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毛澤東（圖片來源:公用領域維基百科）
【看中國2026年9月24日訊】在我上幼兒園的最初幾年裡，我們的老師是年老師，一位溫柔的女人，她真心實意地疼愛我們。那時候，幼兒園除了下午給我們提供幾杯白開水之外，幾乎什麼也沒有。看到我們餓得難受，年老師就從自己家拿些水果，帶來和全班孩子分享。那份樸素的善意卻保護不了她。沒過多久，教職工中的造反派就開始批鬥她，剝奪了她教書的權利。
一天早晨，我經過行政辦公室時，從門口探頭望進去，看見裡面正在進行批鬥會。年老師彎著腰站在房間前面，脖子上用一根細鐵絲吊著一塊沈重的木牌。她被發配到學校操場上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整天搬磚、挖溝。一個下午，我們跟著新來的馮老師穿過院子時，有幾個孩子看見她正跪在一堆砂漿旁邊。
「年老師好！」我們異口同聲地喊道。
她抬起頭，擦了擦沾滿泥土的額頭，笑著說：「乖孩子，乖孩子。」
馮老師在外面一聲不吭，可教室門在我們身後關上的那一刻，她的怒火便爆發了。「以後不許再叫她‘年老師’！」她厲聲喝道。「她是階級敵人。」
沒過多久，年老師被發配到農村，從此永遠消失在我們的生活中。取代她的是馮老師，她不停地給一屋子茫然無措的幼兒灌輸階級鬥爭的說教。我始終無法理解，那些陰險的敵人究竟指的是誰。我們只知道，自己被無休止地宣布為世界上最幸運的一代，生在偉大的紅旗之下的新中國，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還在資本主義的苦難中呻吟，等待著我們出發去解放他們。
恐懼是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存在。有一次，鄰班的孩子聲稱我們班有人說了毛主席的壞話。馮老師立刻停下一切事情，一個接一個地審問我們，神情冷峻得令人害怕。她要求我們說出名字、原話和證人。她真正要找的並不是一個四歲孩子說出的什麼愚蠢話語，而是那個據說在家裡給孩子灌輸毒素的成年人。我始終不知道最後是誰被歸了罪。
1971年春天，我進入了小學。我們的班主任是彭老師，一位身材矮小、戴著眼鏡、沉默寡言的女人。由於家庭出身，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狂熱中遭受過公開批鬥，因此一直如履薄冰，刻意保持低調。雖然小學已經復課，但工業仍然癱瘓著，過了好幾個月，我們的紙張配給才終於換來了真正的課本。
政治狂熱瀰漫在空氣中。每天早晨都從一套僵硬的儀式開始。「起立！向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敬禮！」我們深深鞠躬，背誦忠誠誓言，祝願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每門課開始之前，我們都要向他的畫像敬禮。一天結束時，我們按照各自居住的街道編成隊列；老師以軍隊般的嚴謹程度檢查隊伍，然後帶著我們走出校門。當我們的第一批課本終於到來時，第一課只有一行用粗體紅字印刷的話：毛主席萬歲。
由於在幼兒園時就開始學習，我在班裡成績出眾。每個孩子都渴望加入紅小兵——那是一項能讓學生脫穎而出的精英榮譽。憑著優異的成績，我似乎注定會成為第一批入隊的學生之一，直到一句無心的話帶來了災難。
在我幼小的眼裡，官方畫像中無處不在的毛主席那頭向後梳、垂至肩膀的頭髮看起來很女性化。一個下午，我隨口說出了當時看來顯而易見的話：「毛主席是女人。」
「他是男人！」我的同學艾林立刻反駁，雙眼睜得老大。「我可以證明——我家有他的照片！」
從那一刻起，艾林就像握著一把藏起來的匕首一樣，利用我的失言。每當我們為了課桌或鉛筆爭吵時，他就瞇起眼睛，低聲威脅要去告發我。那時我年幼而天真，只是聳聳肩，不以為意。但隨著六月一日——國際兒童節——臨近，也就是第一批紅小兵即將被宣布的日子，艾林逕直走進教師辦公室，把我告發給了彭老師。
彭老師把我們兩個都叫了過去。我一看到她蒼白而僵硬的臉，便立刻意識到自己犯下的錯誤有多嚴重：毛主席毫無疑問是男人，而我竟然說出了褻瀆的話。
「你是不是說過毛主席是女的？」彭老師問道，聲音異常嚴厲。
「不，我從來沒說過！」我結結巴巴地回答，恐懼堵住了我的喉嚨。
「他說過！」艾林堅持道，站得筆直，像接受軍事檢閱一樣。「我聽見了！」
「我只是說毛主席是人，和我們一樣的人。」我脫口而出，抓住恐慌中能想到的任何辯解。
「這不是你該說的話！」彭老師一掌拍在桌子上。她大發雷霆，猛烈地訓斥我，震得我耳朵嗡嗡作響。
多年以後我才明白她當時做了什麼：她在關起門來的情況下故意上演了一場憤怒的戲碼，自己處理了這次違規行為，從而不給艾林任何藉口把事情升級到學校那支激進的革命委員會那裡。
第二天下午，彭老師走上前來宣布入紅小兵的名單。教室裡死一般寂靜。五十六名學生中，只有八人被選中。第一個被叫到名字的是一個男孩，儘管成績平平，他的母親卻是一名中共黨員。我的名字是第七個被叫到的。艾林也被選中了。
幾天後，彭老師把我叫到空蕩蕩的走廊裡。她告訴我，艾林告發之後，她冒險悄悄去找了校長劉老師。在是否要我加入紅小兵的問題上她替我求情，說我是一個認真、成績拔尖的學生，只是一時笨拙地說錯了話。
「他當時的原話是什麼？」劉老師透過閱讀眼鏡的上方看著她問道。
「有人聽見他說毛主席是女性。」
劉老師沉默了很久，手指輕輕敲著桌面。最後，他抬起頭說：「把他的名字寫上。」
兒童節那天，我們領到了鮮紅的紅領巾——人們敬畏地把它視為從國旗上撕下的一角，是用革命烈士的鮮血染成的紅色。我們登臺朗誦合唱頌歌，高喊：「我們要做革命的工人、農民和戰士！」我走回家時，鄰居們擠滿了巷子向我道賀；那一天，我們整條街上只有兩個孩子領到了紅領巾。
不久之後，班幹部被任命了。那個母親是黨員的男孩被選為班長。彭老師查看我們的家庭出身時，滿意地注意到我父親的成分是「工人」，並鼓勵我繼續爭取學生幹部的職位。
然而，意識形態上的危險從未遠離。一次因為晾衣繩發生的小小鄰里爭執後，鄰居家的兒子開始在校園裡堵我，貼著我的臉惡狠狠地吐出「地主」這個詞。我的外祖母確實曾在多年前被戴著高帽子押上街遊行，被打成剝削者。在那個年代，血統就是命運，無論我把紅領巾熨得多麼平整，我們過去的陰影總在等待著追上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