤東在井岡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於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況緊急隨時可以撤進山裡；這是一幢美麗的八角樓，寬大的正屋屋頂像一座高聳的八角形的3層木頭寶塔，螺旋著旋上去，到頂尖是一叢採光的亮瓦。這個大宅子原屬於當地的醫生。另一處房子也是醫生的，叫「劉德盛藥店」，位於山下大鎮碧市。而毛澤東的司令部也在碧市，原是一所帶兩千平方米花園的書院，為方圓3縣的最高學府。樓上3面完全敞開，天地雲水一覽無餘，夏天學生在這裡乘涼。毛澤東所到之處，不僅學校關門，醫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徵用。毛澤東在井岡山住了15個月，進山只有3次，總共待了不到一個月。他未來的生活方式此時已初具輪廓，擁有眾多的僕人，或稱「勤雜人員」、「工作人員」。裡面有司務長、伙夫，有專燒水挑水的，有馬伕照管他的坐騎小黃馬，有專門送信的，還有一位被毛澤東授予「兩大任務」，一是買煙，一是收集書籍、報紙。
來井岡山不久，毛澤東有了新歡：他的第3任妻子賀子珍。那年賀子珍剛18歲，瓜子臉，杏仁眼，身材苗條。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縣，父親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廣有產業，父親本人捐過舉人，當過縣長，後來家道中落，開茶館生活。賀子珍原名「桂圓」，在一所由兩個芬蘭修女主持的教會學校讀書，可是討厭學校裡「念不完的聖經，做不完的祈禱」，也不能忍受循規蹈矩的小城生活。北伐軍進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靜水，她迷上了那熱騰騰的氣氛，加入了共產黨，當啦啦隊歡迎北伐軍，在大庭廣眾下演講，才16歲就當上了縣婦女部長。蔣介石「清共」後，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開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監獄。山大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襲監獄把他救了出來。賀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岡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後來毛澤東來了，一眼看上了這個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毛澤東不會說當地方言。在長期轉戰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譯。1928年初，毛澤東跟賀子珍結婚了，而這時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帶著3個兒子卻在長沙為毛澤東坐牢。
1928年4月，毛澤東還在井岡山時，南昌起義的倖存者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投奔他來了。這支部隊頭年十月曆盡千辛萬苦到達南海岸，沒有看到任何蘇聯軍火，卻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41歲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職業軍人，曾在滇軍中官至旅長。36歲那年他到德國留學，在那裡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去蘇聯受軍訓。在一群二十來歲的紅色青年中，他算是長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氣又好，忠厚寬容，風度樸實無華，像士兵一樣腳蹬草鞋，身背竹笠，一塊兒吃飯、行軍、扛槍、背背包，打仗時總在前方，官兵們都愛戴他。毛澤東剛到井岡山時曾派人找過朱德，勸朱加入他的行列，被謝絕了。當時黨命令他在湘南組織暴動。暴動敗得一塌糊塗，大半是因為莫斯科的指示特別殘忍。當時的政策是：「殺盡階級的敵人，焚燬敵人的巢穴」；暴動的口號是：「燒！燒！燒！殺！殺！殺！」朱德的人也亂燒濫殺，把郴州、耒陽兩個縣城化為焦土。結果農民真的起來暴動了——反對暴動。根據當時的報告，在動員農民，焚盡湘粵大道五里內民房「群眾大會上」，到會的幾千武裝農民群眾聽到這項命令就在會場中反了，把郴縣負責人殺得精光。其他永興、耒陽的農民也動起來……後經調回前線的紅軍來鎮壓，才算把有形的反動隱藏下去。但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
國民黨軍隊一攻來，朱德的隊伍只好撤離，參加過殺人放火的農民和他們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攜幼跟著走。當年耒陽的農軍王紫峰回憶道：「我當過赤衛隊長，鎮壓過反革命……只有堅決幹到底，沒有別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動手把（自己的）房子燒了」，跟朱德走了。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斷這些農民的退路，「使他與豪紳資產階級無妥協餘地」，把他們逼上樑山。共產黨走，國民黨來，復仇報冤，玉石俱焚。這個時期燒殺最凶的地方是廣東海陸豐，號稱「小莫斯科」，還修了「紅場」。領袖彭湃把此地變成了可怕的屠場。彭湃這樣推祟列寧：「他的法律，是沒有什麼詳細的，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麼工會、農會、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卻」。彭湃的演講和政策充滿了這樣的語言：「准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
但蘇聯人指導的奪權掌權均以失敗告終，毛澤東的井岡山幾乎是碩果僅存。毛澤東不狂熱，當部隊要燒天主教堂和豪華大宅時，他制止他們，說與其燒掉不如留起來自己享受；殺人當然要殺，但別殺得連自己也站不住腳。朱德上井岡山的時候，莫斯科已決定停止亂燒亂殺的政策。莫斯科說：「恐怖宜有系統」，這正跟毛澤東的所為不謀而合。毛澤東的精明使他重新獲得莫斯科的青睞。尤其是這時候，由於蘇聯使館的人在企圖奪權的「廣州起義」中被當場抓獲，中共當局關閉了一系列蘇聯領事館，蘇聯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國活動的機會。……
上述，是「井岡山精神」基本由來和概況。
蔣介石眼中的共產革命與中國道路
和毛澤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蔣介石1929年4月25日說，湖南共禍之所以這樣蔓延，考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一般青年，沒有認清共產革命的性質和方法，也沒有認清共產革命是不是適合於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民族性，他們誤以為適合於俄國的共產革命，也可以適用於中國。他們誤認共產革命，可以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國民族的壓迫，思想上既有這種錯誤，所以行動就不免盲從。蔣介石說，俄國共產黨革命的動機起於階級爭鬥，起於恨，中國國民革命的動機是在求民族獨立，就是求人類和平，是起於愛。俄國人民因為受專制帝王的壓迫和大地主的剝削，人民對於統治階級充滿了憤怒和怨恨，共產黨利用人民的這種心理，遂鼓動所謂無產階級為本身的利益打例其餘各階級，所以他們的革命是由於恨。以愛人為動機而實行的革命，在革命的過程中，既不許肆行屠殺，在革命的成功後，就可以實現和平。以恨人為動機而實行的革命，不僅在革命的過程中，會發揮殘狠的行為，就是在革命成功後，社會也不能消滅仇視嫉惡的現象。
蔣介石說，蘇俄的共產革命是階級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蘇俄的共產革命在以所謂無產階級的利益為本位。在共產黨的眼中，除無產階級之外，沒有別的人民，除無產階級的利益之外，沒有別的社會利益。中國的國民革命則不然，國民革命是以全社會全民族為本位的，既不犧牲某一階級的利益，也不只圖某單一階級的利益；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無產階級的利益，只有全社會利益得到實現，才能增進全民族的福祉。蘇俄共產革命不外兩個方法：一個是階級鬥爭，一個是奪取民眾和武裝暴動。他們革命的性質，既然是以階級為本位，他們的革命方法，當然就是階級鬥爭，他們把整個社會，劃分做許多對立的階級，他們以為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所以階級的意識，如不明顯，他們要使之明顯，階級的衝突，如不激烈，他們要使之激烈。所以他們常姦淫擄掠殺人放火，使得社會混亂，民不聊生，然後可用威迫利誘的方法，奪取民眾來做他們的奴隸，徒唱高調，以最遠的將來的利益引誘民眾，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強迫民眾，聽其指揮。蔣介石說，蘇俄共產革命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殘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別人的殘酷的待遇，也不願以殘酷的手段施諸別人。既不願以卑污的手段對待別人，也不願別人以卑污的手段對待自己，所以殘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國決不能行使，至少不會為大多數人所讚許。而且以殘酷的手段革命，沒有不失敗的。中國目前的唯一目標，在打倒帝國主義。然而要打倒帝國主義，一定要國家具有統一的實力，因此必使社會秩序安定，生產事業發達，則國家的實力，才能形成。階級鬥爭和武裝暴動，足以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建設事業，乃是很明顯的事。……
用蔣介石當時的言論對照毛澤東的「井岡山精神」，人們就可以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當然，歷史上蔣介石的清黨，也是充滿殺戮和暴力的。不過可以理解的是，若現在的當政者面對遍地暴動，恐怕殺戮和暴力程度比蔣介石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某些當政者明知「井岡山精神」是暴力淵藪，卻還是大張旗鼓地鼓噪之，難道嫌如今的中國大陸民怨還不夠深重，要號召人民趕快行動起來將自己推翻掉？！或者是號召人民現在要像井岡山時期一樣去打土豪劣紳、「吊羊」「綁票」？！
記得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感慨萬千地說：日子好過了，艱苦奮鬥不要丟了，井岡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丟了。下山以後，毛澤東下定決心藉批判「海瑞罷官」向「走資派」奪權，隔年開始中國十年文革浩劫。所以，別忘了，「井岡山精神」與「文革精神」，又是血肉連體的精神！
當前大陸情勢，對於「井岡山精神」，各階層可說是各取所需，各有所用。也就是說，領導層有其「促三保」寄望，崇毛知識分子及一些民眾則想做為對抗現實社會不公的武器。在這一現實環境下，如果僅將其視為「聖經」，對全社會影響之大，終究會出大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