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會堂前（圖片來源: 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11月13日訊】從政治追蹤到財富管控：中共的長臂能伸多遠？
從政治打壓到經濟追訴：國內「遠洋捕撈」向海外延伸爆點週刊報導：11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跨境腐敗法》正式頒發，該法律旨在預防和懲治跨境腐敗，深化反腐敗國際合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反跨境腐敗法案公布，我第一想到的，就是遠洋捕撈將推展到全球，所以令人擔心與警覺的不只是執法範圍擴大，更是國內政治性經濟執法模式可能向海外延伸。
所謂「遠洋捕撈」，原本指一些地方執法機關跨區域辦案，以刑事調查、凍結賬戶、查封企業等方式追索財產，甚至通過罰沒收入獲取經濟利益。當財政壓力、政治控制與執法權力結合，企業家便可能成為被中共當局選擇為追訴的對象。
如果是真正的維護國家經濟權益，無可厚非，但嚴峻的問題在於：通過已然發生的‘遠洋捕撈’與國內的一些特殊案例，我們有理由擔心，此法案不僅會擴大化，使一些具體執法部門以此牟利，也會通過上法案，公然迫害異見人士或海外企業家，甚至與中國有貿易關係的外資企業都會被列入獵殺對象。
國內的遠洋捕撈是中國內地經濟下行，地方政府經濟困窘導致的，本地企業政商關係複雜，不好下手，那麼就‘異地捕撈’，通過不義與非法手段，使一些企業資產部分甚至全部被剝奪。
河北大午集團創始人孫大午，長期關注農民權益、民營經濟和社會公共事務，也曾公開支持自由派知識份子，在企業內部也搞民主自治實驗，2021年，他被以尋釁滋事、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等多項罪名判處18年有期徒刑。外界質疑，其獨立政治立場與公共活動是遭受嚴厲追訴的重要背景。地方政府既幫助中共在政治上清除了異已，又收穫了一塊難得的肥肉。
北京華遠集團前董事長任志強，長期批評公共政策，2020年又因一篇批評最高領導人及疫情治理的文章引發關注。同年，他因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經濟罪名被判18年，處以罰金人民幣420萬元。
近日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廣東民營教育家信力建，長期倡導自由、憲政與教育改革。2015年，被有關部門構陷，說他涉嫌故意銷毀會計憑證被羈押，後來獲刑。儘管公開的處罰金是10萬元，但整個教育集團無法運營，有關機構評估達20億以上的財富最終以幾千萬元轉讓。
我們再看看香港與海外案例：
2017年，擁有加拿大國籍的明天系掌門人肖建華從香港被帶往中國內地，此後，明天系金融資產遭到大規模接管與重組。
我谷歌相關資訊是：2022年，肖建華被判13年有期徒刑，根據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官方通報，該案的具體判決與財產處置如下：對明天控股的處罰：數罪並罰，決定執行罰金人民幣550.3億元（約合81億美元）。
對肖建華個人的處罰：判處有期徒刑13年，並處罰金人民幣650萬元。香港傳媒企業家黎智英長期批評北京、支持香港民主運動。2020年遭到逮捕，2021年5月，香港保安局首次引用《香港國安法》第43條，凍結了黎智英的資產，當時估值約為近5億港元，2026年2月9日，香港法院就國安法及煽動罪案件進行宣判，由於《蘋果日報》已停刊並被清盤，法院對涉案的3家蘋果日報相關公司（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蘋果日報網際網路有限公司）共處以罰金300.45萬港元。
這些案例共同提出一個嚴肅問題：當政治權力能夠影響調查、起訴與審判時，企業家能否獲得真正獨立的司法救濟？當它的長臂向海外延伸，又將產生怎樣的後果與效應？這些事件的法律背景並不相同，不能全部歸入反腐敗執法，卻揭示一個共同風險：當政治安全目標與司法手段結合，個人自由、企業經營和財產權利都可能成為黨國懲治政治異已與異見者的籌碼與手段。
結語：新法之下，海外財富會成為新的控制工具嗎？過去，一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跨境行動容易引發國際爭議，新的跨境反腐敗法律框架，則可能使境外調查、信息交換、追逃追贓與國際司法合作更加制度化。
對許多涉外經營的企業家與商人來說，即使移居美國、加拿大或歐洲，仍可能在中國擁有企業、股權、房產、銀行賬戶或親屬。國內資產與商業關係，就可能成為境外政治施壓的支點。執法機關可以調查關聯交易、凍結境內資產、追究企業經營責任，也可能通過要求回國配合調查、限製出境等方式增加當事人的壓力。
對臺灣、香港以及其他國家的企業家而言，只要在中國大陸存在重要投資與財產聯繫，同樣可能面臨相關風險。因此，「海外捕撈常態化」目前應當被視為需要警惕的制度風險，而不是已經得到證明的現實。經濟下行與地方財政困難，可能強化趨利性執法的動機；政治控制與財富追索一旦結合，則會進一步增加財富擁有者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