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梁启超的说法，开创风气的志士仁人，需要“志节、学行和思想”。与梁氏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似乎多十分注意人才的问题。民国二十一年，史学家孟森和他的北大同事胡适聊天，同声忧心于国家领袖人才哪里来。孟森回家写了一篇〈论士大夫〉送给胡适，胡适回应了一篇〈领袖人才的来源〉，两文同时刊于《独立评论》第十二期。
照胡适的理解，孟森所说的“士大夫”，就是“领袖人物”。孟氏感叹近世居领袖地位的人缺乏真领袖的风度，既抛弃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风范，又不知外国“士大夫”的流风遗韵，所以成了一种不足表率人群的领导者。
胡适在文中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范型式的领袖人物。“在今日的中国，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
从民国二十一年到民国九十年，七十个年头过去了，中国出了多少位合乎上述条件的领袖？尤其在“人格”上，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
台湾要想产生这样的领袖，必须先破解三个“迷思”：
一、民主问题：只有选举的形式上的民主，并不能使国家稳定和进步。台湾实行地方自治五十年，最后连总统都直选了，还选出个“政党轮替”来，但今天国家局面如何？
二、“去中国化”问题：“本土化”已推动很久，“两国论”和“戒急用忍”也行之有年，其效果好像只有把台湾陷于困境。现在我们也许看得出，不论是统是独，若一味自外于中国，不把台湾人民的生存共识与大陆人民的生存共识血肉同体，大概不能解决台湾的难题。
三、国际援助问题：自清季末叶以来，中国或想找一个先进国家做为学习榜样，或想找一大国、强国做为奥援，先后对日本、英国、俄国、德国等国家有过幻想，但最后都成虚灭，这证明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救国。现在有人又一厢情愿地倾向美国及日本，将来恐怕又是春梦一场。
一个国家，既需要思想家，也需要实行家。思想家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实行家在那条道路上领导大家前进。台湾有这样的人物吗？看不出来。大陆有这样的人物吗？还待观察。
有些人常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为什会是中国人的世纪？是必然的吗？有白吃午餐的可能吗？如果二十世纪的中国，有谭嗣同这样的人拉开序幕，那么二十一世纪为中国剪彩揭幕的人是谁？
正是：我愿天公重抖擞，早降开幕第一人。(张作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