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一周年纪念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确已今非昔比。是的，中共当权者早已为获得的若干成就而沾沾自喜、洋洋自得了。然而，倘若人们知道，正是在今天，家长制、终身制、垂帘听政制的阴霾又一次无比严重地笼罩在全体中共党员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又一次陷入最高权力家长制、终身制、垂帘听政制的空前危机之中，那么，人们就一定会问：五十一年来，中国的政治究竟进步了多少？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豪气干云地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有谁能够想到，“从此站起来了”的，全中国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无论是中止执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策，还是废土改、行合作化，无论是心血来潮推行“三面红旗”导致饿殍遍野，还是无法无天搞“文化大革命”致使全国大乱，毛泽东几乎都是和尚打伞、一意孤行。整个中国共产党、整个中共中央、整个中央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会，更别说整个国家机器和全国老百姓了，几十年来就都统统是围着他个人的“一意孤行”旋转，直到其至死方休，整个中华大地才抒缓过气来。
这是什么主义？这是地地道道的皇权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朕即国家”主义，这是无一丝一毫马克思主义气味的秦始皇主义。不过问题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共政治局常委间的关系竟然演变成了君臣关系的呢？为什么一大批中共党的开国元勋、高级干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等在“主席”面前均诺诺如群臣？为什么中央政治局乃至其常委会竟然成了毛泽东个人兜里的橡皮图章？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使得中共党内民主一步步地形同虚设，最终导致对毛泽东手中的权力竟毫无约束呢？刘少奇也罢、林彪也罢，周恩来也罢，他们或许未曾想过，正是他们自己当年的卖力吹喇叭、抬轿子，正是他们自己当年对那试图用早已很有限的党内民主去稍许制约一下毛泽东的彭德怀之落井下石或事不关己，才使得党内皇权主义逐渐得以成型、并最终泛滥成灾的。
毛泽东时代终于随着“主席”的寿终正寝而结束了。整个中共、整个中国，才得以在多年来的无所适从中逐渐恢复了过来。有鉴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之家长制、终身制为祸甚烈、危害中华的惨痛教训，中共党内从上到下都是一片声讨家长制、终身制的强烈呼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分别于十一届五中全会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先后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重要历史性文件，其中对个人崇拜、权力集中于个人、党内一言堂，以及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中的家长制、终身制作了严厉的批判和清算。自此，中共在组织上启动了干部年轻化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实行集体领导的进程。
可是，正象毛泽东当年对“民主新中国”的追求是叶公好龙一样，邓小平对“废弃终身制”的呼唤也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历史已经盖棺论定，邓小平对毛泽东家长制、终身制的尖锐批判其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不过是用改头换面的邓记终身制去取代赤裸裸的毛记终身制而已，这与毛泽东当年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真何其相似乃尔！和毛泽东晚年一样，邓小平晚年对中国最高权力的实际控制，也是到他进入坟墓的那一刻才事实上中止的。试问，这与古代帝王的“驾崩”有什么两样！因此他们不过是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党国王朝的“秦一世”和“秦二世”而已。然而，与“主席”毫不在乎当“现代秦始皇”不同，我们的“小平同志”晚年则是以他那“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版垂帘听政方式来羞羞答答地紧握最高权柄的。这表明，毕竟历史在进步，毕竟是潮流使然，因而在今天的中国，在今天的中共党内和军内，这党政军最高权力的家长制和终身制，是不得民心、不得党心、也不得军心的。
然而，在今天，中共党内居然有人欲在邓小平之后做起“秦三世”的痴梦来了。江泽民这个靠着“六四”屠城坦克战战兢兢地被推上“核心”宝座的投机政客，在过了几天“核心”瘾后，眼下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公然复辟中共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家长制、终身制和垂帘听政制了。这个文没有思想理论、武不懂战略战术，不过是靠着中共体制中的菁英负淘汰机制而小心翼翼往上爬的政治侏儒，此刻竟要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欲将手中的权柄一直攥握到他进棺材时为止。而中共党内一帮随江泽民从上海进京、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圭臬几个佞臣，包括顶着“学者”头衔的少数无聊文人，甚至海外个别向以“押宝”心态干政治的所谓“异议菁英”，此刻都纷纷迫不及待地为这个“江三世”卖力地吹起喇叭、抬起轿子来。这些日子，各种试探性的气球满天飞，各式效忠似的表态开始启动。江泽民试图制造一种“劝进”、尤其是军队的“劝进”的氛围，来为自己破坏中共党规党法寻找某种口实。这就如同当年袁世凯导演的那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似乎他是“民意难却”才迫不得已去当皇上的。
不过问题是：在这一片为江泽民复辟终身制而造舆论的紧锣密鼓声中，整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干什么？中共一大批还健在的前要员们在干什么？须知，他们如果还多少有一点历史责任感，还多少有一点政治担待心，多少将个人的既得利益暂时放一放，那么他们是有足够的力量能够阻挡住江泽民掀起的这股猖狂的复辟皇权主义逆流的。试问，难道家长制、终身制曾恣意在中共党内横行，给中共党和国家，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还不够深重吗？难道我们今天还可以任凭它以种种理由借尸还魂吗？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正如中共《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对于毛泽东当年搞个人崇拜、家长制、终身制，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破坏党内集体领导原则等等给中共党和整个国家造成重大损害的严重错误，除了毛泽东本人负有主要责任外，整个中共中央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今天，历史正到了这样的关头：如果江泽民的家长制、终身制、垂帘听政制最终能得逞，那么，对如此严重的开历史倒车的复辟行为，负有责任的就不仅只是江泽民本人，不仅只是那帮为江泽民吹喇叭、抬骄子的一干人，而且所有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包括朱熔基、李瑞环、胡锦涛，等等，统统都得负责任；甚至，所有在世的已离休的中共前要员，包括乔石、万里、张爱萍、洪学智、席仲勋、宋任穷、刘华清、张震等等、等等，统统都得对这明目张胆的倒退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这里犹须指出：江泽民复辟终身制的如意算盘，是以保留其中央军委主席为最后底线的。因此，尽管他也在大放恢复中共主席制的试探性气球而试图公然全面复辟家长制和终身制，但更可能的，他则是来个“求乎其上，得乎其中；求乎其中，得乎其下”，以保住中央军委主席、效法邓小平搞垂帘听政、将中共下一任总书记视为可玩弄于股掌中的“儿皇帝”为固守防线的。江泽民利令智昏地以为，仅凭他手中的封官进爵权，他就真的是、并且还至死都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了。因此，衡量江泽民今天是否复辟家长制、终身制的关键指标就不在于看他是否让出中共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这两个职位，而是看他是否同时也退出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人们千万不要为近日中共党报、军报所刻意渲染的“劝进”、“效忠”舆论所迷惑，那不过是江系帮派在为江泽民复辟终身制而拼全力造势而已。相反，全体中共党员、中共党政军内的高级干部们，特别是那些已经离休、却还时时关怀着中共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中共老干部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以中共《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党规党法为武器，利用各种各样的渠道，采取形形色色的方式，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坚定而清晰地向江泽民复辟终身制的行为大声说“不”！向江泽民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大声说“不”！针对江泽民的复辟封建皇权主义的造势，大家应当在中共党内外，凝聚起这么一种针锋相对的正义之声，即：在今日之中共，在今日之中国，谁胆敢复辟终身制，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在此，我也要对处于漩涡中心的江泽民说几句：请不要听信那帮成天围着您转的奸佞之徒们的谗言，他们与其是在为您着想，不如说是在为他们自己着想。您应当记得曹孟德当年对劝其称帝的那帮谋士们说过的“不要把我放在火上烤”的话。您如果还真想有个怡养天年的生活，还真想如每一位老人那样期盼长寿的话，那么，我劝您见好就收，干干脆脆来个全退为妥，否则，您会因成为众矢之的而将神经绷紧到最后一刻，这无论如何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翁之健康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我衷心希望您有自知之明，您不是毛泽东、您也不是邓小平。他们毕竟是马背上打天下的一代，那种权威地位是历史造就的。您没有、也不可能有他们的那种力压群雄的气势和铁腕，仅靠点小权谋，仅靠点厚黑术，是会弄巧成拙的。
（二）
不过，在今天这个“国庆”日里，我们中国人是否应当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至今还没有摆脱老人政治的阴影、为什么我们至今还没有从国家最高权力之交班危机的梦癔中解脱出来？眼下，世界都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了，可为什么呈现在国人面前的，竟然还是那套古老的宫廷黑幕戏？为什么对于那些个掌握着共和国最高权力的人来说，交不交班，退不退位，得全凭他本人的一念之差或自我觉悟呢？为什么我们至今还建立不起一套常规化的国家最高权力的更迭机制？是的，恋栈之情，人皆有之。君不见，败选的布什总统在告别总统职位时还要乘直升机围着白宫挥泪兜几圈呢。可为什么人家可以恋栈归恋栈，而离去则照样离去呢？如果说那是外国的国情，那么在同是中国人居住的台湾，那李登辉不可谓不恋栈了，可为什么在这块中国的土地上，那里的政权交接仍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从而终于告别了中国已沿袭数千年的宫廷权术呢？环顾全球，就在江泽民当“核心”的十来年里，有多少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已经历了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更迭；而正是在这类程序化的政权交接中，这些国家所得到的则是社会的更加稳定和更加繁荣。就在几天以前，法国还专门就总统的任期举行了全国公民投票，结果，占70％的绝大多数赞成将总统任期从现在的7年缩短至5年。据报道，法国总统希拉克对此这项公投结果“相当满意”。试想，倘若希拉克有意竞选连任，他面临的将是总统任期的缩短。可人家希氏却为何没有象我们这位江氏一般，将那些希望其下台或早下台的人统统宣布为“敌对势力”呢？
其实，这就是政治体制的力量，这就是制度文明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文明一定会战胜封建皇权文明的力量，这也正是江泽民上台后倾全力所抵制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或改革的政治体制的力量。现在，我们应当看得更清楚了：江泽民十年来，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口实，坚拒任何政治体制改革之议，其真实用心何在，今天应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因此中共全党应当从江泽民这次欲复辟终身制或变相终身制的危机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中共党内的民主化、多元化的改革已刻不容缓，中共的社会民主党化转型已刻不容缓，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了！
在总结毛泽东皇权主义错误的教训中所诞生的中共《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曾庄严地提出了要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法律化的任务，并且还特别强调，对于既定之党规党法，绝不能随着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绝不能随着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可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些个所谓准则，不仅至今仍是一纸空文，而且早已被践踏得面目全非了；而那带头践踏这些准则的，竟然正是当初提出这些准则的邓小平本人。
是的，早有人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其实邓小平当初提出要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时他内心并不真诚。无独有偶，这与那种视毛泽东当年的所谓“建设民主新中国”仅为夺权谋略云云的阐释可说是如出一辙。而我则以为，用“真诚”与否、“权谋”与否之类来阐释历史人物行为上的某种“前后矛盾”现象，恐未免将复杂的历史和复杂的历史人物脸谱化了。这不仅因为，从相对意义上讲，人是会变的，倘无良好的制度，天使也会变成恶魔（请看我们面前这位江泽民不就转眼间从当年的诚惶诚恐之辈变成今日的恣意妄为之徒了吗）；而尤其因为，从绝对的意义上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乃至于整个中国共产党，他们数十年来所写所说、所不断重复的所谓“民主”，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与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完全绝缘的东西，是一种与党内或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多元化完全绝缘的东西。因此，在他们心目中的民主，不仅全然没有共产党可以“下野”的概念、甚至全然没有党内多元化、没有允许反对派存在这些个概念。而正是这些有关当权者可以程序性地下台、执政党可以程序性地下野、以及党内党外之多元共存等现代民主的A、B、C，其无论是作为事物还是作为概念，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来说，都至今还属极其陌生、相当异端的东西。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待当年追求“民主新中国”的毛泽东，与其说他日后的行为是自食其言，倒不如说他当初压根儿就是从要用他自己的那套“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去代替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倒不如说他当初压根儿就是从中国数千年来的改朝换代封建文明中来理解和阐释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观的。同理，对于邓小平，我们与其说他的日后的所为系言行不一，倒不如说他当初就是真诚地将其日后当太上皇之类包含在自己所理解和所阐释的“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概念之中的。
由此可见，当马克思在论及未来的社会主义文明时，其不言而喻的历史前提与理论前提便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以他才会将那实行不折不扣的普选权和选民罢官权的巴黎公社视为“新社会的曙光”；而当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在谈及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时，其不言而喻的历史前提与理论前提竟然是从第三国际搬来的本质上是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视之如弃履的那一套东西。正因为如此，中共才至今还一本正经地在家长制、终身制、垂帘听政制中不停地折腾。这是因为，你不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历史前提与理论前提，那你的所谓“社会主义”、党内“民主”，就只能赖以寄生于那有着数千年根基、且顽固地对抗着资本主义文明而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封建专制文明基础之上了。这也就是为何那被中共曾多次慎重其事、曾多次庄严宣称过的所谓的党内民主却至今仍形同儿戏，以及中共党内至今仍是封建皇权主义盛行、人身依附不减的深层原因。
因此，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来说，今天正面临着一个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去的启蒙；正面临着一个走历史必由之路、认清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容超越的启蒙；正面临着一个弄清现代、当代民主真谛的启蒙；正面临着一个弄清何谓社会主义、何谓资本主义、何谓封建主义，以及三者间的历史关系的启蒙。而这整个启蒙过程，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型的中国共产党改造为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型的社会民主党的过程。
这个改造，首先是指整个党的基本指导思想的彻底改造。社会民主党人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一种与现代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绝缘的制度，相反，它却是、也不能不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高度发展为既定历史前提，并以此为基础或起点，将这种发展推进到更高历史文明阶段的一种制度。由此可见，中国当前的政局危机，绝非什么资本主义自由化泛滥的问题，而是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封建皇权主义猖獗的问题，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当权派成为整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绊脚石、要开历史倒车、要复辟国家最高权力中的家长制、终身制的问题。
这个改造，其次是指整个党的组织上的彻底改造。党必须承认和开放党内的派别多元化，让党内左中右各派，均可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党内多元派别平等竞争的基础上实行真正意义的党内民主选举，党的各级领导人，一律凭党员的票决产生。如此一来，所谓党内家长制、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垂帘听政制、总书记儿皇帝制、菁英负淘汰制、人身依附制……，等等、等等这些个在党内横行了数十年的乌七八糟的历史垃圾，也就通通失去了其生存的空间，如此一来，喊了几十年的党内民主，才不致仍旧是一句空话。
这个改造，第三则是指整个党的功能上的彻底改造。中国共产党必须将自己从李自成、洪秀全一类封建农民改朝换代似的党，从一个已经完全封建官僚化的党，从一个全凭刺刀而执政的党，改造为一个在多党竞争中完全靠选民票决执政的党。是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这还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而资本主义民主仍然是一种有着种种历史局限性、包括某种虚伪性的民主。但是，同样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个有着种种历史局限性的资本主义民主，也比那封建皇权专制制度要进步一千倍、一万倍，更尤其要比中共今天所推行的“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主义中的所谓“民主”，要真实一千倍、一万倍。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因此所有的国家，都得经历这么一个有着种种历史局限性的资本主义的民主阶段，从而一步步地将民主制度由低级推向高级。正是在是否承认这一点、并是否将整个党的活动基点建立在这种承认之上，将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与第三国际的共产党经纬分明地区分了开来。
是的，将中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这对于已经是封建专制主义病入膏肓的中共来说，或许是相当痛苦的，也会是异常艰难的。但是，我坚信，中共若还想获得新生，它的这个改造将是命中注定的。这里，我想重申我于七月一日那篇题为《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的一论将中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拙文中的话：我寄希望于中共走历史必由之路，寄希望于一切还怀抱着当初那朦胧但却闪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不愿为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独裁政权殉葬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我还要对他们说，从现在起，就在您的周围，就在您所在的支部、您所在的单位，去有意地促使人们来思考这个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去的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容超越的问题，这个党内多元化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多元化问题，以及今天已迫在眉睫的江泽民欲复辟最高权力的终身制的问题。如果您能在您的支部和单位，有形无形地开展这一类讨论，实际上，您就已经在促使中共作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了。或许有一天，您所在的或其它类似的党的支部、党组或党委，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变成了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组织。试想，倘若中共党内的这一类讨论得以持续不断地继续下去，哪怕是在私下里进行，那么，中共的彻底社会党化的改造，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毫无疑问，中国的问题，并不只是中共的问题；但同样毫无疑问的则是，中国的问题又主要是中共的问题。这就是我今天这篇“国庆献辞”要着重以中共党内的复辟危机为题目，要着重以中共的社会民主党化之改造为主题的缘由了。
谨以此文献给大洋彼岸在“国庆”爆竹声中仍不忘忧国忧民的人们！
2000年10月1日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