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6年8月21日訊】大家好，上一期講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人的希望是怎麼破滅的，結尾我留了一個問題：有一樣東西，是現代文明社會必不可少的，但中國人一直不在乎有沒有。那種東西是什麼？為什麼中國人不要它？覺得無所謂？沒有這種東西，中國人注定擺脫不掉任人宰割的命運。這一期，就講這個問題。
我從一句話講起。這句話是位家住深圳的金先生在微信上寫的。袁莉在《紐約時報》的文章的結尾，引用了這句話。在朱鎔基時代，金先生的家人失去了工作，還被債主逼債。2000年，朱鎔基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說，他希望人們記住他是個清官，如果再慷慨一點，說他辦了一點實事，他就謝天謝地了。金先生評論說：」縱觀歷史，最讓老百姓吃苦的，往往是那些一心想做事的清官。」
這一句話，把中國政治文化最核心的那個清官想像戳破了。中國人評價官員，兩千年來只有兩檔：不是清官，就是貪官。清官就是好官，貪官就是壞官。老百姓痛恨蔡京、嚴嵩、和珅這些貪官；崇拜包公、海瑞、于謙這些清官。于謙是明朝那個兵部尚書，不是跟郭德綱說相聲的那個于謙。
可是，深圳的金先生說，讓老百姓吃苦最多的，恰恰是清官。
這話聽著離譜，仔細一想，說的一點也不假。貪官要的是錢。他當官是為了撈錢致富，他不想改造你，也不想折騰你，他怕折騰出事。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候，是貪官發大財，老百姓保溫飽，有能力的奔小康，發點小財。這幾代中國人日子最好過的時候，恰恰是胡溫時代，貪官和老百姓的收入都隨著經濟起飛。
清官不一樣，他們要做大事。他們不為錢，為的是江山社稷，要青史留名。他們要改造國家，改造社會，更要命的是，他們要改造人，把人當成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為了讓國家強大，他們要增加稅收，提高壓榨的效率，把國民當牛馬使喚。他們真誠相信，或者假裝相信，一切都是為了國家，所以犧牲一下老百姓，是必要的代價。他們不把人當人，不覺得自己是在作惡，事後問心無愧。
中國歷史上，並不缺少這種清官。
聽眾都知道，有個商鞅，公元前356年在秦國變法。這個人極其清廉，極其能幹。他把秦國從一個二流國家，改造成一臺強大的戰爭機器。代價是什麼？秦國人徹底工具化，連牲口都不如。牲口也不會被連坐、告姦、什伍相保，不會一頭牛犯法，十頭牛跟著挨鞭子，被屠宰。秦國老百姓在商鞅手裡不是國民，只是國家戰爭機器的耗材。他自己最後被車裂，但他那套東西活了下來，活了兩千年，一直活到現在。
還有一位聽眾都知道的北宋清官，王安石。1069年，王安石開始變法。這個人的私德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算頂尖的，不好色，不貪財，不修邊幅，生活簡樸到不盡人情，衣服髒了不換，連洗澡水都省。北宋有個文人，名叫陳正敏。他有本筆記，叫《遁齋閑覽》。裡面記載了王安石一件軼事，說他有次上朝見皇帝，虱子從衣領子裡爬出來，一直爬到鬍鬚上。這麼一個人，要幹什麼呢？他要富國強兵，抑制豪強，給老百姓減負。
這聽著，簡直是人民的好總理。但不管是好總理，還是壞總理，首先要解決的是朝廷財政危機，不是讓利給老百姓。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由朝廷給農民貸款，出息二分，也就是20%的利息。一年放兩期，正月一期，五月一期，一年算下來就是四成利。名義上，青苗法是讓農民免受民間高利貸盤剝。結果卻適得其反。貸款指標層層下壓，地方官為了完成朝廷下達的放貸任務，逼著不需要借錢的農民也得借。四成的年息，很多農民不借也得借，借完了還不上，賴以為生的土地被收走、充公。
青苗法成了搜刮農民的工具。王安石到死都認為他是為國為民。
明朝還有個張居正，1573年主持萬曆新政，推行一條鞭法。我在第223期節目中講過，這裡不重複。
到了我們這個時代，還有朱鎔基。
這四個人，都很清廉，都很能幹，推行的政策也都是後患無窮。他們都是從財政入手，大幅提高了國家搜刮國民的效率，政策都是立竿見影，也都是在自己身後爆雷。朱鎔基的追悼會剛開完，政府不准民間悼念。前面那三個人，商鞅、王安石、張居正，有的生前遭到清算，有的死後遭到清算。
中國人在清官身上投注了太多的想像，把自己的苦難歸咎於貪官，把擺脫苦難的希望寄託在清官身上，寄託了2000多年，得到的現實卻是，貪官、清官都拿他們當牲口使，都不拿他們當人。甚至有些清官讓他們吃的苦頭比貪官還多。這種對清官的想像，趕上好一點的時候，算是老百姓的一種自娛自樂；趕上壞時候，就成了自愚自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