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尼高娃在浦东海神诺富特酒店住了十天，她住的是第47层1800美元一晚的总统套房。她刚退房，服务生还没有进门打扫，上海《生活周刊》记者就步入这个始终有保镖看守的重重之地，寻觅古尼高娃在房间留下的蛛丝马迹。
集体偷窥
记者这样描述：主卧室房间正中，“摆着一张六尺大小的白色双人床，床上的被子被卷成一团，床单也还是皱巴巴的。”“床上原本应该有五只枕头，而现在只有两只歪歪扭扭地倒在床头。两只被扔在床沿旁，另外一只则被打入橱内。
从现场情况可以推测，库娃的睡姿也并不怎么样。”“在床头柜，记者发现一张其传闻男友，著名歌星胡里奥之子--拉丁歌王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的一张唱片封套。封套外壳已经很旧，封面上是赫然几个中文大字‘永恒之吻’，这显然不是库娃从家里带来的。”
记者接着描述了她浴室用过而留下的痕迹，她用过的化妆品；冰柜里她每天会动三样东西，原味品客薯片、可口可乐和健怡可乐；每天早餐前，她要喝一杯巴黎水，每天都吃很多西瓜和菠萝-记者带领读者一起打探，感受库娃刚离开几分钟后房间氤氲着的她的气息。
媒体就这么带领读者集体偷窥。
任何人都不是纯洁的玻璃体，任何人都有权保留一些“不可告人”的小秘密。每个人都有权利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前提下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读者却在记者的引诱下，满足了偷窥欲。狗仔队在香港传媒界早就不陌生了，这两年台湾媒体的狗仔队也时有所闻，如今中国大陆的媒体记者正迎头赶上。
两种反应
九月中下旬，中国大陆媒体最为关注的事件，无疑是流行乐坛歌手高枫从病危到离去的过程了，连南京汤山毒杀事件死了那么多人，都没有高枫的死来得震撼，当然，这里无疑有当局严控报道的原因。
曾在英国留学一年的高枫，之前就以歌曲《大中国》轰动中国的。34岁的高枫病危消息，转眼间成为大大小小的媒体娱乐版的头条新闻，连篇累牍，铺天盖地。9月19日他死后，截止到20日，新浪网上对高枫的网友评论多达500多页。围绕这一事件，人们更多的是像在看一出悬念迭起的戏剧。高枫被揣测的病因，有很多的“文章”可做，有巨大的“想像”空间。有媒体说，高枫染上的是“PCP病毒性肺炎”，据说有只有三种人可能被传染，肿瘤病患者，曾做过肝肺移植手术的人和爱滋病患者。在众人眼里，最后一种正是“不道德”的代名词。
于是，一个巨大好奇，瞬间被各种媒体以爱昧手法迅速调动起来，媒体带领读者迅速加入一场隐私偷窥运动：他究竟得了什么病，是怎么得的病，他的朋友们，他的私生活-至于当事人的生死、疾病本身，以及他的权利、尊严及其亲友的感受，反而游离了这出戏，被媒体与公众置于一边。这样的集体偷窥，把原本不应缺乏的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和悲悯束之高搁，令事件终于成了一场闹剧，剧中心人物，被当成一种道具。
同在9月19日突然去世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何纪光，却没有什么人关注。63岁的何纪光，当年是以《挑担茶叶上北京》享誉全国的。死的前一天，他参加完张家界一个活动回到长沙的，半夜感到喉咙有点痛，身子微微出汗，早晨他再没有醒来。
同样是突然去世的音乐人，一个被媒体疯狂炒作，一个根本就无人问津。原因就是后者与爱滋病没有任何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