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时，有位姓苏的老知识分子讲了这么一个道理：他说对于人的道德提升和良心教化，除了“宗教迷信”，任何法规和思想教育都是不济事的。接着他举了个例子，说珠江三角洲这地方，有很多街路和建筑的修筑都是要让位给一些参天古树的，这倒不是因为人们有环保意识，而是“迷信风水”造成的，在广东人看来，那些参天古木都是有灵性的“神树” ，活了几百年是风水使然，动不得。
就树木而言，宗教与迷信的结果，客观上保护了生态环境。试想，如果没有神威佛法的震摄，有什么法律能阻挡住愚昧的农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笔者前不久到山西考察时，也发现了这种奇特现象在内地也是普遍存在的，黄土高原的生态，可以说已经被我们的祖先和今人破坏的很彻底了，但一些百年古松，千年古柏竟然能活下来，没被砍伐掉盖房子当柴烧，不能不说法律这东西，在宗教迷信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现在国内很多旅游胜地也是这样，自然生态保持得很好，也不能不说这些地方，原来是因为有大量宗教场所的缘故。
说到宗教场所，笔者是自栩为无神论的，而且经常与有神论者辩论，但有些时候，可能是由于才疏学浅罢，面对一些僧尼道士的问题也是瞠目结舌。有一次在中岳庙，开玩笑的问一位道长：你们出家人，当真认为有神的存在么？那位道长却笑着反问：你为什么来这里？来这儿做什么呢？我说我是来游山逛景啊。道长说：是了，这不过是一片大山大岭而已，普天下皆是，你何故偏来此地呢？我说同是大山大岭，这里与别处是不同的。道长又笑问：有何不同？我说这儿不是有中岳庙嘛。“那么，中岳庙里都有什么呢？”道士又反问，我说有菩萨，有道长啊。那道士大笑：就是啊，你说了半天，不还是奔着神仙来的嘛！
过去，经常听到人们念念有词的为自己的诚信打赌发誓：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明。我若如何如何，天打五雷轰云云。这说明发誓的人还有他最后的道德底限，还有个“神明”在约束规范他的行为。但是当人们不肯发这样的誓言时，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法律和政策这些东西再严密，也总是有空子可钻的，法律的执行，多半是民不举官不究，再则，没有证据也不能执法，然而，又有哪个违犯法律的人会主动留下证据给人起诉呢？
不过神的约束就厉害了。据说在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法庭上，诉讼双方要执行两种起誓方式，一种是凭良心和法律责任，一种就是手按圣经凭基督徒的诚实信誉。在例行公事上，有些文件的担保人，除了律师也可以委托神职人员，可见神和法在社会中具有同等地位。不可否认的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就是宗教文明的不同，不同的宗教文明造就了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西方人的处世准则是在个人诚实的前提下讲求爱心和公共道德。东方人的处世准则是在不伤天害理的前提下独善其身。西方的基督教或天主教要求信众们以基督或圣徒为榜样，从群体做起，人人平等，奉行济世的牺牲精神，它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东方的佛教或道教则是要求信众从个人做起，广渡众生，主张与世隔绝的修练成佛成仙，与所在社会的发展互不相干。在西方宗教文明中出现了哥白尼，开辟了人类科学的新纪元，但在东方宗教文明中似乎除了张衡的地动仪，再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创造了。
当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原也有自己的宗教文明，是可以用来与西方的宗教文明抗衡的，这就是儒家思想，尽管后世的学者们不承认儒学是宗教，但它在中华民族文明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宗教的角色，如果它没有经过五四运动，能健康的发展下去，它就是东方最大的一门宗教，这点是不庸置疑的。从东汉以来，历朝历代的中国统治者都视儒学为国学，以此来提高和巩固国民的道德素质，精明的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只有人民的道德质素普遍提高了，才能够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儒学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这个固有文化并不只是中国人的专利，而是全人类文明的财富。尽管儒家思想有它迂腐落后的一面，尽管它鼓吹的是封建道统观念，但它的思想精髓“忠，孝，仁，义，礼，智，信”，对东方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定的，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这一美誉，也是本世纪之前，全世界人民都一致公认的。
现今世界上流行的几大宗教，都肯定神威佛法的存在，各自的神名称不同，但意义是一样的，即使是中国盛行过的儒教，也不否认神，五十年前的中国人，即使非宗教信徒，也认为“不事天地不敬鬼神”，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这就是儒家教育的结果。人们心目中只要有了神，就会自动自觉的检省自己的良心和灵魂，所以宗教的戒律，就能对人类的思想行为产生约束作用，而且没有哪一种宗教的戒律不是教人向善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对于人类文明，确实有它积极的一面。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现状，前不久，中共高层有一位精英理论家潘岳先生，已经提出了宗教这个敏感问题，肯定了宗教在提升国民道德质素方面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但看来他的主张很快就被封杀了，由此可见中共对政治改革的恐惧并非止于体制之外。中国的宗教，目前规模较大的有佛教，其次是道教，至于外来的基督教或天主教，历来是受本土文化压制的，从未兴盛过。中共建政后，为了禁锢人民的思想，立即对所有的宗教进行迫害，象取缔娼妓一样，遣散了大批僧尼道士，充公了大量寺院庙宇，在镇反中，枪毙了一大批“帝国主义宗教特务”。后来考虑到统战和民族政策，才成立了《宗教事物委员会》，作为文物，才保留了一点象民主党派那样的花瓶摆设，在这个“委员会”的管辖下，中国的宗教界只不过是中共统治的附庸品而已。就是这一点摆设，在文革中也几乎破坏殆尽，宗教的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成了“骗人的封建迷信”，成了“精神鸦片”，从此一厥不振。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共集团为了刺激旅游业发展，不得不重新恢复了宗教界的一部分权益，比如使用土地，建筑，收纳信徒等，但与此同时，中共也没有忘记在宗教中的渗透，在各大旅游胜地的宗教场所中，都有大量的身怀党票的光头特务。这样的宗教，其实并没有它们实际存在的意义，因为大部分寺院庙宇，都是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设置的敛钱工具，“普渡众生”，只是为了“普渡”众生口袋里的人民币。
中共这类流氓政党，是任何事物都要为已所利用，要为它政治服务的，至于如何培养人民道德情操文明质素，对它来说并不重要，它所关心的只是怎样巩固自己的政权。什么假冒伪劣，什么男盗女娼，对它来说也都不重要，它关心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些“爱国”的和尚道士，牧师神父们，与那些民主党派人士一样，都是被中共养起来的，吃中共的，花中共的，就要为中共作事，除了担负着“爱国爱党”的政治说教使命，还要保障完成政府指派的各种税费指标。在文化教育方面，人民是得不到宗教知识的，中国人民对宗教的了解，还不如一本神话小说《西游记》。所以说中国目前的宗教，并没有完全发挥它们的特殊作用。
实际上，尽管中共喊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口号，但它对宗教的流行传播是极不情愿的，因为宗教是与它争夺人心的。中共几十年来，一直试图以共产主义思想来取代宗教，在它把持下的国民教育也禁止青年人涉及其它信仰，中共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少先队，严密的控制着青少年人的思想境界，在今天的中国，各派宗教的信众也绝大多数是几乎行将就木的老年人，这对中共当然是构不成任何威胁的，但是社会的动力和生命在哪里？是在中青年一代身上，然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恰恰正是在这一代才出现了真空。
中国文革以来，在国民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危机的情况下，中共以一党之私，竟用一个即庸俗又乏味的学毛着标兵党奴雷锋做道德楷模，象产品般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昙花一现的英雄模范充当文明表率，而这些“道德楷模”“文明表率”又没有一个是形象完美的，更没有一个是耶稣基督那样的圣人。事实证明，在中国这块社会主义实验田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试验是彻底失败的。即使中共是清廉的，不腐败的，也没有“变色”，共产主义学说也不能永久凝聚人民的思想，因为它没有神的位置，它就不具备宗教的神密和威严，它没有宗教戒律那样系统的道德准则，所以它就不能具体规范人的行为。它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理念而已，其破有余，其立不足，所以它也不足以摄服人的思想。如果现在谁能用经典的共产主义理论，来透澈的解释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乌七八糟的社会现象，那绝对是个思想界的哲学奇迹。
今天，当那个一度被中国人民崇拜过的偶象毛泽东，竟被他自身的淫秽丑恶暗淡了光环，那个一贯标榜伟光正的中共，也被其政府官僚的贪脏腐败彻底糟塌了形象，中国社会在空前“繁荣”的后面，竟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人民不信鬼不信神，良心泯灭，人性欠缺，空气中弥漫着剌鼻的铜臭，自然资源遭到疯狂的掠夺破坏，民间出现了群体道德沦丧，富则拔扈宣淫挥霍，穷则志短鸡偷狗窃，男盗女娼物欲横流，老夫少妻鸡鸭遍地，坑崩诈骗卖儿拐女......。中国社会坠落到如此深渊，中华民族难道就此甘于面对这些灾难，接受这一文明灭绝的现实吗？中国人民期待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道德的回归和良心的觉醒，中国现在需要宗教！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了道德的回归和良心的觉醒。法轮功的产生无疑是这一回归和觉醒的促进剂。“真，善，忍”，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国传统宗教文明中的全部有正面意义的清规戒律，以通俗，清新的面貌进入了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信仰地带。法轮功人的高尚情操和优良品德，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赞许。中国宗教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能象法轮功这样，在短短的三年内，凝聚了海内外如此众多的忠实信徒，在这些信徒中，有普通百姓，也有高级知识分子，有佛教徒也有道教徒，甚至有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共党员干部，还有对政府忠诚的军人和警察，更有对东方文化一无所知的外籍人士。难道这些人都是弱智白痴吗？他们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