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红是江《七一讲话》主要执笔人
动向杂志7月报导，中共的人事战，好比足球赛，曾庆红这个球相当倒霉，他的主子江泽民一而再、再而三要把他送进球门，让他挂个号，在十六大期间当上政治局常委，但都被对方守门员挡住，入不得。不过在中共八十寿庆时，曾庆红倒有一件得意之作，这就是他是全国干部必读的江泽民《七一讲话》的主要执笔人。
曾庆红在学习江泽民《七一讲话》的报告会上说：江总对《七一讲话》亲自审阅了八遍。全文由滕文生、郑必坚、贾延安、王刚和我（曾庆红）修改了七次，先后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当时强调要正确反映江总的历史地位，突出三个代表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曾说的“修改”，是有必要的“谦逊”实际就是捉刀。
曾庆红密告其左右，他们得意之作中最得意的一点是：包括巨富的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多个阶层人士可以入党。原文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份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接下去的一段话，是表示大富翁也可以入党。原句是：“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质疑“三个代表”从刘少奇理论炒出来
这些实际上不会仅仅是写作班子的神来之笔，而是“上面的精神”。“上面”，不用说就是政治局常委会特别是江泽民的意旨。不少人把这些决策看作是具有新意之作，但一些高层干部在学习江泽民《七一讲话》和三个代表思想时，就提出质疑：
早在五三、五四年，即中国大陆政局较正常、较稳定、较开明时期，刘少奇在京、津、沪多次表示，不但自由职业者、个体私有小业主，应作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动力的一部份，并且把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是社会动力，而不是革命对象。刘当时指土：资本家剥削，对人民有利；剥削越多，对人民越有利。刘又提出：知识分子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级组成部份，现在知识分子不是多，而是少，三四十年后还是少。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五四年第”届人大会议通过的国务院三十六名部委正部长中，有九至十名是非共产党员，如司法部长史良、交通部长章伯钧、粮食部长章乃器、纺织工业部长蒋光鼎、地方工业部长沙千里、水利部长傅作义、教育部长张奚若、卫生部长李德全、水产部长许德衍、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侨委主任何香凝等。（其后由于毛泽东大搞“反右斗争”，局面变了。一九五九年，第二届全国人大时，减至六名；一九六五年第三届全国人大时，减至五名；至现在的第九届，已经是清一色中共党员了。）
因此有人认为，江泽民讲话具有新意的说法，不过是从“刘少奇理论”中炒出来的。
有人甚至认为，胡耀邦、邓小平也早有这类说法。邓小平提出：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在改革中先富起来的人，符合条件的，可以入党，也可以担任领导。
不管怎样，《七一讲话》中有开放宽入党条件限制的说法，在社会上已经引起很大的反响和效应。
称逾千个体户私有企业主申请入党
据悉，七月一日，江泽民在讲话中宣布，将允许私营企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员之后，仅七月二日一天，广州市就有一千二百多名个体户和私有企业老板，向地方工商部门党组织，递交了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共广东省委对此一时手足无措，其后下令：要请示中组部，暂不接受申请。
申请入党的资本家当然不限于广州一地，因此中共中央组织部和部长曾庆红都忙了起来。对于各地有关请示，中组部的批覆一般都是官样文章。据说，在现阶段，申请者获准的机率很低，资本家、知识界及其他人士能入党的，多半是组织”内定吸纳，中组部就有一张张内部批定的名单有“红名单”之称。据内部传出的消息说，一批对发展科技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包括研究基因改造杂交水稻、增加生产的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现为中国国家水稻工程技研中心主任）就列入“红名单”之内。
马万祺霍英东等榜上有名
内部还传出港澳人士特别关心的消息：澳门马万祺、香港霍英东等一批知名工商界、科技界人士也列入草拟的吸纳入党或在内部公开党员身份的名单之内。中共核心层早就肯定马万祺、霍英东等人对党的贡献，而且经过长期考验，他们应当是好党员。入党会增强党在港、澳、台、海外的能量和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推动力。有人在讨论名单时曾提到董建华、何厚锋的名字，但有一个权威的声音说：当年宋庆龄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申请入党，周总理的答覆是：这些同志还是暂时当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比较有利于他们为党工作。这个经验需要重视。港澳某些愿意跟党走的人，其中一部份可以吸收入党，另一部份人本来也可以吸纳入党的，但为了推行“一国两制”方针，为了让他们更有效地为党工作，就让他们以逝世前的宋庆龄作榜样吧（其实，宋临终前对中共已经疏离了）
在香港特区任高职的地下党员
中组部还传出一个笑话，在讨论“纳新”名单时，有些人提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香港现任官员、议员、商界人士梁某、徐某、何某、另一梁某、又一梁某等等，应当吸纳入党，他们却不知这些先生小姐们早就是地下党员。九七回归之后，当了官，或进了行政局，或进了立法会，或在特区政府任高职，为了使“一国两制”不受影响，只好继续作“秘密党员”。
闹出这类笑话，也很难怪。中共在港过半个世纪的地下工作实在是太复杂了。如今还有几个港人，知道香港一家老牌银行早在三十年代就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重要的点？有谁知道，万隆亚非会议开会前夕自港起飞的印航机半空爆炸遇害的香港新华社社长黄作梅，原是东江游击纵队的情报干部（炸机目标原系周恩来，周及时获得情报，转乘他机，那位情报要员竟不幸作了替死儿）？有谁清楚了解香港“六七暴动”的幕后司令员（也是在澳门斗澳葡的主将）是香港新华社副社长（港澳工委领导人之一）祁烽？有多少人知道或记得“六七暴动”期间，中共党组织随便吸纳大批新党员，包括罗湖桥头“火线入党”的演艺界人士？……可以肯定，中共涉外高官、港澳办或组织部的干部，对港共过去的经历都不一定了如指掌的。
江采迂回方式将曾塞进核心层
前面说了曾庆红在党庆期间的一桩得意事，其实使他更加得意洋洋的，还是这期间，在江泽民坚决扶持下走进中共核心层的事惰。
最近，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大筹备工作会议上放风说：今秋六中全会要解决曾庆红同志增补政治局委员一事，这项工作不能再搁置，不能有失误，否则，组织工作会很被动。但是，江泽民等不及今秋的六中全会了。他决定再用一次迂回方式，先将曾庆红取代胡锦涛，成为中央书记处负责人，自然也就完成了暂时塞进核心层的任务了。
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同常委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上，在江泽民的授意下，由胡锦涛提议．由于他负责党的十六大筹备工作，工作繁忙，又分担国家外事工作，对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实在顾不过来，故此，提名曾庆红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并以此身份，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和工作。
这次是事先已经做了工作，摸准底之后，才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进行讨论表决的。
表决的结果通过了，但仍有二票反对，五票弃权。投反对票的二人是田纪云和姜春云。据说，田、姜所以敢于投反对票，是他们认为自己下届反正要退休，唱唱反调也无关紧要了。
寻求全党认同决议案的部署
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曾庆红进入核心层的决议案，在常委扩大会议上为了寻求全党的认同，还作了分工包干的部署，来确保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决议、人事表决行动上的一致，分工包干如下：
由江泽民、尉健行、李岚清负责做地区党委和地区的准中央委员、准候补中央委员的工作；由胡锦涛负责做中共中央部委和该系统的准中央委员、准候补中央委员的工作。
编后语何必再开十六大？
中共的代表大会，做的都是两件事，一定通过政治报告，二是选举中委，由中委再选出中央领导机构和人员。（有时还要修改党章，但不是经常的。）
现在，这两件事可以说都提前完工了。江泽民“七一”讲话，已经把“三个代表”定为“立党之本”，而无须代表大会通过；而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又用五个“不容有失”来个候补中央委员的工作；
由朱镕基负责做国务院部委和该系统的准中央委员、准候补中央委员的工作；
请刘华清、张震、洪学智、赵南起协助张万年、迟浩田，做军队党委及军方准中央委员、准候补中央委员、准中央军委委员的工作。
江泽民的五个“不容有失”
江泽民这次由于采取了迂回方式，才得以将曾庆红塞进了中央核心层；但是，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到了明年十六大，还要通过选举。到那时，在人事安排上，江是否能完全控制，还是个未知数。于是，他又强调在十六大人事换届选举中的五个“不容有失”：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不容有失”：政治局常务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不容有失”；中央书记处书记候选人全部当选，“不容有失”；地区党政一把手和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部委一把手中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不容有失”；有关一些中央委员候选人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要基本都能当选，要有把握，“不容有失”铁板钉钉。既然这样，还开十六大干什么？
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威望和铁腕，在人事问题上虽然是个人说了算，但在选举上还是要走走过场，提出名单，也只是“建议”，那名单也还是叫作“候选名单”，印到选票上也还是得选举人划了圈才算数。他们从来没有狂妄到这个地步，下令“不容有失！”
“不容有失”，这是多么严厉的最高指示！这和那“与阵地共存亡”的军事命令有什么区别？当他一口气连说五个“不容有失”的时候，可曾想到中国共产党党章开于选举的规定？可曾想到党内民主生活准则？尽管这些规定早已徒具空文，但作为一位总书记，如此明目张胆干涉尚未举行的十六大人事安排，也未免太忘乎所以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