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低价旗帜的易初莲花超市在上海开张的第一天， 16000平方米的销售空间人满为患，拥挤躁动的人群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城帮中近乎眩晕般狂欢，然而当晚关门盘点时，满地狼藉的鸡骨以及啤酒、饮料的空罐却让外方副总裁美国人凯文先生目瞪口呆。据称，当天“销售”出600多只烧鸡，收银处只有200多只的收款记录，而其余400多只都给顾客当场“消化”掉了。一位保安人员说，除了在厕所里吃，还有人堂而皇之在商场里边逛边吃，当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时，他们慢条斯理地说等一阵会拿着包装袋到收银处付帐，然而一瞅准时机乘人不注意，他们就偷偷把袋子扔了。由于人流太大，工作人员对此无可奈何，并不得不将厕所关闭。面对如此过分的“精明”，记者甚至宁愿相信是民工所为，然而经过多方采访，记者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真的是上海本地人干的！
而且，几乎所有的超市都面临着防不胜防的偷窃的折磨。
将小商品塞在口袋里带走，在超市里只能算最低级最笨的偷窃行为。比莲花超市早些开业的另一大型仓储式超市麦德龙，早就出现了穿拖鞋进去穿新皮鞋出来的人，有的女子甚至戴了三个胸罩，结果在警报器前花容尽失手足无措；而在易初莲花超市开业一个月时间内抓获的４００多名偷窃者中，手段更是让人咋舌：有的人Ｔ恤短裤进去、却穿着衬衫长裤出来，有的人连穿八双袜子，有的人则连套５条新短裤，有一女子甚至将小件商品塞满胸罩……
当记者拿着“厕所鸡宴”的消息进行采访时，一些人颇觉丢脸，但是更多的人在列举国有资产流失、官员腐败及超市里各种各样的偷窃手法之后，会冷不丁地反问记者：“白吃一只鸡算什么？”
的确，在社会转型时期、道德评价失范的现在，白吃一只鸡，即使被抓住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舆论谴责缺乏约束力度，实际上就是一种纵容。”著名社会学家陆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每个人做某一件事之前，都会进行成本计算，如果代价小、风险低、成本支出不大，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超市开架的自助式购物方式在客观上给偷窃提供了便利，当社会环境不是很规范时，一些人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就占了上风。”
陆震认为，“厕所鸡宴”是在特定环境下激发的偶然事件，但已经把一些上海人小气度的精明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陆震承认，在短时间内很难扭转上海人根深蒂固的精明的生存方式，而上海人的精明早已有品皆碑地存在于历史中，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改良”得越来越出类拔萃，几乎演化成了一种生存智慧，而一旦走向极端，类似的例子便举不胜举：
上海新世界商厦开张之后，推出无条件退货制度，短短两个月之内就收到一万多件退货，一些人巧妙地打时间差，在高级宴会之前到新世界购买一套几千元的名贵西装礼服，然后衣着光鲜地在朋友面前“露派”，获得满足虚荣的心理享受的次日，即匆匆赶赴商厦退货，无需任何理由，就把几千元钞票揣回自己兜里；
一饭店为了打知名度，别出心裁地推出“良心定价”，由食客用餐后凭自己的感觉付钱，结果很多人白吃白喝之后心安理得地走了，老板维持不了几天就高挂免战牌。
陆震认为，上海自开埠之后，其商业活动雄踞全国之首，在这种商业气氛中长大的上海人从小就被各种利益计算所包围，“精明”作为一种精神几乎深入骨髓，其功利心强于荣誉心，以实惠为原则，每每拘泥于蝇关小利，加上中国从来就没有尊重私有财产的习惯，对公有财产更没有不可侵犯的概念，因此，只要有小便宜可占，上海人绝不放弃。不过，上海人的游戏仅限于占小便宜罢了，占大便宜的作奸犯科殊少，朋友之间，更以互相不吃亏为衡量标准。所以，如果你占了公家或商家的小便宜，是很少听到谴责之声的。
余秋雨说，上海人的人格“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平心而论，上海人的综合素质在全国是最高的，许多人因为报名迟了成不了八运会的志愿者而遗憾不已的新闻也见诸报端，而徐虎、公举东、马桂宁等劳模的名字早就成了精神文明的代名词，所以当我们带着挑剔的眼光来谈论某些上海人过分的精明，我们有没有想一下自己？在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社会，我们是随波逐流呢？还是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