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教皇一千多年来惯常卷入各种阴谋政争，现任教皇更是波兰枢机主教出身，习于共产统治那套歪论。但把宗教当做一种西方文化侵略，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工具，却是共产国家长期以来的误导，如同“依赖理论”、“新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一样见树不见林。现任教皇向这套歪论投降，无异开“历史终结”（即民主自由获胜，共产极权出局）的玩笑，让已经确定的好人变成坏人，坏人反而再变成好人。
传教士第三世界启蒙之光
传教士对传播仁爱、平等、自由及现代文明的贡献，在第三世界有目共睹。几乎可以说，没有传教士，就没有第三世界的近代启蒙之光。以中国为例，明末徐光启等人自承“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中国历史上最博学的皇帝康熙从传教士学数学、自然科学；汤若望、南怀仁并先后为明清二朝校正历法，使中国历法现代化。如果不是祖先崇拜与上帝信仰冲突，导致清代禁基督教，十六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大分水岭”的关键时刻，中国一定不会突然缺席。等到西方船坚炮利打开中国门户，中国早已遥遥落后。
西方近代传教士正是在十六世纪中期抵华，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传教士争相赴美洲只差三十年（这很像十七世纪初荷兰率先种植经济作物，台湾随即被引入，在世界名列前茅）。不幸中国传教在十七世纪初被禁，至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后才再兴起。此时传教士已学会借助西方领事裁判权，排除传教阻碍。四百多起“教案”由此发生。这也是中共指控西方传教士“作恶多端”、“欺压中国人”的主要理由。
但所谓“教案”，大多是传教士越区传教，与敌视外来宗教的当地民众冲突或中国民众误解教士及信徒行为（典型“文明冲突”），教会不得不求助领事，向中国施压，解决争端，如一八六○年中法北京条约所示：“任各处军民等传习天主教，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 者，予以应得处分。”在历次“教案”中，几乎都是中国民众打人杀人，致不少传教士殉难，然后西方要求严办，中国官方再由偏袒本国民众，改为惩治本国民众。
清末四百多起“教案”显示的就是“法治”社会与“人治”社会的落差。但在“百年国耻”及民族主义的病态心理补偿下，外国教士的遭难都成了“咎由自取”，他们的热心奉献及慈善事业都成了“别有用心”，西方要求严办肇事民众成了“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官方的惩治行为则被说成“屈服于帝国主义压迫”。在中共极端的被害妄想逻辑下，连明末南怀仁为明廷制大炮对付清军，都说成是“干涉中国内政”，更别提举世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信徒，也被指为“干涉中国内政”了。
共产党的仇恨及被害妄想，产生了“西方文化侵略”及“传教士是帝国主义工具”这些理论。然后这些观点再被新马克斯主义承袭，改装成后殖民、后现代理论，否定启蒙运动及理性主义（也就是因否定资本主义而否定自希腊至启蒙时代的一切“现代性”），甚至主张知识、语言、历史都是权力关系的产物，“历史按照战胜者的语言及思考方式被解释、被复制”。
牺牲传教士清白与魔鬼共舞
由旧马到新马，由经济决定论到权力决定论，反西方的历史一再重蹈覆辙。而他们最津津乐道的后殖民理论先驱正是法农，他的话“殖民主义要维持进程，必须否定被殖民者人格。被殖民者要获得解放，必须先恢复民族自尊心。因此千方百计消灭此一民族自尊心，就成为殖民主义的首要工作。那些追随强权背叛人民的殖民地知识精英，连欧洲的复制品都不是，他们只是复制品的漫画版”，已成为反西方阵营的圣经。
问题在于，殖民地独立或革命成功后，有比西方殖民主义更不压迫本国人民，或更“文明”吗？由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到最近香港的例子，答案绝大多数是否定的，或者更悲惨的。而中共这个东亚强权甚至比西方人更蛮横，已经迫不及待要以“战胜者的语言及思考方式”，来强迫定义台湾的历史、身分及人民归属。
基督教为近代中国带来启蒙之光，宗教博爱拓宽了中国家族私爱的视野，不论是十九世纪第一个赴华传教的马里逊或来台传教的马偕，他们对中国及台湾都有功无过，他们的后继者无不遗爱人间。而马偕博士的名言人所共知，连扬州“教案”被中国愚民杀害的戴德生都说：“如果我有千金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千条生命，奉献中国不留一条。”如此伟大的牺牲奉献，教皇还要牺牲他们的清白，为他们没有犯过的错认错，这已经不只是利令智昏，而是与魔鬼共舞了。
──原载《台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