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七次全體會議，當時新當選的中共副總理韓正（前排右一）領銜，時任副總理孫春蘭、胡春華、劉鶴，時任國務委員魏鳳和等人，準備宣誓就職。（圖片來源：Etienne Oliveau/Getty Images）
每當中共政權岌岌可危時，高層就會重提「集體領導」與「民主集中制」——這套政治話術既能安撫黨內官僚的不安、調動技術官僚挽救危局的積極性，也能向外界釋放「體制具備自我糾錯能力」的訊號；然而一旦危機解除，為防止派系坐大威脅核心權威，權力便往往再次收緊。對照過去七十餘年的四次歷史循環便能看清，這不過是中共欺騙劇本的第五次重演。
第一次 中共八大至反右運動 從廢除個人崇拜到獨攬大權 1956年～1958年
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雪夫發表批判史達林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後，中共於同年9月召開「八大」。當時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主導在黨章中刪除了「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表述，並明確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與反對個人崇拜。
毛澤東當時對「八大」路線的容忍僅是迫於國際共運大氣候的暫時妥協。1957年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隨後迅速轉為「反右運動」，並於1958年南寧會議與成都會議上嚴厲批評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公開提出「正確的個人崇拜必須崇拜」，徹底瓦解了八大確立的集體領導框架。
雖然八大確立的「一線、二線」分工原本旨在建立常態化的黨務運作機制，但由於黨內缺乏對最高領袖權力的剛性憲政約束，當政策分歧上升為路線鬥爭時，常務機構便無法抵禦中共黨國最高領袖的政治動員，文革爆發後家家見血的慘烈就是明證。
七千人大會至文革爆發 危機分責與秋後算帳 1962年～1966年
「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嚴重的大饑荒與經濟崩潰後，中共於1962年初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有限度的自我批評，並重申「民主集中制」，將經濟恢復的日常工作交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主持。
此次又重提「集體領導」實為典型的危機控管與緩兵之計。一方面透過強調「中央集體負責」來分攤大躍進失敗的政治責任；另一方面則讓一線官僚收拾經濟殘局。一旦1965年前後經濟稍有起色，毛澤東便以劉少奇等人推行「修正主義」為由發動文化大革命，將當年參與集體領導的高層幹部逐一清洗。
劉少奇等人在此期間確實透過務實政策扭轉了經濟頹勢，熟悉中共黑幫政治的讀者應該也想得到，這想必是導致劉少奇被整死的主因之一。
十一屆三中全會至八十年代末 大佬共治與改革受挫 1978年～1989年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高舉「解放思想、發揚黨內民主」與「集體領導」的旗幟，藉此批判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並在1980年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批評權力過分集中之弊端，廢除了領導職務終身制。
「集體領導」在此階段首先被用作奪取華國鋒最高權力的政治工具。在進入八十年代後，名義上由胡耀邦、趙紫陽先後擔任黨的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但實際最高決策權仍掌握在以鄧小平、陳雲為首的「八大大佬」手中。當胡耀邦與趙紫陽試圖真正落實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多數決原則或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時，便分別於1987年「黨內生活會」與1989年政治風波中被大佬以非正式程序罷黜。
雖然，八十年代的制度改革確實打破了毛澤東時代的個人極權，確立了任期制、退休制與黨政分開的初步框架，為經濟改革提供了相對寬鬆的空間，但在面對危及中共政權穩定的重大衝擊時，非正式的大佬政治仍然凌駕於民主的謊言口號之下，胡錦濤、趙紫陽相繼被罷黜、六四大開殺戒就是明證。
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 從「九龍治水」到權力再集中 1992年～2012年後
鄧小平南方談話與中共十四大後，逐漸形成了政治局常委會各管一攤的「集體領導」模式（至胡錦濤時期發展為九名常委分工的「九龍治水」格局），同時伴隨著隔代指定接班人與「七上八下」等內部潛規則。
這一時期的集體領導本質上是各派系與權貴家族為了瓜分經濟利益、避免內部火拚而達成的「寡頭共治」妥協，並非真正的民主制衡。由於缺乏獨立司法與社會監督，這種分權反而導致了派系山頭林立（如周永康掌控政法系、徐才厚與郭伯雄掌控軍委）與江澤民領頭的系統性腐敗，「反腐」最終又成為下一階段高度集權的藉口。
學者黎安友（ Andrew Nathan）早年曾提出的「威權韌性」理論；他指出，這套集體接班與常委分工機制在一定時期內實現了權力交接的可預測性，維持了統治集團的內部穩定與經濟高速增長，直到外部環境與內部結構矛盾超越了寡頭協商所能負荷的極限。回顧中共黨史，也可以發現每每當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決策遭遇重大挫敗時，黨內高層便會重申「民主集中制」與「集體領導」。簡言之，就是沒招了的時候，才會主動重提「集體領導」，這既能緩解黨內「躺平」官僚的恐懼，還能誘使技術官僚出來替爛攤子獻策背鍋，又能讓國際資本與外界再次產生「中共體制能夠自我糾錯、溫和派即將抬頭」的錯覺。這種做法在政治功能上主要用於緩和黨內派系矛盾、平息基層與社會的不滿，並將決策失誤的政治責任由個人轉嫁為「集體承擔」，以藉此度過執政危機。
綜述以上史實，重點反不在於中共這次怎麼騙、喊了哪些響亮口號，真正的關鍵在於前車之鑑已經這麼多了，我們為什麼還要再上一次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