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政府在农村扶贫问题上取得成效的同时，城市贫民的问题又浮现出来。根据中国政府的估计，目前有三千万贫困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占城市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
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夏威夷大学研究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副教授周晓说，由于城市里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而且各个地方划分贫困线的标准也不一样，因此很难确切的统计出准确的城市贫困人数。但是，如果不以传统的城市户口为标准，而把实际生活在城市的人算作是城市人口的话，贫困人口肯定不只不止三千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推算说，中国城镇居民有近五千万贫困人口。
*北京贫困户人均每月领取285元生活保障费*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城市贫民问题的研究报告说，在9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贫民主要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和无法定抚养人的所谓“三无人员”。但是90年代以来，城市贫困出现了新的情况，即大量的下岗和失业工人成为城市贫困人口的主要组成部份，而且贫富分化现像越来越严重。
周晓副教授说，城市贫困存在地区上的差异：“我觉得就是分地方来看。在东北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越是以前国营企业集中的地方，比如说武汉、重庆、沈阳、本溪，就是国家比较重视的、而且国营企业很多的城市，问题是非常非常大。在那些个国营企业本来就很小，然后私营企业发展得很快的地方，这个城市贫困的问题就好得多。比如说，温州、浙江这些地方就好得多。”
由于各地区在物价、消费模式、收入水平以及地方财政承受能力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各城市的贫困线也相差很大。北京西城区西长安街办事处的葛长海说，他们这个区的贫困户，人均每月从政府那里领取285元的生活保障费，因此吃穿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居住条件差，医疗保险、子女教育、退休金等问题都得不到保障。
*贫困人口绝大部份是相对贫困*
不过，这些贫困人口绝大部份是相对的贫困，而不是绝对的贫困。葛长海说，这些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与以前相比当然是改善了，但是与周围的人比，特别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相比，他们的境况就显得很不好。因此他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社会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不平衡。
王曰衷曾经是杭州浙江省送变电工程公司的职工，因为举报公司侵犯职工依法纳税权而在1997年被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之后，至今失业在家，只能靠家人的接济和高息借贷来来维生，两个儿子也一度失学。生活水平与以前有很大的差别。
王曰衷说：“我一被企业辞退，举报企业这个偷税事情被企业辞退之后，那就是翻天覆地。我不但是肉没得吃，而且还欠了一身债。”
他说，下岗职工生活非常惨，因为靠国家救济，只能维持在饿不死的水平，其它的就谈不上了。
*职工下岗 民工上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型是新城市贫困的直接原因。一方面，工人的就业由政府统一安排改为市场配置，对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改革又造成了大量的失业和下岗工人，与此同时，过去企业对工人的保障随着企业的破产倒闭而消失，而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但是失业工人王曰衷认为，缺乏经营能力的企业领导的腐败行为和甩包袱的做法等人为因素，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下岗。
王曰衷说：“现在企业，不但是下岗的不招，而且把自己企业的职工也想尽办法推向社会，也不管，而是招用大量的民工。现在有一句顺口溜，就是说‘职工下岗，民工上岗’。民工几乎都拥进城了，但是职工下岗。职工被下岗并不是说企业倒闭了，而是企业为了甩包袱以后，欺骗职工，签订什么假合同，就是说买断工龄，搞这些东西，强行搞。把职工推向社会。”
王曰衷说，企业雇佣民工的做法现在很普遍，因为民工待遇差，又不需要提供保障，因此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同时还可以通过虚报雇佣的民工人数，把他们的工资装进自己的腰包，从中渔利。在企业倒闭之后，企业领导，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亲戚朋友，仍然可以利用权力，通过拍卖企业的资产等手段，侵吞国家财产，来发家致富。
统计数据显示，在2001年，五百多万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目前仍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而登记失业的城市居民达到六百八十一万。另外还有一亿流动民工在城里寻找就业机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失业问题将更为严重。
*下岗工人可能成为社会动荡主因*
夏威夷大学的周晓认为，在加入世贸之后，城市里的绝对贫困人口可能不会上升，但是相对贫困现像肯定会急剧上升，因此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这些集中居住在城市，失去了工作和保障的下岗工人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也就会无所顾忌，因此会成为引起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
由于担心越来越多的城市贫民会起来闹事，北京中央政府计划拨出巨款，改善失业保险制度，同时加强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使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财政部长项怀城表示，在今年的中央预算里，将拨出860亿元用于社会保障项目，比去年的拨款增加了28%。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款项，也从去年的23亿元增加到今年的46亿元。另外，还会拨出512亿元用来补贴国营企业的退休工人和下岗工人的退休金。
但是周晓说，城市贫困问题光靠国家财政支出是不能解决的。
周晓说：“这帮40岁以上的人，在将来30年之内，都会是中国主要的劳动大军，所以要把他们进行职业再培训是最重要的。”
周晓还表示，在进行职业再培训的同时，还应该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大力发展服务业，对聘用失业和下岗工人的企业和单位进行奖励等一系列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周晓还呼吁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保障下岗女工，尤其是40岁以上女工的权益，切实采取措施来解除社会上对她们的性别和年龄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