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的心不再被名利、恐懼和僥倖所驅使，他的判斷、選擇與待人接物都會隨之改變。（圖片來源：Freedom_naruk/stock.adobe.com）
兩千多年前，孟子在《盡心上》說過一層頗耐人尋味的道理：「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說的是凡屬德行、學問與操守，皆可由人自求自得，勤勉則有所進，放棄便有所失。可是他隨即又說：「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至於仕途通塞、富貴貧賤、壽夭窮達，固然可以盡其道而求，卻未必能如願；其中有許多，終究不由人力全然裁定。
孔子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正點出這層涵義。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中，講究修身立德，是人的本分，際遇窮通，則有其不可盡控之處。人應當對前者盡責，也須對後者敬畏。盡人事而不妄執於成敗，或許正是儒家所謂「知命」的深意。
史上有位學者袁了凡卻偏偏不肯止步於此。他不否認命數，但他用盡一生追問：所謂「知命和命定」，究竟是不可移易的鐵律，還是仍能有改寫的趨向？他寫下了著名的《了凡四訓》，回答這個問題。
袁了凡本名表，後改名黃，字坤儀，生於1533年，浙江嘉善人。明初「靖難之役」燕王朱棣奪位，袁家因與反對燕王的一方有往來而遭牽連抄家，曾祖袁顥從此棄絕科舉，轉而學醫濟世，留下家訓教導後人耕讀傳家、修身以俟命。到他父親袁仁這一代，家中藏書已逾兩萬卷，袁仁精通醫術又潛心佛理，與王陽明的後學往來密切。袁了凡出身的這個家族，幾代人都在認真思考立命之學。
袁了凡少年時，在慈雲寺遇見一位自稱孔姓的雲南老人。老人精於邵雍一脈的「皇極數」，先替他推算縣試、府試和提學考試的名次；翌年應試，竟與所言絲毫不爽。繼而又推及其一生命運：何年補廩，何年入貢，何時出任四川一縣之長、任官多久，以及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壽終、命中無子。袁了凡將這些話一一記下，後來所經歷的功名進退與仕途際遇，又大多逐次應驗。
袁了凡逐漸相信，人之一生不過依照一張早已寫定的簿冊展開。既然一切皆有定數，那麼費心經營又有何意義？他後來回憶此時的心境，說自己「澹然無求」了。其實也是有些心灰意冷，不再有進取之心,任由命數，以為是「順其自然」。
後來，袁了凡準備補選貢生時，特地前往棲霞山拜見雲谷會禪師。雲谷是一位能貫通儒、釋、道之學的高僧。兩人在禪房中相對靜坐，三日三夜不曾闔眼。雲谷見袁了凡神色澄定，始終不見一絲妄念，心裡很是認可，問他：大多數凡人妄想紛紜、執念相纏，而你靜坐三日，為何竟不起一念？你怎麼做到的呢？
袁了凡老實答道：之前孔先生早已算定我的榮辱、生死，皆有定數，又何必再起妄想？
雲谷禪師聽罷，笑道：「我還以為你是超脫了，原來也不過是個凡夫呀。」這近乎當頭棒喝，一下揭穿了袁了凡自以為的達觀，他其實並沒有超出命運，恰恰相反，他只是被命運的觀念牢牢困住了，他也談不上做到了降伏妄念，不過是在相信萬事無可作為之後，連求取、籌劃的心思也一併消沉了。
雲谷禪師隨後又說：：「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其意並不是簡單否認定數的存在，而是指出：所謂定數，對尋常人有其約束力，卻未必是不可移動的絕對界限。一個人的起心動念、待人處世、改過自新與日積月累的善惡行為，都在塑造其品格，也不斷改變他所能承擔、感召和招致的人生結果。又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說明這一層因果道理。
雲谷禪師承認定數確實存在,凡人為什麼會被陰陽氣數束縛？關鍵在於，束縛人的不是「功名富貴」本身,而是那顆片刻不停的妄心。妄心一旦澄澈,原本「求在外者」的功名壽數,也可能重新回到「求在我者」的範圍，因為決定禍福的,不是那件事本身，而是那顆心有沒有被困住。
袁了凡聽到這裡，進一步追問：「然則數可逃乎？」雲谷禪師答道：「命由我作，福自己求。」這八個字正面回答，命並非完全懸在人的意志之外，福也不是坐等而來的賞賜，人應當從自己的心念、品行與作為中，重新負起對人生的責任。
雲谷禪師所說的「作」與「求」，首先不是向外攫取功名富貴，而是向內改造那顆受得失牽制的心：改過、積善、克己、盡責。當一個人的心不再被名利、恐懼和僥倖所驅使，他的判斷、選擇與待人接物都會隨之改變；而人生的際遇，正是在這一連串具體的選擇中漸漸轉向。
袁了凡悟到，立命，並不是以人的意志強行壓倒天命。人未必能夠決定遭遇什麼，卻能夠決定自己如何回應；未必能夠立即改寫結果，卻始終可以從改寫自己開始。
覺悟之後,袁了凡把它落實成具體功課。他每日記「功過格」以自省善惡,靜坐持誦準提咒以澄心。前者修福,後者修慧,合起來就是福慧雙修。他還為自己定下改過的三重心法:先生羞恥心,知道自己不如聖賢便是恥;再生敬畏心,明白舉頭三尺自有報應;最後才談得上勇猛心,真正痛下決心。三步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自棲霞山受雲谷禪師點撥以後，袁了凡的人生軌跡開始出現變化。孔先生原先算定他次年禮部科舉當得第三名，結果他卻考取第一；原先推算他未必中鄉試，後來也終於中舉。至於「命中無子」的斷語，後來同樣沒有應驗——他與妻子發願行善，終於得子天啟。
萬曆十四年（1586），他中進士；兩年後出任寶坻知縣。任內頗有政績，尤其重視農事與民間賦役負擔。史料與地方介紹常提及他在寶坻興修水利、減輕百姓負擔，因此後人對其知縣任內評價甚高。
萬曆二十年（1592），朝鮮遭日本侵略，明廷出兵援朝，袁了凡升任兵部職方司主事，後奉命赴援朝軍中參贊軍務，參與平壤戰事的籌劃。此後，他與提督李如松發生齟齬，又捲入軍中與朝廷的彈劾，終於罷官歸里。
罷官之後，袁了凡返回鄉里，閉門著述，也參與地方文獻編修，曾擔任《嘉善縣誌》主筆。他的《了凡四訓》正是在這樣的生命後期流傳下來：全書分為《立命之學》、《改過之法》、《積善之方》、《謙德之效》四篇，以自己的經歷訓誡兒子袁天啟，也藉此說明他對命運、德行與人生責任的體認。
袁了凡卒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若按傳統虛歲計算，享年七十四歲，他沒有如孔先生所斷那樣止於五十三歲，人生多出的二十餘年，既經歷仕途榮辱，也完成了著述與教子的工作。對《了凡四訓》而言，這或許比「預言是否失準」更重要：它所要證明的並不是人能夠任意改寫一切，而是人不能因為相信命運，便放棄修身、盡責與行動。
此後數百年間，《了凡四訓》始終沒有淡出中國人的修身傳統。晚清曾國藩讀後深受觸動，取書中「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之意，改號「滌生」，並將此書列為教育子侄的重要讀物；近代印光法師則為之作序、刊印流布。日本陽明學者安岡正篤稱它為「人生所能動的偉大學問」，並曾建議將之視作可供天皇與首相參照的「治國寶典」；稻盛和夫也多次談到，自己讀到這部四百年前的中國家訓時，曾由此獲得關於人生與經營的深刻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