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幸灾乐祸的时候,我们背离了真理。
什么是“真理”?人们各自有各自的理解。在这里,我采用甘地的定义--这次事件,再次显示出“甘地在中国”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在甘地看来,真理就是非暴力。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暴力?
甘地说:“非暴力是我们人类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正如暴力是野蛮的动物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样。对于动物这一精神蛰伏于体内,反映出来就是只有体格强壮才能生存这一法则。而人的尊严要求其遵循更高的法则,即服从于精神的力量。”
他又说:“非暴力不是逆来顺受,而是要全身心投入与强权的斗争,是以仁爱同情对待敌人。”
“暴力只是打着解决问题的幌子播下苦痛仇恨的种子,最终落得两败俱伤。非暴力则是用爱来解决所有的难题,最后让敌对双方都走向幸福。”
非暴力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它是柔弱的、还是强大的?
甘地说:“非暴力象活动中的镭。无论量多小,它一旦介入,肿瘤的生长就将无声、平稳而又永不停息地发挥功效,直至将有病的肌体组织完全转化为健康的组织。同样,一点点非暴力也会微妙无声地发挥效力,并从不知不觉中使整个社会日新月异。”
那么,非暴力的斗争对象是什么?
甘地说:“东西方的暴力往往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造成的,其实,非暴力不是要消灭对手,而是要把对手变成朋友。非暴力的基本出发点是对一人运用的原则便可用于万物。人类从本质上是相似的,于己可行,则人人可行。”
他又说:“真理力量不象暴力那样将对手排斥在问题的解决之外;相反,它重在改变对手,让他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之中并从中获益,从而使双方共同升华。真理的力量不是把对手看作一个要攻克的敌人,而是一个携手探寻消除争端的至真办法的伙伴。真理的力量不是试图消灭对手,而是要将对手争取到真理的一边,要他弃暗投明。”
“如果一个人不能在人际交往中运用非暴力,那么他就彻头彻尾错了。非暴力如同博爱、宽容一样,必须从内部做起。”
非暴力的目的性是什么?
甘地说:“不管怎样,非暴力是工具,真理是目标。工具必须触手可及,所以非暴力是我们至高的责任。只要我们注意方法,我们终有一日会达到目标。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一点,最终的胜利势必属于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无论遭受多大的挫折,我们都不会放弃对真理的渴求。”
以上就是甘地一生寻求并用生命来捍卫的真理。这也正是中国人最需要的真理。中国的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历史。几千年来,暴力在中国上升为一种信仰、一种对成功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几乎所有的“历史的胜利者”都是暴力的服从者和实施者。尤其是到了20世纪,暴力更是披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的美丽外衣,侵入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共是暴力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最可怕之处就在于让我们怀着激情接受并实施暴力,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被他所催眠的“乌合之众”--直到今天,他的催眠术依然在对我们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我们的日常生活完全地“暴力化”了。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就天才地发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其实是“吃人”的历史和文化。所有的文化典籍和现实生活都可以被置换成“吃人”这两个字。既然都是“吃人者”,那么对大洋彼岸发生的恐怖事件表示一点幸灾乐祸,又算得了什么呢?
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对中国太陌生了,与中国文化几乎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要想重建我们当下的生活,重建我们对爱、对真、对善、对美、对人性本身的信心,我们必须吸取甘地给我们留下的这一丁点“镭”。
我想,通过这一次的“国难”,如果有更多的朋友和同胞能够意识到改造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的重要性、能够对真理焕发出追求的热情、能够开始认识“非暴力”的价值,那么,这一次的“国难”就不再是一次“历史的无用功”;那么,这一次的“国难”就有可能是我们重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