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O月2日12：30，天津蓟县黄崖关长城，陕西青年王家雄给围观的群众留下历时6秒钟的生死一跃－－他骑着自行车从长城一端“飞”起，又重重摔在长城的另一端，完成了他人生的“谢幕”。
今年31岁的王家推是西安市一家玻璃店的店主，家境一般，就凭这个玻璃店的收入维持生活。他身强体壮(身高1.78米，体重81.5公斤)，有人评价他“性格开朗、乐观、自信”，而且骑自行车“很厉害”，曾在秦岭公路速滑赛获冠军。
这次他和队友王会海随同教练刘天良来到黄崖关，意在完成这次骑自行车“飞越”长城的创举－－王会海成功了，而轮到他时，所骑的自行车撞在城墙的外沿上，改变了方向造成人车分离。自行车落在了防护垫上，但王家雄落在护垫外两米左右，头部着地，当即昏迷不醒，被紧急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王家雄的老父和妻子在闻知他“摔伤了腿”之后从西安赶到了天津，到了蓟县汽车站才听一名三轮车夫说“飞长城飞死了一个人”，立即腿都软了。
而此刻，他近60岁的母亲和正上小学二年级的8岁儿子在老家等待着他成功的消息。他母亲曾表示反对儿子搞“飞越极限”，但正执意前往天津，岂知这一去便是生死两别。
王家雄的死，也给他的教练刘天良留下了两件难办的事情：一是如何向事故调查组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意外”；二是如何向从西安老家赶来的王家雄家人解释为什么没给他买保险。
50岁的刘天良是这次“自行车飞越黄崖关长城”活动组委会的执行主任，也是王家雄、王会海的教练。刘天良思维敏捷，善辩，神态举止颇似“马家军”教头马俊仁，据其自我介绍的简历，“十几岁开始从事体育运动，后又在中学里从事多年的体育教育工作，之后开始研究自行车‘飞越’运动”，认为自己是一个“热爱体育事业的人”。
10月5日中午，记者在天津蓟县黄崖关长城旅游区八仙公寓找到刘天民时，他正与王会海面对面地坐在院子的水泥地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神情沮丧。作为主要的组织者和教练，刘天良说自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认为“应该把王会海‘飞越’成功的事情好好宣传，而不应该者宣传王家雄失败的事情，这样做的负面效果太大。”
省钱省出了问题？
悲剧发生后，关于事故原因的猜测便成了人们讨论的焦点。
天津自行车运动俱乐部的负责人王松涛对记者说，这次“飞越”所选用的自行车和身体护具“过于简陋，几乎不能起到多少保护作用”。
王松涛说，从事这项运动，为保证生命安全，用自行车从事速降飞越首先应该搭建抛台和受台。速降飞越时，选手应骑车从抛台飞出，然后落在受台上。国际速降飞越一股就采用这种方式。但这次“飞越”活动，王松涛说他没有看到有这么个飞越受台搭起来。另外，运动员选用的应为专业自行车和护具，从价格上说，选用有良好减震功能的专业自行车更是在万元以上，而他所看到的王家雄与王会海“飞越”时所骑的自行车“每辆顶多值5000元”，身体护具也“太一般了”，王松涛说，“他们穿的都是普通的运动鞋，戴普通公路赛的护盔，这简直不可思议。”
刘天良称，他对王松涛所发表的看法“非常反感”，他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他根本不了解我们这项运动。如果这些都有问题，为什么我的第一个队员就成功了？这很能说明问题嘛。”
防护垫子为何不铺得大一些以绝对保障安全？“飞越”成功的队友王会海的回答是：‘如果到处都是垫子，那谁都能完成了，那也就不叫极限运动了。极限运动，挑战的是极限，本来就有风险的。”
而另一种意见是，事关安全，关于受台和防护垫的设置还是应该事先想周全。
作为教练，刘天良坚称“整个事故是一次意外”，他认同天津大学应用物理系粱麦林教授的看法，梁认为，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落地点的位置取决于起跳点的高度、起跳的初速度和倾角(即斜度)。从王会海成功的例子看，设计的高度、斜度应该没有问题，“惟一可能出问题的就是速度”。
刘天良得出的结论是，王家雄在骑车滑下跑道时多瞪了四下，致使车速过快，违背了他训练时多次要求的“自由下渭”，从而使被抛出的距离加长并最终发生意外。当然，他的这个结论还有待事故调查组的确定。
人们对此事提出的另一个疑点是：这次飞越长城组委会为什么经济拮据到连给两名队员买保险的钱都没有？刘天良对此的解释是：“本来10月1日就要签(保险协议)，他们两人每人保20万，当时写错了字，就想等到第二天(即“飞越”当日)重填一份再签字。第二天一早我就急着找保险公司的人，当时现场的人多，事儿也太多，一时找不到，打手机也联系不上。”
他表情显得有些懊悔：“那8000块钱的保费我一直就装在兜里……”刘称，“飞越”前，他曾与王家雄和王会海商量此事，二人当时信心很足，“均表示同意”。
差点去飞黄河
也许在3年前这三个人组成“飞越”小组时，并没有想到结局会是这样。
1999年6月23日，“黄河娃”宋朝晖驾驶摩托车成功飞越黄河壶口，被炒作为“飞黄英雄”。“飞越热”自1997年柯受良“飞黄”又一次升温。
在众多的汽车、摩托车都“飞”过黄河之后，西安便有人提出用自行车“飞越”黄河的想法，这个想法很快便得到了当地一家企业的响应。双方一拍即合，随即发布广告向社会公开招募技术人员和队员。
正是在这个时候，刘天民、王家雄和王会海汇入了这股“自行车飞越黄河”的热潮之中。在那次“飞越”活动筹备组中，刘天良担任“技术总策划”兼“技术训练部部长”，王家雄、王会海二人则加入了“飞越”运动员队列。
1999年10月初，王家雄、王会海及另一位张姓运动员在西安人民体育场进行了一次公开试“飞”，三人分别越过了32来、31.5米和30来的距离。当地数十家媒体报道，电视台也来转播，西安市民对此很感兴趣。而王家雄等人也第一次尝到了被媒体追捧的滋味。王会海回忆说：“当时很多记者来采访我们，很多观众围住让我们签名，挺带劲儿。”
就在“飞越”黄河的日期渐渐临近之时，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的企业突然在经营中出现困难，将资金撤回。资金一退出，“飞越”黄河壶口的计划被迫取消。
不飞黄河，转飞长城
王家雄等人第一次骑自行车“飞越”黄河的计划因故搁浅，队员们燃起的豪情顿时也被抑制住了，他们只能在期望中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
2000年间，仍在开玻璃店的王家雄曾经找到刘天良，希望能继续“飞越”黄河的计划。刘天良称当年是自己的本命年，“不想搞这样的活动”。2001年，又逢刘天良爱人的本命年，刘天良对再次找到他的王家雄说，“暂时还不想搞，等等再说”。
转眼又到了被刘天良认为“万马奔腾好兆头”的2002年(农历马年)。
他们的目光也由黄河转向了长城，并初步确定“飞越”地点为位于河北省滦平县境内的金山岭长城。此前，柯受良、于顺业已分别驾摩托车成功“飞越”此地。
2002年6月2日，在对金山岭长城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刘天良又来到了天津市。他说，此行目的有二：一为挑选自行车，二为寻找资金支持单位。
此前，在“飞越”黄河的筹备活动中，刘天良负责的是技术训练及可行性研讨工作，而这一次却要对宣传和吸引资金注入的工作亲为力为。
刘称自己有些无奈，不知该从何入手，他惟一的经验便是通过新闻媒体“造势”而让后期投资跟着到来。
在此期间，经一名当地人介绍，刘天良才知道天津也有长城(即蓟县黄崖关长城)，根据对方“用天津的自行车，飞天津的长城”的建议，刘当即赶往黄崖关长城进行实地考察。经过一番对比，刘天良最终将“飞越”地点确定在黄崖关长城，相对于金山岭长城，他认为“这里各方面条件更适合于飞越”。
6月下旬，王家雄与王会海先后抵这黄崖关。据刘天良说，二人看完选定的“飞越”地点之后，顿觉信心百倍，王家雄甚至当场说：“这太容易了，闭着眼都能过去。”
只拉到了2万元的广告
将“飞越”地点确定之后，刘天良等人便开始了与黄崖关长城管理局协商，之后达成协议：管理局方面免费为他们提供“飞越”场地，并负责该项活动的申报事宜；刘天良等人负责搭建“飞越”设施并实施“飞越”；门票收入归管理局所有；广告收入归刘天良等人所得。
而每张门票，将从平时的30元猛涨到“飞越”时的80元。
此后，双方联合组建“自行车飞越黄崖关长城组委会”，刘天良出任执行主任。
按刘天良的说法，组织这次活动，“目的并不为钱”；但他承认，无论如何，“飞越”运作当中离不开资金支持，所以，在与黄崖关长城管理局签订协议之后，他又开始了寻找资金支持的努力。
7月10日，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把王家雄、王会海二人将于10月2日骑自行车“飞越”黄崖关长城的消息通过到会各新闻媒体发出。
刘天良坦言，当时正苦于无处寻找资金支持，因此寄希望于将此事提前“炒”起来之后，有企业愿意赞助，为其分担资金压力，这似乎也是他惟一能想到的办法。
“当时我们的要求不高，哪家企业能出钱为我们搭建高台跑道，就可以给它这次活动的冠名权。”刘天良说。
可能是“飞越”活动比较频繁，已经没有新鲜感，这次“炒作”的效果远远低于刘天良的期望值，此间虽有一些企业的广告资金投入其中，总计却不足2万元。
“在‘飞越’这个事上，天津方面的热情好像并不高。”刘天良感到很失望，在与一家企业的谈判中，他甚至迫于无奈将一个广告位的价格压到了四五百元的低点，“说实话，对于‘拉’广告和讨价还价，我并不内行，也没有经验。”刘天良说。
“心力交瘁”
虽然在“炒作”上受挫，但“飞越”的消息已经向公众发出，情势不容刘天良等人回头。无奈之下，刘天良拿出自己的积蓄用于搭建高台跑道。
8月8日至9月12日，高台跑道搭建完毕。刘天良称为此先付出个人积蓄8万余元，这些事情也占据了他相当的精力，“建跑道用的材料都得我亲自去买，去租，去讨价还价。”刘天良说自己几乎“心力交瘁”，搭建高台跑道、与广告商谈判、后勤保障，还包括了联系歌舞演出队伍……
甚至连为两名“飞越”队员买保险的事情直到“飞越”前三四天才被提及。
9月下旬，刘天良等人与黄崖关长城管理局修改协议：待10月2日“飞越”成功之后，再连续进行5天(即10月3日至7日)的“飞越”长城表演，将门票收入所得中的一部分支付他个人为“飞越”活动的付出。
但刘天良并不认为这些事情影响到了王家雄、王会海的训练，他说，“他们自己还是每天坚持训练。”
然而一直到10月2日中午10时多，离王家雄命丧长城前不到两个小时，还有广告商来骚扰正在做准备工作的王家雄，原来这家单位呼啦啦一下子来了数十人，因无门票被工作人员拒绝入场，其中一人就来缠王家雄，希望其帮忙解决“门票”问题。
王家雄此时异常烦躁，吼叫说：“这事你别来烦我。”
现场目击者还向记者提及这样一个细节：在“飞越”前，王家雄显得有些不安，当被问及“会不会紧张”时，王家雄很不耐烦地打断说：“现在别跟我提这个，再说就真当回事了。”
说完便去上厕所了。在这段时间里，细心人发现王家雄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增多。
10：00，观众陆续入场，让“飞越组委会”高兴的是，当日持门票入场的观众多达3000余人。而场外公路及对面山上的围观者也数以千计。
10：30，“飞越”前进行的歌舞表演开始。
12：10，王会海骑上自行车快速下行，冲下35米高、76米长的跑道，越过城墙之后人车分离，落在防护垫上。王会海纵身而起，向四周挥手。一片欢呼。
12：25，王家雄登上高台。热情被激起的观众中响起一片掌声。王稍稍停顿，有观众开始高喊“加油”。王家雄骑上自行车快速冲下跑道。自行车掠过城墙另一端的一瞬间，猛地撞上城墙外沿，被抛向空中的王家雄发出临终前的一声惊叫……
“谁说我们走穴了”
刘天良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有意回避了“商业炒作”和“营利”之类的话题。他反复声明，这一次“飞越”活动的目的并不为钱，“广告收入如有节余也要捐献的”。
但刘天良承认组织这项活动“受制于钱”，只能求助于媒体的”炒作”和商业操作来让这种活动开展起来。这使他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不情愿自己在活动中“赔钱”，一方面又要避免别人说其是草台班子“走穴”。
记者在黄崖关长城附近听到最多的一种说法便是“(王家雄)为了5万块钱的酬劳，把一条命都送了”。刘天良极力否认了这一说法，认为这种说法构成了他“巨大的压力”。
对于“草台帮子”的说法，刘天良借用了一些媒体此前对柯受良、朱朝晖、于顺业等人“飞越”举动的热情态度来反驳：“我们是草台班子，他们(指柯受良等)又是什么？我们三个人，同样热衷这个事，就走到了一起来运作这个事情。我们并不是为了钱来的，我为什么自己掏腰包搭建跑道？我们只是想完成一个壮举。现在出现了意外，怎么说的都有，如果两人都成功了，我不知道他们又该说什么了。”
刘天良说：“总有人说这是在玩命。实际上，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反复论证可行性，就是为了保障生命，保证安全。虽然出了这个意外，我还是坚持，这不是在玩命。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项事业，一项挑战极限、挑战自我的事业。很多事情都会有风险，比如说一个人开车撞死了另一个人，总不能叫大家以后都不要开汽车了吧。”
记者问“飞越”长城成功的王会海：“你们在这样的‘极限’运动中追求什么？”王会海的回答是：‘肯定是有追求……怎么说呢，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真带劲’。”
标准和审批
天津市体育局群体处王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行车飞越)也许是运动，但不是体育项目，不属于体育范畴，而体育是以增强人的体质为目的的。”王介绍说，在我国国家体育总局规定的96个体育项目中，自行车运动有公路赛、场地赛和越野赛3项，在运动场地、器械、设备和技术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则，但其中并无“自行车飞越”，因此很难有什么标准可依托进行管理。
对于王家雄死亡事故，王处长称不作评价，但他表示，对这项“运动”目前存在的问题值得探讨。
事发后，更多人提出的观点是，这类牵涉到人身安全的“飞越”或者“飞越”极限运动到处在上演，涉及到大量的商业操作，究竟该由谁主管？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资质准来认定？安全保障工作谁来做又由谁监督？出现事故谁来负责，是体育部门，旅游部门，还是文化部门？目前仍不明确。
事故发生后，记者多次要求采访“飞越”活动的另一组织方蓟县黄崖关长城管理局，均被拒绝。
10月4日，当地媒体刊登一条消息：“蓟县长城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0月2日的飞越并没有影响到黄崖关长城的游客数量，……游客数量比前天(即10月2日)的数量还有增长。”
据说在国庆期间，不少游客“慕名”专程到黄崖关长城看王家雄当时“飞越”的现场。
这个效果，事先谁也未曾料及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