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對丈夫不忠，旁人便說，這個丈夫「戴了綠帽」。（圖片來源：手繪插畫 志清/看中國）
「戴綠帽」這三個字的來源，和古人怎麼看待顏色這件事有關。先秦禮制裡，青、赤、黃、白、黑被稱為「五正色」，地位尊貴；由兩種正色調和而成的顏色，像是紫、綠、紅（粉）、碧、騮黃，則被稱為「間色」，地位低一等。孔子自己就講過一句很能說明這套觀念的話：「惡紫之奪朱也」——他厭惡紫色這種間色，竟然搶過了朱紅這種正色該有的地位，可見在當時人心裡，顏色從來不只是顏色，而是一整套尊卑秩序的外在標記。歷代王朝也各有自己崇尚的正色：商朝尚白，周朝尚赤，秦朝尚黑，這套「五德終始」式的尚色傳統，一路延續到後世，而綠色，始終沒能擠進這個尊貴的行列。
《詩經．邶風》裡有一首〈綠衣〉，開篇就說：「綠兮衣兮，綠衣黃裡」，後面又有「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這樣的句子。按照《毛詩序》以來的傳統解讀，這首詩是衛莊公夫人莊姜所作——黃色是正色，照禮制該穿在外面；綠色是間色，該穿在裡面、或者乾脆不該穿。可詩裡偏偏寫綠衣在外、黃裳在內，上下顛倒，象徵的正是身分卑微的妾室，竟然僭越了正妻的位置。這首詩未必與後來的「綠帽」直接相關，但它說明瞭一件事：早在先秦，「綠色僭越、取代了該有尊位的顏色」這種意象，就已經寫進了中國人的文化記憶裡。
真正讓綠色和「羞辱」牢牢綁在一起的，是唐代的官服色制。唐朝按品級規定官員服色，品級越低，服色越近似綠、青這類間色，高階官員才有資格穿緋穿紫。顏色一旦和官階掛鉤，低賤的顏色就自然而然成了懲戒的工具。唐代封演所著《封氏聞見記》裡，記下了一樁地方官用顏色羞辱下屬的軼事：一位縣令遇到做錯事的吏卒，不打也不罵，而是讓對方裹上綠色的頭巾示眾，過錯越重，裹的時間就越長，看，顏色在這裡，直接變成了一種公開張貼的羞恥標籤。
到了元代，這套邏輯被正式寫進了法令。據《元典章》的規定，娼妓家中的男性親屬，必須頭裹綠巾，作為身分的強制標記，讓人一眼就能辨認出這戶人家從事的行業。顏色不再只是官場裡的懲戒手段，而成了整個社會階層劃分的視覺符號。
明代的規定更加嚴苛。教坊司妓者的丈夫，不僅要戴綠頭巾，還得繫綠色腰帶、穿豬皮靴子，連年老生病時能用什麼方式出行，都受到限制；妓女所生的兒子不得參加科舉，脫離樂籍之後，還得等到第三代孫輩，才重新取得應試的資格。到了明代，「戴綠帽」這個說法的羞辱含義，已經完全脫離了官場懲戒和特定行業的標記，演變成了一個更廣泛的用語。明代文人謝肇淛在他的筆記《五雜俎》裡，就已經把「戴綠帽」用來泛指妻子不貞的丈夫。同一時期的小說《醒世姻緣傳》裡，作者西周生也頻頻用這個詞，描寫書中人物的婚外情事，可見這個說法到了明代，已經是民間相當通行的俗語了。
民間後來還流傳著一則故事，說有個老實的農夫常年在外幹活，妻子在家與人私通，一次情夫走得匆忙，把帽子落在了家裡，農夫天色未明，稀裡糊塗就把那頂帽子戴上出了門，惹得旁人笑話，那頂帽子，自然是綠色的。
至於「頭巾」怎麼變成了後來常說的「帽子」，則與日常穿戴習慣的變化有關。古人原本以裹頭巾為常態，後世漸漸改以戴帽為主，「綠頭巾」這個說法，也就順理成章地換成了「綠帽子」。從先秦的正色間色之辨，到唐代的官階羞辱，再到元明兩代寫進法令的身分標記，「綠色」在中國文化裡積累了一千多年的卑賤與羞辱意涵，最後才凝結成今天這句——老婆對丈夫不忠，旁人便說，這個丈夫「戴了綠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