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主席鄭麗文4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與習近平會面，兩人面向鏡頭握 手14秒，並分別發表公開講話。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近年來，中共對臺話術不斷翻新，從「九二共識」到「民族情感」，從「和平交流」到「惠臺利民」，給外界一種印像似乎是在釋放善意，實質上卻始終圍繞一個核心：以統戰包裝政治目標，以利誘和壓迫交替施壓。
近期，所謂「鄭習會」國共兩黨的互動也不外乎如此：先用概念混淆兩岸政府與兩個政黨，再用經濟手段和話語包裝製造「和平」假象，讓外界誤以為存在某種共同基礎。問題是，無論是「中華民族」還是「九二共識」，國共雙方與兩岸政府之間其實根本沒有過一致的立場。
正因如此，這場看似禮貌的會面，反而成了檢驗中共統戰本質的一面鏡子。背後的真相，就是中共一貫「利誘與懲罰並用」的老套路。
一、共識？「鄭習會」暴露的是分歧
這次會談最常被提到的兩個詞，是「中華民族」和「九二共識」。但這兩個詞恰恰最能看出問題所在。
所謂「中華民族」，並不能自然等同於中共政權。中共自建政以來一直奉行馬列主義，其政權性質、意識形態和中華傳統文化並不相容。中華民國才是延續中國歷史文化法統的一方，而中共是以革命和階級鬥爭起家的外來政治體制。把中共說成中華民族的代表，本身就是偷換概念。
至於「九二共識」，問題更多。1992年兩岸政府的海協會和海基會在香港的會談並未形成雙方共同簽署的正式文件，所謂「九二共識」也是後來才被概括出來的政治術語，直到2000年，臺灣陸委會主任委員蘇起在卸任前首創了「九二共識」這個名詞，解釋為「一中各表」，還被中共否定了。而兩岸對其內涵的理解一直不同：臺灣方面偏向「一中各表」，中共方面則堅持「一中原則」。既然從來沒有共同定義，這個「共識」本身就很難說真正存在。
更關鍵的是，即便真有某種「九二共識」，那也是誰和誰的共識？如果是兩岸政府層級的政治共識，那麼由在野黨主席出面與中共黨魁談論，本身就存在身份錯位的問題。如果只是兩個民間組織的會談，那它又不應該被包裝成政治互認。就是對這樣一個不存在的九二共識，這次還有了新的定義，就是「九二共識，反對台獨」，這就完全偏離了1992年香港會談和事後雙方信件來往的原意。問題的根子就在這裡：中共總是把模糊的概念包裝成政治籌碼，再反過來要求對方承認這個籌碼。
二、直播被掐斷 中共根本不講平等
這次會面還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細節：鄭麗文發言到一半，直播被掐斷，媒體也被請離席。這不是一般的禮節問題，而是非常典型的權力姿態。
如果真是平等會談，怎麼會連對方講完話都不允許？怎麼會在公開場合突然切斷直播？這說明中共根本不是在做正常交流，而是在控制敘事、控制節奏、控制對外呈現。鄭麗文說了什麼不完全符合中共預設，才會出現這種場面。
這也再次說明，中共所謂「交流」，很多時候要求別人按它的方式說話、按它的方式定義、按它的方式表態。一旦不合口徑，就會被打斷、被邊緣化、被重新包裝。
因此，問題就來了：如果連一次會談都不能保證基本尊重，那麼若真把臺灣放進中共的統治框架裡，後果會怎樣？中共不會突然變得寬容，只會把這種控制方式擴大到更多層面。
三、何為「惠臺」？其實是貿易武器化
鄭習會後，國台辦拋出十項「促進交流」的政策，但仔細看，這些政策並不是什麼真正的善意，而是另一種政治包裝。
1、前兩項屬於兩黨之間的安排，和兩岸人民本身沒有直接關係。兩岸問題本質上是兩個政權之間的問題，而不是一個黨可以替代一個政權來拍板的問題。更何況，兩岸之間並未簽署和平條約或停戰協議。1991年，時任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但這只是中華民國單方面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中共從來沒有放棄過武力統一，兩岸也沒有簽署過和平或停戰條約。兩黨協議算什麼？所謂「兩黨協議」，本身就站不穩。
2、恢復空中直航看似是好事，但問題在於，過去航班的大幅減少，本來就是中共拿來施壓臺灣政府的工具。現在又說要恢復正常化，卻不承認自己曾把航班當政治武器，這就完全顛倒了責任關係。真正該問的是：既然當初是中共先施壓蔡英文政府，今天為什麼不先承認錯誤？
3、臺灣農漁產品輸入大陸的問題也是一樣。正常的貿易應該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礎上，而不是要先接受政治前提。中共現在說「提供便利」，其實就說明原來已經設了障礙。設置障礙和提供便利，本質上都是同一種控制邏輯，只不過一個是硬壓，一個是軟哄。
所以所謂「惠臺」，並不是真正惠及臺灣，不正是中共慣用的貿易武器化嗎—順從時給甜頭，不順從時就下絆子？真有誠意只需要拆除障礙，而不是「提供便利」。
四、「國共合作」寫滿歷史教訓
如果把這次「鄭習會」放到歷史中看，就更容易看清中共的套路。
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實行「聯俄容共」政策，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把國民黨滲透得像篩子，以至於蔣介石在占領上海後不得不清黨。
國民黨固然因此得到蘇聯支持而得以成功北伐，但中共獲益更大，在工人農民中扎根發展，並有了自己的武裝，打下了日後和國民政府抗衡的基礎。
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受中共影響的張學良和楊虎城西安事變促成的。中共不僅得到了名分卻保留了自我發展的獨立性，當國軍實力在抗日主戰場消耗殆盡，中共卻在和日本勾結中乘機壯大，有了和國民黨逐鹿中原的資本。
抗戰勝利後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為中共爭取到了時間。內戰爆發後，在蘇聯和部分關東軍殘餘的支持下，短短三年時間，就把中華民國趕到臺灣去了。
在實力不如人或拿對方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中共會運用統戰武器。但在實力占優勢的情況下，中共的和平談判就是對方的無條件投降。
1949年，傅作義和共軍簽署了《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實際上就是無條件投降書。國軍全部被共軍改編，改編成共軍的國軍，後來大部分被送往朝鮮戰場當炮灰。
1951年，北京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西藏十七條。規定西藏「高度自治」，除軍事外交由中央管理外，保留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作為政教合一的最高領袖的地位不變等17項保證。
然而，不出3年，中共就開始蠶食自己保證過的西藏特殊地位。1956年開始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實際剝奪了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在西藏的領導地位，同時將內地殘酷的土改和三大改造照搬到西藏。這些都違背了「十七條」中的相關條款。
最近的實例則是香港。中共曾經保證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結果時間剛到一半，中共就利用各種手段破壞一國兩制，大肆鎮壓港人的抗爭，連自己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都成了中共口中的「歷史文件」。
五、中共的真面目：弱時統戰、強時逼降
中共最典型的做法是：弱的時候講統戰，強的時候講服從。
當它實力不足、還需要爭取對方時，就會擺出一副願意談、願意合作、願意交流的樣子；但一旦它占據優勢，這些「和平談判」就會迅速變成單方面讓步，甚至變成無條件投降。
從歷史經驗看，中共從來就不是一個能在平等關係中履約的政權。它更像是一個先用合作包裝自己、再用權力改寫承諾的政治機器。今天對臺灣如此，對香港如此，對西藏如此，過去對國民黨、對地方勢力、對其他政治對象也大體如此。
因此，這次「鄭習會」最值得警惕的，是它再次提醒臺灣社會中共的統戰，中共表面無害的交流，是一種帶有明確政治目的的操作。它給出的每一個「善意」，背後都可能藏著前提、條件和未來的控制手段。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和中共接觸，而是能不能看清它接觸背後的目的。中共最擅長以交流為名行統戰之實，以合作為名謀控制之利。國民黨如果忘記了這一點，就很可能重複歷史上的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