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自媒體是「Edward文鳴」。今天咱們要講的主角是這兩位：剛剛獲得國際大獎的中國籍數學家王虹與鄧煜。2026年7月23日，美國費城，國際數學家大會，備受矚目的菲爾茲獎名單上，一下子出現了兩位中國籍數學家，這也是該獎項歷史上少見的一個國家有兩位數學家同時獲獎。
菲爾茲獎，被稱爲「數學界的諾貝爾獎」，它只授予不滿40歲，在數學領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數學家，每4年頒發一次，每次獲獎者不超過4位。同時，王虹也成爲了菲爾茲獎歷史上第三位女性獲獎者。
消息傳回大陸，舉國歡慶，中文網路瞬間沸騰，各大媒體爭相用加粗紅字刷屏：「中國數學史上的里程碑」、「本土培養的頂級天才」。然而時間剛剛過去一週，突然一夜之間，墻內開始上演對王虹的口誅筆伐，衆多小粉紅開始獵巫、開炮，痛嗆說：「你在國外工作，算什麽中國數學家？你大概率不會回來了吧？白眼狼啊！國家養你，吃國家的、用國家的。」還有的說：「祖國培養了你們，學成以後爲什麽不回國任教？爲什麽拿著中國國籍，卻在替美國和法國做科研？留在海外是一種虧欠，歸國才是一種償還。」 甚至對于王虹用英語作報告，也頗有微詞。一夜之間，他們似乎正從中國驕傲，轉而爲「賣國賊」了。
這究竟是爲什麽呢？好像不只是得獎了不回國效力那麽簡單吧？事情還得從他們得獎後的頒獎典禮說起。
得獎後的感恩
2026年7月23日，消息傳來，當晚北大亮燈祝賀，燈牌標語稱：「祝賀王虹鄧煜」「祝賀中國數學」。這確實是一場學術盛宴，王虹和鄧煜，不僅同爲中國籍，更是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2007級的本科同班同學。一個班，同時誕生兩位菲爾茲獎得主，這在世界數學史上都堪稱神話。
王虹曾就讀一年的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也發了賀信,賀信稱，王虹當年以優異成績考入該學院，一年後轉入北大數學學院，「作爲你跨進北京大學的第一站，本院師生爲能有你這樣的學生感到自豪」。還有不少部門也正在「蹭熱度」，緊急要求所有下屬部門全面統計與王虹、鄧煜的「各類關聯關係」。
中國上上下下都在眼巴巴等待著兩位獲獎者發表感恩母校、感恩黨和政府栽培的獲獎感言。然而，在費城開幕式的頒獎典禮上，主持人宣讀獲獎者履歷時，從頭到尾沒有提及「北京大學」這幾個字。大屏幕上赫然寫著的，是王虹當前的任職機構──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以及鄧煜的任職機構──美國芝加哥大學。在這場中國舉國狂歡的背後，卻掀開了一個極度尷尬的現實——兩人的得獎是「墻外開花」。在國際學術界眼裡，真正孕育他們頂尖成果的，是西方的自由土壤，而不是中共國的大學。
獲獎後，王虹對法新社坦言，在法國求學的那些年給她留下深刻的標記。她盛贊法國高等科學研究院僅以科學卓越性作爲唯一招聘標準，隨後對研究人員給予完全的信任。既沒有教學任務，也沒有行政工作，研究人員可以自由地、長期地全身心投入研究。她對此充滿感恩。
獎項公布後，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第一時間給王虹打去電話，感謝她爲科學做出的杰出貢獻。美國駐華大使館也迅速發表聲明說：「美國擁有衆多世界領先的大學、科研機構和數學中心，長期吸引全球優秀科研人才開展研究與合作。」
此時起，某些人開始感到尷尬。接下來，一個微信視頻號因爲轉發王虹的獲獎感言而被删，視頻被封殺，因爲視頻中她感謝誰？她感謝她的父母，她感謝巴黎，她感謝紐約，她感謝IHES，感謝了所有的巴黎跟歐美的恩師，依然沒有「感謝黨和政府」、沒有北大、沒有提中國人。
當然，也不是一點都不提。在訪談中，王虹偶爾也會提及北大聊起母校，但她也只是感慨在那裡「一直在苦苦掙扎」，「能生存下來就不錯了」。王虹對北大經歷的這種表述，讓這所中國名校陷入尷尬：想要與獲獎者共享榮譽，當事人卻不認可北大的培養。
不僅如此，北京大學數學學院刊出對鄧煜的專訪文章中，24個問題裡包含一個公衆關注度極高的問題：「該不該出國深造？什麽時候出去？長期發展，選海外還是回國？」鄧煜回答得很委婉：選擇需要綜合地緣環境、國內學科發展等多重現實因素，不存在統一標準答案；若條件允許，學術生涯最好擁有一段完整的海外經歷，親身感受不同的學術生態，最終無論選擇海外任職還是回國發展都完全可行，唯一的評判標準是「哪裡的土壤適合你深耕」。結果，這段專訪現在被删除。沒辦法，這就是當下中國言論空間的現狀，說不得真話，哪怕已經是一個如此委婉和溫和的回答，同樣容不下。即便是像清華北大這樣躋身世界一流大學，最基本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做不到了。
不僅如此，昨天，中國的微博還封殺了一個英文單字，叫做discouraged，感到氣餒、感到挫敗。各位沒聽錯啊，不是封什麽64啊，也不是封習近平，是一個高中程度的英文單詞。爲什麽一個單字要被維穩呢？因爲王虹在訪談裡提到她讀北大的時候感到氣餒、感到挫敗，也就是discouraged。
據陸媒澎湃新聞報導，國際數學泰斗、清華大學丘成桐教授此前曾多次親自出面，情真意切地希望王虹和鄧煜能够全職「回國效力」。然而，面對老前輩的苦心召喚，面對中共開出的天價年薪、頂級特權與無數榮譽，王虹和鄧煜，至今未見同意。這真是給臉不要臉啊！于是，駡戰開始了。
正當獵巫燒得不可開交之時，江浙滬部分媒體開始下場滅火了，說啊：「不要用這種不回國來掩蓋她的偉大成就。」意思是說：乖，先不要咬這個人，先咬別人，先去咬海外反賊吧。
浙江省委宣傳部的公衆號也發文要求大家網絡輿論應該要總體保持理性客觀，多一份尊重與包容。那意思是官方暫且不殺你，這是我們給你的包容，這是朝廷給你的恩賜，咱們朝廷非常寬宏大量。包容？包容的前提首先是這個人犯了什麽錯，接下來才談包容。王虹她拿到了數學界的諾貝爾獎，難道得這個獎是犯了什麽天大的錯嗎？
不是，是因爲她沒有表達愛黨愛國，她沒有感謝黨和政府、感謝習近平，讓很多玻璃心不爽。
可是他們爲何不知感恩？他們爲什麽不回來？爲什麽一個自稱「崛起」的超級大國，用盡了金錢與民族主義的呼喚，卻始終喚不回在自己國家出生的頂尖天才？這兩枚菲爾茲獎究竟應該算是哪個體制的成果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想我們應該先來看看王虹和鄧煜的人生經歷，在中國出生的他們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他們的真實軌迹
王虹1991年生在廣西桂林平樂縣，爸爸是一名中學數學老師，自幼喜歡數學，16歲考取了北大。但是分數不够，沒能進去北大數學系，而是被調劑到了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直到大二，通過了北大內部的二次高考，才轉到了數學系。但是當她走進數學系的教室，發現同學全是全國各地的奧數金牌得主。像她的同班同學鄧煜，17歲就獲得國際奧數金牌了。
跟這群人坐一起，她這個沒任何競賽經歷的調劑生是什麽感受？是苦苦掙扎，能生存下來就不錯了。據她回憶說，那時自己每天去教室都像上刑，別人隨手就能解出的題，她得抱著書啃到淩晨兩點，就算如此，交上去的作業本依然紅叉連成片。班裡保送進來的同學，嘴裡蹦出來的專業術語她聽都沒聽過，想插話都找不到機會。她說有回實在熬不住了，躲在教學樓頂層的厠所裡大哭，哭完用冷水洗把臉，出來接著去圖書館占座。第一次作業及格，那張卷子被她像寶貝一樣保存到了現在。
四年本科讀完時，她成績墊底、勉强畢業。申請保研被拒了，申請碩博連讀也被拒了。王虹在北大同學眼裡性格內向，在北大數學教授眼裡只是班上小透明。
後來，王虹準備去法國留學。但申請海外學校需要推薦信。可您敢相信嗎？在北大數學院已經呆了三年多的她，居然找不到一個願意給她寫推薦信的數學系教授。走投無路之下，她不得不跑回只待了大一的地空學院，央求地空院的班主任雷軍副教授幫忙。這是中國人沒看見的第一個真相：一個將要登頂世界數學之巔的天才，在北大的四年，居然是個廢料。
鄧煜跟王虹截然相反。他1989年生于深圳一個學霸家庭，媽媽曾經是河南開封的高考狀元，爸爸是那個年代中山大學的高材生。鄧煜高二就拿中國數學奧林匹克金牌。2006年17歲，就代表中國隊出征國際奧數比賽，再摘金牌，排在世界第六。他的高中歷史老師鄭國有回憶過一個細節：普通學生45分鐘聽一節課，能專注30分鐘就已經很不錯，鄧煜是45分鐘全程眼睛都不帶眨一眨的。2007年，鄧煜憑藉著金牌直保北大數學院。神童起步、金牌加持、北大培養、未來可期。但結果兩年後，2009年，剛讀完大二，鄧煜就在北大辦理了退學手續，以轉學生的身分去了美國麻省理工MIT。爲什麽？鄧煜後來在訪談裡講透了：他說即便是北大，學習仍偏重刷題、競賽導向，而他想要的是去掉所有競賽、應試條件後，數學本身的樣子。
王虹和鄧煜是兩條完全不同的學習成長軌迹：一個是在數院苦苦掙扎、最後連推薦信都拿不到的小透明；一個是年少成才、拿獎拿到手軟的北大退學生。但他們卻作出了同一個選擇：離開中國的最高學府北大。
那麽離開北大後，王虹這顆差點被壓碎的種子到了海外，究竟遇到了什麽，才讓她破土而出？而鄧煜又遭遇了怎樣的事情，讓他沮喪又迷茫？
王虹在海外：從自我懷疑到重生
2011年，王虹飛到了法國，先進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讀工程師學位，再進到巴黎-薩克雷大學讀數學碩士。但是，到了法國，那種在北大四年經歷的自我懷疑並沒有消失，因爲在中國長大的孩子，一生都很難擺脫焦慮，功利教育製造的創傷，遠超任何人的想像！她甚至一度想徹底放棄數學，考慮改行去學建築，她甚至真的開始畫畫、研究建築圖紙。就在她幾乎要把數學徹底埋葬的節骨眼上，一位法國導師走到了她身邊。他跟王虹說如果學不下去，可以放鬆一下、出去走走，看論文有任何問題，隨時來找我。王虹心想，還可以這樣？她知道導師真心想幫她，這種感受是她在北大4年裡，都沒有過的。
正是這種允許你停下脚步休息的溫柔，保住了這顆差點夭折的數學種子。隨後，畢業前去美國MIT的那次實習，更是把王虹送向了那個真正塑造她未來的人Larry Guth。
這位頭髮蓬亂、背著一個洗得發白的舊書包、穿得像剛在公園裡露營出來的大叔的人，就是美國MIT的數學系Larry Guth教授，中國網友管他叫學術界的掃地僧,但他可是幾何測度論和調和分析領域的頂級大神，MIT數學系正教授，拿過Salem獎、Clay研究獎、Bôcher獎，是全球研究掛谷猜想最頂尖的權威。掛谷猜想是什麽？我不想在這裡多談，咱們只需要知道這是一個開創性、探索性的，是在一片漆黑的森林裡一走可能十年都不知道有沒有出口的問題。
Larry Guth緊盯著這個問題整整15年，到2022年他一度絕望到不再相信這個猜想是對的。所以要攻克這樣的問題，需要的是一位不催你、不逼你、不問你今年發了幾篇論文的師父，需要的是一個讓你可以慢慢來的環境。而這正是Larry Guth給王虹的東西。王虹剛進MIT時經常掛黑板，「掛黑板」就是，學生站在黑板前推公式，思路卡殼、推不出來，就站在那裡。她的思路奇奇怪怪、天馬行空，有時候聽起來更是荒謬。Larry Guth怎麽辦？他端著咖啡，不打斷、不否定、不看表、也不嘆氣，就是微笑著等，等王虹把腦子裡所有亂七八糟的想法，哪怕是錯的、不著邊際的，全都倒出來，然後再陪她慢慢梳理。得獎後的王虹最感謝的就是Larry Guth。她說：「我和周圍人的觀點不總是一致，他總是會聽，努力理解我的思考過程，這幫助我建立了自信心。」
整整五年，王虹就被泡在這樣一個被信任、被等待的環境裡，直到她的那篇127頁的論文橫空出世，證明三維掛谷猜想，獲得菲爾茲獎。
大家想過一個問題沒有？Larry Guth何以能做到如此？有一個把很多網友都看哭了的細節：上周王虹剛拿完菲獎，在國際數學家大會上做了一場45分鐘的報告，全場爆滿、水泄不通，主持人的座位都讓給了後來找不到位置的觀衆。而Larry Guth，王虹的導師，按理說是這場報告最有資格坐在C位的人，卻因爲報告廳裡人實在太多了，他就背著自己的舊書包，趴在會場外的窗戶上，像個老父親般的微笑著，站著聽完了45分鐘。
現場拍下來的這幾張照片，一夜之間傳遍了中國。這不是大多數中國人印象中的那種師徒關係。在現代中國教育系統的語境裡，導師是權威、是主宰，學生是附庸、是勞力，甚至是爲導師爭取名利的工具。學生發了重磅論文，導師要掛名第一作者；學生得了大獎，導師要站在主席臺正中央，享受教導有方的跪拜與贊譽。那種高高在上的威嚴，展現著一種「你是我的作品、你屬我的門派」的占有。
其實剛剛就在王虹和鄧煜獲獎前幾天，一名重慶高校的博士生導師才剛剛被爆出，壓榨博士生8年不讓畢業。翻開這名博士生列出的工作清單，讓人背脊發凉：十幾份橫向項目報告之外，還要幫導師做了幾十次的財務報銷，幫導師代寫了三個基金項目的本子，還要多次幫忙接送導師孩子。
當博士生忍不住抱怨了幾句之後，導師說出了他的那句名言：「在我面前，你如同螻蟻。」這件事被曝光後，網上有很多中國博士生哭訴自己也是同樣的遭遇，真的非常令人心酸。
這個時候我們再回到這張照片：王虹的導師，這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世界最頂尖的數學家之一，Larry Guth，你看不到上位者對下位者的俯視，而是兩個平等的靈魂在人類難題前的碰撞。沒有鮮花，沒有掌聲，沒有要求感恩，他只是安靜地站在那裡，像一位父親望著終于長大的孩子一樣，臉上是藏不住的欣慰與驕傲。這才是真正的學術傳承：不是占有，不是掠奪，而是托舉。他不站在聚光燈下分享學生的榮光，而是躲在幕後，以自己的肩膀托起後來者，讓他們走向更高更遠的地方。這就是文明的底色，正是這種文明，讓一個在國內被當成廢料的姑娘重新挺直了脊梁，最終站在了世界之巔。你說，她該感謝誰？
鄧煜在海外：允許漫無目的的托底
而這種文明的雨露滋養的不止王虹一人。鄧煜2009年進MIT，第二年就拿下美國普特南大學生數學競賽的最高榮譽。2011年他本科畢業，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拜入美國科學院院士伊奧內斯庫門下。伊奧內斯庫和Larry Guth的風格很類似：對證明的技術細節很嚴苛，但對學生該研究什麽幾乎不設限。在這樣的土壤裡，鄧煜也經歷了迷茫。他後來自己承認：博士期間，他搞著搞著就發現當時可用的數學工具不够用了，于是他就轉向別的問題，可那些問題又不能吸引他，他開始感到漫無目的，有點沮喪。導師伊奧內斯庫就讓鄧煜就在漫無目的裡泡著，讓他在幾個不同的問題之間跳來跳去，讓他自己去找那個真正能讓他興奮、能讓他願意爲之賭上一輩子的題目。又是這份允許你慢慢來、哪怕漫無目的的托底，才是真正讓鄧煜成功的關鍵。
鄧煜經歷了幾年的無目的， 2022年12月等到了紐約召開的一場會議，會場中一群頂級學者被請到一個屋子裡，不評職稱、不排座次、不看論文數量，就是坐下來聊，聊各自最迷茫、最卡殼、最想不通的問題。這正是西方學術界一種極其獨特的文化。就在這次會議上，鄧煜遇到了一個從未謀面的年輕數學家馬驍（xiāo）。倆人聊了幾句，發現居然是普林斯頓的同門師兄弟，前後脚在伊奧內斯庫門下讀過博士。後來兩人又遇到了另一位合作者，三人團隊凑齊，鄧煜的登頂之路來了。2021年秋天，鄧煜在布朗大學訪問的一天中午，他吃著一份普普通通的韓式炸鶏，忽然腦子裡靈光乍現、冒出來一個念頭。那一頓炸鶏午餐的時間，把整套證明思路的大致架構圖畫了出來，後來變成了一篇200多頁的論文，攻克了困擾了人類125年的問題：希爾伯特1900年提出的第六問題。
兩人軌迹的對比與爭議核心講到這裡，我們再回頭看看王虹和鄧煜的軌迹。一位出身普通、懷揣數學夢想，在北大非但得不到施展，反而心灰意冷、鬱鬱寡歡地遠走他鄉，經歷了迷茫，最終在西方自由學術環境的澆灌下，在一位永遠願意放慢脚步、在背後默默支持她的導師幫扶下，一步步走向世界之巔。另一位是從小天花板級別的數學神童，競賽多次摘金，直保北大卻在讀了大二後毅然退學遠赴MIT，同樣是在一個允許他漫無目的試錯、尋找方向的導師引領下，找到了自己最有激情的領域，潜心探索最終一戰成名。
王虹當被問到爲什麽她在美國讀博和執教了11年之後，最終還是决定回到法國執教時，她說那是因爲法國是那個讓她在數學上獲得自信的地方，所以她選擇回來。
在採訪中還有這麽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在巴黎求學時，居然是她第一次意識到不必所有的困難都自己扛，有人願意幫助她。這是多麽令人心酸的一句話。不難想像她在北大的時候，可能幾乎沒有老師幫助學生處理遇到的困難。
菲爾茲獎與黨無關
所以你問我，王虹和鄧煜這兩枚菲爾茲獎是不是中國體制的成果，我的答案很明確：當然不是。其實恰恰相反，我想說的是，王虹和鄧煜的成就恰恰證明了，開放的社會、自由的思想，才能培養出頂尖的人才。當然，中國的教育體系爲王虹和鄧煜提供了扎實的基礎教育，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但以他們兩位這種級別的天才，任何稍微正常的國家都能提供這樣的基礎教育。關鍵在于，最後讓他們能够真正完全綻放、充分展現自己才華的土壤，究竟在哪裡。
在王虹和鄧煜之前，只有一位華人拿過菲爾茲獎，他叫丘成桐。但他不是中國人，他是美籍華人。他對中國教育說過一些非常重的話，句句扎心。丘成桐說：中國的教育就像一個超級工廠，每年爲國家輸送大批人才，但這些人才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因爲他們都是按統一標準培養出來的。他說內地的應試教育讓我十分震驚，學生是爲了考試來學習，而不是爲了興趣來學習，這是最大的問題。他還說長期以來，國內數學人才培養高度捆綁各類競賽、培訓、刷題技巧、套路推演，對國內數學人才的培養帶來了極其負面的作用。今年上半年，丘先生親自主持的清華求真書院招進來一批預科班學生，全是各地競賽拿獎拿到手軟的數學尖子，中考高考分數一個比一個高。結果呢？書院核心專業課的期末考試大面積不及格，有的學生核心科目只考了二三十分。你看，中國最會競賽的孩子進了中國最好的數學書院，卻連數學課都及不了格。
有人可能會說，現在不是出了兩個中國籍菲爾茲獎得主嗎？是的，像王虹和鄧煜這樣的天才，只要不出生在少數戰亂國，或者像朝鮮這種根本不能出國的，但凡只要是個正常國家，沒有人能阻礙得了他們的成功。他們正好是改革開放以後，一個政黨先把門鎖上，後來終于把門打開，結束和鬆開了之前的政治破壞與封閉的一代，在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池子裡，一旦不再讓絕大多數人終身困在溫飽問題裡，出現世界級的天才是必然的事。更何况這個族群本身還特別相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且同時具備刻苦耐勞的特質。在這之前，他們的前輩沒有這個幸運：前輩們寶貴的求學階段所遇上的，是政治運動、大學停擺和知識分子被打倒，是大饑荒和紅衛兵沖進他們的家裡，把他們的父母拖出來毒打並游街示衆，就算沒被打死，大概率也會被下放到偏遠地區骨肉分離。在他們之後的後輩也不會有他們的幸運了: 習近平十幾年來從政府到社會又一步步走回老路，現在中國的網絡環境越來越封閉，言論空間越來越狹窄。全球流量最高的10個網站，什么谷歌、油管、Facebook、X，沒有一個是中國人能合法正常訪問的。中共一邊高喊中國必須實現科技創新，另一邊卻把全世界最重要的信息平臺、學術資源和人工智慧工具全都擋在墻外。
至于說「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一群估計連初中數學都考不及格的人，在評論區裡卻膽敢當場給菲爾茲獎得主下命令：要懂得知恩圖報，不要忘本，你們應該回來祖國做貢獻。我想，他們還是不要回來吧，看看今天的北大校園，它不過是一座打著大學招牌的高壓監獄。進出要憑證，入門要安檢；講臺上高懸著無死角的監控攝像，講臺下隱藏著共産黨安插的告密學生。老師稍有不慎便輕則免職、重則鋃鐺獄中。在這樣人人自危的環境裡，教授只能像複讀機一樣照本宣科，學生只能像機器一樣機械死記。走在北大校園裡，你很難再看到青年人該有的蓬勃朝氣，只能看到一雙雙疲憊、麻木且渾濁的眼睛。這樣的精神荒漠，能孕育出頂尖的科學成果？
如果王虹與鄧煜當年沒有選擇遠赴重洋，沒有徹底切斷與共産黨體制的臍帶，他們今天的下場會是什麽？他們大概率只會成爲龐大外賣大軍中被碾壓的博士，或者淪爲失業潮中被重點管控的「不安定因素」。如果他倆當年沒有離開中國，早就深陷于職層評審、項目申請、人情關係和各種行政考核當中，所謂霍金來了都得給領導敬酒，他們根本不會有機會做出今天的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