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一则报道：日本筑波大学留学生中心去年秋作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分别是日本一千名，中、韩各五百名初三中学生，结果显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中国学生占91%，日、韩学生是29％和46％，对祖国感到自豪的中国学生占92％，而日、韩是24%和71％。
由于文化和地缘的难分难解，日本人虽然看不起中国人和韩国人，却又很在意这两国人的动向，所以常作类似的跨国调查。因为调查对象(生活在专制奴役和自由民主两种不同的社会)的不可比性，得出的结论当然毫无价值。日本会怎样看待这种结果，这里暂且不表，先看中国学生的资料告诉我们什么。
中国学生对祖国的自豪感和信心度，似乎和几年前以“说不”为发端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狂热相一致，显示爱国主义教育大获成效，爱国(其实是爱党)的理念在青少年中普遍扎根。但是另一个数位会告诉你上述“爱国”情怀的实质。
九十年代末大陆掀起第二波留学(其实是移民)热潮，与八十年代的第一波出走者的大龄化相比，这次的特征是“留学”者不仅年青，而且超低龄。仅以上海为列，每年出国近五千人，其中高、初中生近千人，是正宗的“童生”。虽然海内外有识人士再三呼吁，身心尚不成熟的高、初中生不宜过早离开父母去“留学”，但势头锐不可挡。考虑到中国人极底的签证率，申请的高、初中生至少是出走的四、五倍，而父母能提供留学资金的人才有资格申请，还有极大部分人因无钱只能望“洋”兴叹．如果对全部初高中生作一个问卷，希望出国的人肯定超过90％。
这个渴望“乘杆浮于海”逃离祖国的90％，戳穿了对“未来充满希望”的90％的虚假。
这些祖国的未来，由于从小学起，一直受爱党和所谓爱国的奴化教育，无论内心如何看待这个祖国，他们只会用虚假的真诚表达“高昂信念”。
这才是最可怕的，中国的未来何在？
*真诚的虚假
如果退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作同样的调查，中、日两国的差距可能还要大。当时日本人从战争的废墟上复苏不久，前途渺茫，“为祖国自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可能几近零，相反，迈步进入“新中国”的学生则百分之百豪情万丈。而且与今天不同，当时的中国人真诚地相信共产党，进而相信共产党的一切宣传：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我们幸运地属于幸福的三分之一；还相信共产党的许诺：十五年超英赶美。甚至没人指出其中的荒谬和矛盾，“幸福”的中国人为何去追“水深火热”的英美帝国，因为我们无知的真诚。即使明知“共产主义并不遥远”是虚假的海市蜃楼，人们还是真诚把它当作美好的理想。当时人们不仅口头上，还在行动上真诚地维护这种虚假。
我家紧邻专门接待国宾的锦江饭店，每有外宾来，政府组织夹道欢迎，居民们自觉地拥彗清道，家庭妇女日夜赶制纸花彩带，装扮沿街的梧桐树。外宾抵达时，妇女儿童穿着最好的衣服在路旁三呼万岁！我们这些孩子偶尔在路上遇到外国人，穿补丁衣服的人会飞快地回家躲避，怕自己破坏了祖国的形象。掩盖了真实的虚假果然迷惑了不少外宾。
十年前在日本遇到一个坚定的左派老人，他对社会主义中国赞不绝口。我如实告诉他中国的现状，他不但不相信，还反驳我说，六四年他去上海，参观市少年宫时，看到孩子们唱歌跳舞玩各种科技游戏，那种沉浸在幸福中的天真烂漫令他感动。他去访问上海郊区的马陆公社，那里农民的富裕程度不亚于日本。那次体验使他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我向他解释，你在少年宫看到的多是接受专门训练的孩子，至于普通小学生，不说市少年宫，即使另十个区少年宫，也不能随便进去；至于马陆公社的某些农民是接待外宾的专业户，而一般的农民至今连最起码的医疗保险都没有。他听了一脸的惊愕。
*真诚的异化
最初，真诚的虚假还不乏中国人好面子的根性，虽有自大之嫌，也有自尊之意。但经不住弄虚作假的共产文化的长期腐蚀，真诚渐渐变质。
小学时代：张三捡到一分钱交给老师，是拾金不昧的好学生；李四扶老大娘上车，是助人为乐的好学生，张三李四加入了少先队。王五没有这样的机会，迟迟入不了队，他去问妈妈要了两分钱交给老师，便也如愿以偿。
中学时代：孙甲家贫，总是穿打补丁的衣服，是艰苦朴素的好学生；许乙每天帮老师擦黑板，是勤劳尊师的好学生，孙甲许乙加入了共青团。赵丙家富，总是着新衣裳，是追求享乐的典型，赵丙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上则几块破布贴在新衣上，还赶在许乙前进教室，把黑板擦抢到手，看到老师来了，奔上讲台揩黑板，赵丙终于戴上了团徽。
文革来了，林副主席的名言传开了：“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知识青年们成熟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刮起返城风，上级规定：有医生病历证明的人才可上调。
小陈划破手指，把血滴入送检的尿中，小陈“患肾炎”回城了。
大吴三天两日去医院，把测好的体温表弹一下，体温总上到三十八度左右。大吴“患原因不明性低热”回家了。上级明知有诈，却不纠正，宁可批准患“假病”的知青回去，也不改变政策。
周胖“患肝炎”；阿黄“有心脏病”，……。
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知青们的各种“病痛”中溃散了。
人们继续异化。
没多久，抛弃了土插队的知青和后辈新知青们，又去赶洋插队，在签证申请表“目的”一栏上只写“留学”，完成学业后的“去向”照例是“回国”结果当然是十去九不归。虚假中的那点真诚终于演变成诓骗。
*虚假的真诚
回想上世纪前半叶出洋的那批留学生，有谁想过学成不归？又有谁以留学的名义行移民之实？也没听说北洋和国民党政府一次又一次组团去海外招留学生。当时虽然政治腐败，社会不尽人意，但归国留学生多能人尽其才，不少人成为政治经济和科教文化领域的领衔人物，称雄一代。
即使中共建政之初，海外的一批留学生以为大显身手的时代来到了，纷纷回来报效“新中国”。岂料，除了钱学森等极少数被利用去造原子弹的学者，其他归国人士非但没有重用，还成了历次运动的严审对象，一部分人先入“右”网，到了文革一个也没能幸免，不是“特务”，就是“间谍”。一部《苦恋》记录了归国者的辛酸，其中一句台词：“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道尽了遭受中共三十年蹂躏的中国人的绝望悲声，也成了邓小平搞“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由头。中共能封杀一部电影，但改变不了这部电影所反映的现实，也不能扭转人心的向背。
中共被迫打开国门后，无望的人们开始“胜利大逃亡”，恃才的申请外国学校的奖学金，有财的办自费留学，无钱无才的舍命去偷渡。近二十年来，明知西方国家只给中国人开一条门缝，出国热还是持续升温，而且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父亲被拒签没走成，儿子再接上，许多“童生”的父母就是当年的失败者。
这里接待中国“童生”食宿的一些外国人觉得中国父母不可思议，怎么放心让十五、六岁的独子一个人在异国留学。他们哪里知道中国父母走这步棋的无奈，他们让子女以留学的名义去探寻移民之路。他们和子(女)遥隔千里万里，忍受着牵肠挂肚的煎熬，咬牙勉励子女克服一切困难扎下根，然后再把父母“办出去”……
二十年来的“留学热”早已是移民热的代名词，只不过上上下下不桶破这床锦被。国家为了面子不愿承认投奔怒海的“移民潮”，当事者也为了面子不肯坦认去移民，因为从留学到移民还有一段长路要挣扎，而且并非百分之百的成功。所以出现了无数十年二十年的老 “留学生”，而各省市又多了一个公费出国旅游的名目：子乌虚有地去海外延揽留学人才。
奇怪的是，面对这个令人绝望的情况，大多数国人非但丧失了反抗的勇气，还在“爱国主义”的蛊惑下自欺又欺人：一面“乱邦不居”随时准备“大逃亡”；或“危邦不入”赖在海外守望，一面却高唱“中国正处于历史上从没有过的盛世，”、“二 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赞歌。如此“爱国情操”传到下一辈的初高中生，便是一边争当出国预备生，一边表白“为国自豪”“对未来充满希望”。经过中共五十年的奴化教育和扭曲的民族主义煽情，真诚的虚假终于蜕变成虚假的真诚。
*中国的消亡
回头再看日本人如何对待这个结论。日本人了解中国人，一向在中国人了解日本人之上，所以他们是不会曲解那两个90%的，何况目前有三十万中国人居住在日本，大多数是近二十年过去的，而且电视台不间断有类似的新闻：“载有福建偷渡客的船只在某岛登陆”，“机场上截获持伪造日本护照的中国人”；社会杂志也不少这样的报道：“中国新娘逃离夫家”，“中日跨国婚姻的悲剧”。有这么多实例，日本人不仅不把中国学生的90％当回事，还免不了要暗暗讪笑一番。
大多数日本人“不为”祖国自豪，对未来也“不”充满信心，但坚定地留在自己的土地上“苦斗”，因为他们知道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胜于这块家园；中国人为祖国“自豪”，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大多数人义无反顾地出走，他们知道异乡虽然艰辛，但可以走出一条活路。
当年中国人真诚地期待美好的未来，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未来”到了，中国人还像猪拘一样在为生存权奋斗，而当年“悲观绝望”的日本，十年前已经人均GDP世界第一，成为超级经济强国了。
中国人又进入了新一轮“乐观”中。中国不会在贫穷落后中困死，但会在虚假的真诚里消亡。
(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