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女童温州卖唱 最小年龄仅有8岁
“叔叔、阿姨，要点歌吗？5块钱一首，10块钱三首。”
晚上9点钟过后，在温州市区以及县市的一些露天烧烤、大排档等小吃夜市，一群小女孩会在这里来回穿梭，她们身上背着笨重的大吉他，手里拿着点歌单，逐个向在座的顾客询问是否点歌。当遭到对方拒绝时，她们眼里会不时地流露出些许忧伤和无奈……这些特殊群体是外地来温州卖唱的小女孩。
8月14日晚上，记者为了暗访，约了几位朋友，以“吃客”的身份，在温州奥林匹克大酒店对面的露天烧烤场亲眼目睹了卖唱女孩的整个卖唱过程。记者在暗访中发现，这些卖唱的女孩，大部分来自安徽农村，最大的年龄不到13岁，最小的只有8岁，有的只上小学一、二年级，有些甚至还没上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们手中拿着的点歌单虽抄写了近30首歌，有流行歌曲，也有儿歌，但大部分都不会唱。一些顾客看他们可怜，会情不自禁地从口袋里掏出5元钱塞给她们，却不让她们唱歌。
卖唱女孩训练有素 对外口径保持一致
这些女孩年纪虽小，却训练有素，口风非常严。如果不点歌，她们绝对不与顾客多交谈，并且点歌价格不打折。小女孩的成熟、老练程度让记者及在座的朋友感到惊讶。她们回答顾客的问题时非常小心谨慎，特别是涉及有关“收入多少、谁带她们来的、歌是跟谁学的”等实质性的问题时，她们都保持一致的口径，都说是老乡、亲戚带她们来的，并且老乡、亲戚大多是女性称谓，如“阿姨、姐姐”之类。
当天晚上，记者共接触了4位卖唱女孩，其中两位8岁，另外两位9岁(她们自称)。
第一位是名叫菁菁的小女孩，非常瘦小，人还没有竖起来的吉他高。她自称来自安徽安庆农村，今年9岁，还在上小学二年级。记者问她：“为何来温州唱歌？谁带你来温州的？”她毫不迟疑地说：“是两位姐姐带我来的，我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借暑假来温州唱歌赚点学费，开学以后姐姐再带我回老家读书。”当记者问她一晚能赚多少钱、钱交给谁时，她却说“不知道”。
第二位小女孩只有8岁，留着短发，穿一件粉红色小旗袍，打扮得像个小大人，她往记者旁边一站，彬彬有礼地问记者要不要点歌。记者点完歌，向她打听来温州的具体情况，她作了跟第一位女孩类似的回答。记者问她想不想家，她居然说：“想家干嘛，在这里不是挺好的吗？！”
第三位自称叫倩研红的女孩，虽只有8岁，做起生意来却十分老练。记者为了更多地了解她们的情况，故意与她讨价还价，叫她5元钱唱两首歌，她二话不说，扭头就走，不折不扣，显得非常高傲。
第四位女孩长得较漂亮可爱，胖乎乎的圆脸，乌黑的大眼睛，头上梳着一对又长又黑的大辫子，说话声音很甜润。她给记者唱了《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歌虽然唱得有些走调，但那还带着稚气的童音却透露着几份伤感，不禁让人对她产生了几分同情心。唱完歌，记者给了她几颗水果，问她是否想家，是否想爸爸妈妈，她低头不语。于是，记者让她留下姓名和在温州的联系办法，说以后有空去看她，小女孩摇摇头，说自己不会写字，也不知道在温州住处的名字及联系办法。
为了摸清这些小女孩的底细，当晚记者暗暗尾随一位离开烧烤场的卖唱女孩，看她们将要往什么地方去，有什么人跟她们接应。记者发现小女孩十分警惕，在路上东张西望，走走停停，似乎要找什么人。大约跟踪了10来分钟，记者担心小女孩迷路，就上前问她“要去什么地方，需不需要为她引路？”小女孩摇摇头，不作声。记者还是不放心，继续跟着小女孩。小女孩为了摆脱记者，随意指了个方向说：“我还要去别的地方唱歌。”
据在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刚才小女孩为我们唱歌的时候，就在对面马路上有一位30多岁的妇女一直在观望着，他指认是卖唱女孩的引路人，并带记者在附近找了一会儿，没能找到。想必引路人已带着女孩去别的摊位做生意去了。
记者观察到，这些卖唱小女孩虽然穿的不是一样的服装，彼此之间都说不认识，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脚上都穿着白袜子、小红鞋，眉宇之间点缀一颗红色美人痣，肩上斜背着一个大吉他，打扮得非常职业化。这些还处在幼年期的小女孩，如果背后没有组织，没有经过特殊训练，不可能如此练达。那么到底谁是卖唱女孩的幕后操纵者？带着这样一个问题，记者在随后的几天里又走访了温州下吕浦、瑞安江滨路等地的夜食摊。
收入虽多所得甚少 女孩卖唱肥了何人
尽管稚气未脱的小女孩们守口如瓶，但记者在调查中还是了解到，这些女孩大多是温州一些露天烧烤场、大排档的常客。早在两年前，其中一些小女孩就在这些场合穿梭，并且她们背后都是有组织的，都有成年人在引路。那些所谓的老乡，既是她们的引路人，又是他们的经纪人，一个引路人一般带2至7名小女孩。出场前，引路人以职业化的要求对小女孩的演唱曲目和弹奏姿势加以强化训练，还给她们进行成人化的梳妆打扮。
对引路人来说，卖唱女孩是他们源源不断的摇钱树。据了解，一位卖唱女孩一个晚上至少可以赚100元，如果天气好，收入可达200元。小女孩每天晚上赚回来的钱都要上交给引路人，引路人除了供小女孩吃住外，每月只给女孩的父母寄去200－300元，剩余都由他们分红。由此推算，一个女孩每月至少给引路人赚回2000元。如此暴利促使引路人千方百计说动小女孩的父母，让他们出来赚钱。一旦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小女孩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了。卖唱实际上是变相的乞讨。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正值上学年龄，本该在父母的怀抱中享受家庭的温暖，在与伙伴的嬉戏中欢度童年，在明亮的教室里接受良好的教育。而现在，她们的生活中有什么呢？
引路人为了尽早获利，训练小女孩时让她们一致咬定：假期时说“来温州唱歌只是赚一点学费，开学还要回去上学”；开课期间说“家里穷，父母患病，上不起学”等等，诸如此类的借口除了隐藏他们赚钱的动机以外，更重要的是逃避因“引诱”、“教唆”而应负的法律责任。
其实，这些女孩中大部分是失学儿童，根本不回去上学。据温州一位露天烧烤场的女老板介绍，她在奥林匹克大酒店对面已开了三年露天烧烤场，到她烧烤场来卖唱的小女孩大都是老面孔，小女孩说自己赚一点学费要回去上学是谎言，这些谎言都是引路人教的。那些在幕后指使的引路人，每天晚上把小女孩送到卖唱场所后，自己躲藏在离卖唱场所不远的地方，观察动静。引路人大多是30－40岁左右的妇女，其中也有少部分是男子。
记者在温州暗访那几天，向卖唱女孩问这问那，可能引起引路人的注意，有些烧烤场所前来卖唱的女孩明显比以往减少。据一些烧烤场的老板反映，前阵子来卖唱的女孩较多，有时一个摊位陆陆续续前来卖唱的人数多达二三十人，包括一些引路人也会偶尔来唱几首歌，而这几天稀稀拉拉只有几位小姑娘。
卖唱女孩生活艰苦 她们命运谁来关心
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2－3点，是卖唱女孩的工作时间，天天如此煎熬，即便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也吃不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正处在成长期的卖唱女孩们，每天结束工作之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住所还不能马上睡觉，要首先向引路人上交当晚的所有收入。她们虽为引路人创造了丰厚的利润，而她们的住宿条件极差，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昏暗的破旧民房里，或者是住在价格极为低廉的小旅社里。
据温州南站一家小旅社的老板介绍，前不久他的旅社住了三四十个卖唱小女孩，这些小女孩的年龄都在10岁左右，都是从安徽过来的。小女孩生活过得非常艰苦，每天晚上9点钟外出到凌晨2－3点回来，睡到中午才起来吃饭，有的一天只吃两顿饭。有些小孩白天还得出去行乞，白天火车站，晚上夜市摊。当然，卖唱小孩中也有不同待遇，如果小孩是引路人的亲戚或较能赚钱，吃住方面待遇就好一些，工资也高一些，她们的父母每个月可拿到400－500元钱。
卖唱生活虽苦，可这些从农村出来卖唱的小女孩却似乎较满足现在的卖唱生活。记者采访了十几位卖唱女孩，问她们“在温州生活好不好，是否想家”，她们都说“不想家，这儿比老家好”。
据温州一些夜市摊的老板介绍，不少卖唱女孩存在较严重的拜金倾向。有些顾客看着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每天晚上在不同的夜市来回跑，那么辛苦，偶尔会同情她们，多塞给她们几块零钱，并问她们愿不愿意给温州人当女儿。有些小女孩会摇摇头，表示不愿意，而也有不少女孩会反问对方“家里钱多不多，有没有女儿”等问题。一位姓潘的先生曾遇到类似情况，他问一位漂亮的小女孩要不要给他作女儿，小女孩问他家里有没有女儿，钱多不多。潘先生说自己家里有女儿，钱不多。那小女孩马上反问道：“你家里有女儿，还认我作女儿干嘛？如果你家里有钱，别说叫你爸爸，叫你爷爷也行。”
虽说童言无忌，但在一群如此幼小的孩子口里说出这样的话，不禁让人对她们今后的前途和命运捏一把汗。温州作为我国最早发展市场经济的沿海城市，在许多外地人看来“遍地是黄金”，外地人到温州来打工，小女孩们到温州来卖唱似乎并不奇怪。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群尚需社会关心和保护的特殊群体，长期在温州卖唱，积累了不少社会经验，流露出儿童少有的成熟、老练和狡黠，这为她们提供了在温州生存的能力，由于她们过早地涉足社会，也给她们今后的成长打下了不良的烙印。这群小女孩今后的命运会如何？谁来关心她们的命运？
更值得一提的是，儿童卖唱，不仅在温州出现，最近在安徽合肥也出现9岁小男孩在酒店里卖唱的情景。据有关报道，在安徽合肥宁国路的龙虾一条街上，有一位不到1.2米高的9岁小男孩，背着一个大吉他，在一个酒店里摇头晃脑地弹唱黄色小调。一群食客围着餐桌，边吃龙虾喝啤酒，边为卖唱的小男孩鼓掌吆喝，他们听了一曲黄色小调还不过瘾，连呼“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