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五中全會若成為又一次政治清洗的舞臺嗎？（圖片來源：Feng Li/Getty Images）
所謂「五中全會」，就是「中共歷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按照近數十年的慣例，五中全會通常以經濟與五年規劃為主題。從十四屆五中全會開始，制定下一個五年計畫或五年規劃的建議，幾乎成為五中全會的固定議程。
但眾所周知，中共政治的特點在於，政策議題與權力鬥爭交錯。會議可以公開討論規劃、改革與黨建，真正牽動高層神經的，卻可能是人事調整、政治責任被追究等等。所以說五中全會也是觀察中共政治氣候的窗口。
回看中共歷史，若干五中全會在若干歷史轉折關頭，往往也是高層權力重新洗牌、政治舊帳集中清算的舞台。
十一屆五中全會：「平反」劉少奇與改革派重組權力核心
1980年2月舉行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就是五中全會兼具制度調整與權力重組功能的典型案例。彼時距離文革結束僅三年多，中共雖聲稱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把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但文革留下的人事格局、政治冤案與組織運作方式，仍未真正清理完畢。華國鋒名義上仍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則已在黨內取得日益突出的影響力；改革派與舊體制人物之間的消長，仍在持續進行。
會議公開的主題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但其處理的其實是一整套政治秩序重建工程。全會決定提前召開十二大，通過黨章草案和《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並重新設立在文革期間被撤銷的中共中央書記處。這一安排並非單純恢復機構，而是重建日常黨務運作與幹部管理的中樞。胡耀邦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與胡耀邦同時增選為政治局常委；萬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窮、余秋里、楊得志、胡喬木、姚依林、彭沖等人進入書記處，意味著一批被視為改革派或務實派的人物，開始在黨內核心機構取得更穩固的位置。
與此同時，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等人在會上提出辭職，獲全會批准或提請免除其黨和國家領導職務。這幾人都與文革後期、華國鋒時期的權力結構有密切關聯。他們退出中樞，意味著文革結束初期形成的過渡性領導班底進一步瓦解。
十一屆五中全會還有一個歷史象徵性的決定，是徹底為劉少奇平反。儘管劉少奇早已慘死，全會撤銷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於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罪名，以及「永遠開除出黨、撤銷一切職務」的處分，恢復其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決議還要求，因劉少奇案而受株連的冤假錯案，應由有關部門重新複查和平反。過去以最高權力意志製造的罪名，現在同樣可以由新的最高權力以「集體決議」形式予以推翻。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議一面批判文革式的無序政治，一面也顯示中共並未放棄對政治表達的嚴密控制。全會除處理人事與平反問題外，還建議修改憲法，取消民眾享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所謂「四大自由」。這一安排透露出「改革」初期的隱晦邏輯，中共需要糾正文革、恢復秩序和重建官僚體系，但不會容許政治開放超出黨所能掌控的範圍。
因而，十一屆五中全會同時完成了三件事：以平反劉少奇否定文革政治遺產；以撤換舊人、拔擢新人改組權力核心；以重設書記處和制定黨內準則，重建改革年代的組織規則。
十三屆五中全會：六四後的軍權交接江澤民上位
鄧小平。（圖片來源：JOHN GIANNINI/AFP/Getty Images）
九年後的十三屆五中全會，發生在截然不同、也更為緊繃的政治氣氛中。1989年春夏之交的學運與六四事件，令中共高層經歷了一場深刻震盪。時任總書記趙紫陽因反對以武力處理北京局勢而失勢，並在6月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被撤去總書記職務；原本長期在上海任職、在中央政治舞台上資歷較淺的江澤民，隨即被推上總書記位置。
江澤民接任總書記，但權力交接並非已經完成。當時的鄧小平雖已不再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職務，卻仍保有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這一職務意味著對解放軍的最終領導權。在中共體制下，黨的總書記可以主持政治局與書記處工作，國家主席可以代表國家出席外交場合，但軍委主席掌握的軍權，才是最高權力的關鍵。
因此，1989年下半年出現了一種微妙的過渡格局：江澤民名義上已是黨的最高負責人，但鄧小平仍是黨內最具份量的元老，也是軍隊最終聽命的對象。六四鎮壓剛剛結束，軍隊在維持政權中扮演了決定性角色；在這種背景下，江急迫想獲得軍方承認。
1989年11月6日至9日，十三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公開議程是審議《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當時中國大陸經濟正面臨通貨膨脹、社會不安與改革放緩的壓力，「治理整頓」成為官方主調，意味著在政治風暴後，當局準備以加強控制、維持穩定為優先。
這次會議通過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決定，並任命江澤民接任軍委主席；楊尚昆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劉華清任副主席，楊白冰任軍委秘書長。這套安排並非單純的退休人事，而是將軍隊指揮體系、元老政治與新領導核心之間的關係，透過全會程序重新固定下來。
中共官方將這次交接描述為第二代領導集體向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順利交替」，並讚揚鄧小平以實際行動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但若從權力政治角度看，這也是一次危機後的權力加固。江澤民在六四後突然進京，既沒有長期經營中央黨務的資歷，也缺乏直接統率軍隊的背景；只有在接掌軍委主席後，他才從一名被元老推舉的總書記，取得了名義上完整的黨、政、軍核心地位。
當然，名義上的交班不代表鄧小平立即失去影響力。鄧雖辭去職務，仍是黨內最有份量的政治元老，對重大路線與高層人事保有強大影響，直到1992年南巡後仍能左右中國政治方向。江澤民接掌軍委，首先得到的是制度上的名分；他對軍隊與黨內權力的實質掌控，並非一步到位。
2026年習近平會在五中全會拋出「反黨集團」嗎？
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將於10月召開二十屆五中全會，會議以「全面從嚴治黨」為主題。這是否意味著這次會議期間，會議之前及之後，又會有一場加強版的整黨運動呢？是一次普通的整黨會議？還是一次藉「全面從嚴治黨」之名重新界定責任、處置異己、鞏固最高權力的政治會議？
若二十屆五中全會確實以「全面從嚴治黨」為主軸，它所處理的恐怕不只是反腐問題，而是習近平在大批親信、軍方將領接連出事後，如何向黨內重新解釋其用人失敗與統治危機。
習近平需要的，或許不是一次普通的整黨會議，而是一套足以把責任轉移出去的政治敘事。所謂「反黨集團」，正可能成為這套敘事中最具震撼力的一張牌。
海外作者岳山在文章《五中全會演甩鍋大戲拋出反黨集團？》中指出：
中共二十大之後，習近平親選的中央委員會成員，大面積落馬。本屆中央委員會成員，至少有70人左右出事，占比近兩成。這是中共「文化大革命」1976年結束以來最嚴重的情況。
岳山認為，習近平在政治局會議通稿中，一面宣稱「全面從嚴治黨取得偉大成就」，一面又稱黨面臨「新情況新問題」，實際是在為用人失察和官場持續震盪預先卸責。
他指出，五中全會將是習近平不得不面對黨內質疑的場合。儘管中央全會在現行體制下多屬程序性表決，但政治局仍須名義上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尤其2016年中辦曾規定，對大面積「帶病提拔」造成惡劣影響者，應追究黨委主要負責人責任；依此邏輯，最高層同樣難以完全置身事外。岳山認為，習或將繼續以「世情國情黨情變化」及「新問題」作為說辭，將其任內的用人與吏治危機，歸因於客觀環境和個別官員問題，而非自身決策失誤，如此進行政治甩鍋。
岳山認為，習近平若要淡化外界對其用人失察、官場腐敗的追問，可能需要把責任轉移到更具政治性的案件上。張又俠與劉振立今年1月被立案調查後，軍方曾以「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危害黨的執政根基」等罕見重話批評兩人，但官方迄今未公布具體案情與最終處理結果。
海外評論人士蔡慎坤、陳破空等人推測，當局或在五中全會前後進一步升高定性，甚至把張又俠、劉振立等人打成「反黨集團」。相關傳聞目前難以獨立核實；但若官方最終採用這一政治標籤，意義將遠超一般貪腐案。
在中共政治史中，「反黨集團」「野心家」「陰謀家」等措辭，往往用於將權力鬥爭包裝成對「篡黨奪權」的清算。習近平時期，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令計畫、孫政才等人亦曾被官方指涉政治野心或陰謀活動。若張又俠被套上同類定性，目的不僅是處置個人，更是對軍中、紅二代及黨內高層發出警告：任何可能挑戰軍委主席權威、阻礙習近平延續權力的人，都可能被視為政治敵人。
總之，對習近平而言，製造更大的敵人，或可暫時轉移外界對其用人失敗的追問；但整肅越擴大，也越說明中共高層的互信與制度運作已經嚴重受損。10月五中全會若成為又一次政治清洗的舞臺，將成為最高權力對不安全感的進一步暴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