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举债拉动经济并非良兆
自1998年起，中国经济就进入了政府拉动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通过发行国债而上马的工程，这些工程大多是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新建国有企业。靠发行巨额国债来拉动经济并不是什么良兆，企业没有投资意愿，找不到投资机会，只有政府从银行借钱来从事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的长线投资，不仅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总体投资效率，而且扩大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这既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变相回潮，也意味着企业发展前景不良。
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代表对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一些经济专家只注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对国民的生活状况全然不关心，心中没有民生观念。但这种声音相当微弱。
二、经济发展陷入“样板戏”模式
更值得深思的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正陷入一种“样板戏”模式。个别大都市（最突出的即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大连等城市）的建设远远超出其他中小城市，大量资金聚集在这几个大都市，其发展水平已经接近、甚至在有的方面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水平，成了“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的“样板”，也是全国经济唯一的“亮点”。而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中小城市的企业则正陷入破产、半破产状态；多数乡村和边缘地区也在迅速衰落，占总人口70％的农民只能占有国民所得的16%。中国经济能靠这几个大都市“唱样板戏”来实现“一枝独秀”吗？
中国是个需要依靠工业化来维持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而目前工业发展也出现了“样板戏”现象。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1年中国的工业主要靠5大地区和6大行业支撑着。这5大地区是广东、江苏、山东、上海和浙江，其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48.5％；6大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力行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冶金业和纺织业，其销售额占全部工业销售额的42％。这组数据表明，多数地区和多数工业行业正逐渐凋零。2002年3月底笔者到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参加“药都”论证会，市长臧胜业痛切地说，我们之所以集中力量发展药业，是因为石家庄市的其他产业都垮掉了。该市以前发展过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等产业，但现在没有一个能保得住的；石家庄以前还是中国的纺织业重心之一，有10多万纺织工人，但全市纺织业早就一蹶不振了。至于县级企业的淘汰就更厉害了。80年代中国兴起了一波乡镇企业发展热，现在许多乡镇企业也都垮了。在河北省的张家口市，甚至找不出一个景气的企业，城市财政已十分困难。这在许多中小城市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随着资金和人才集中到少数大都市和个别工业行业，广大内陆省区的经济发展陷于停滞状态；同时，多数中小城市居民和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成了“无源之水”，他们的消费能力日益萎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自1997年以来出现了持续至今的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无论政府如何用国债拉动需求，始终无法奏效，物价连年下降，通货紧缩挥之不去。确实，当“少数富人有钱无处花，多数穷人没钱花”的局面日益固定化时，内需怎么可能重新振兴呢？这种情况倒是与马克思的“生产过剩理论”没什么区别了。
三、“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
尽管中国的农业和多数工业处于严重的不景气状态，但却出现了充满“泡沫经济”特征的股市和房地产业。大量资金从产业部门游离出来，进入“泡沫经济”领域，希望通过投机获取暴利，造成了这两个行业的虚假繁荣。由于国内商品市场秩序混乱，利润微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第一、第二产业的资金已被最大限度地抽了出来，向“泡沫经济”领域转移。从80年代起，农村流出的资金就一直大于流入的资金。近几年来，在银行系统加大金融风险管理的情势下，资金更加向上集中。
中国的实物经济才发展到初级工业化阶段，而金融证券业的资本市场却“繁荣”得接近西方国家的程度。从表面上看，金融证券、房地产等第三产业的“虚假繁荣”给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税收和利润，但长此以往，金融证券和房地产等行业的投机热和“虚假繁荣”必然过多地占用第一、第二产业急需的发展资金，严重损害第一、第二产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其结果只能是扭曲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妨害经济资源的充份利用，造成社会就业的减少和有效需求不足。
四、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及其负面结果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连续几年出现通货紧缩，主要原因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别；相当一部份国民收入被少数富人所拥有，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收入微薄。
仅从几个最近已经审理的贪污案件即可看出，中国目前财富的高度集中已达到什么程度。原沈阳市长慕绥新的贪污额为1,300万元，副市长马向东的贪污额高达2,000万元；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的贪污额为4,000万元；原港澳国际公司董事长李耀祺在职期间贪污公款1,244万元、港币137万元，还伙同他人贪污公款4,900万元；原深圳市委副书记王炬贪污了2,000万元，并利用职权让其子女贪污5,000多万元。只是这5个人及其亲属侵吞的社会财富就达2亿多元，这相当于10万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按农民人均年收入2000元计）。
在中国目前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现状下，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权势者以非法或不正当的手段敛集了巨额财富后，往往不敢公开运用，而只能悄悄地藏起来或转移境外，结果这些财富或者是成为沉淀资本或“死资金”，或者是成了让外国运用的资本。私营企业主的财产运用也有类似特性。这是导致当前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财富中相当大的部份在收入分配两极化的过程中变成了无法形成有效需求的“沉淀资金”，尽管经济学家仍然把这部份财富计为总需求的一部份，但实际上这数万亿资金是“虚假需求”；而占人口大多数的乡村民众和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却苦于收入短拙，消费能力萎缩。由“虚假繁荣”而产生“虚假需求”，是中国经济无法摆脱萧条的根本原因。
五、“权贵挤压平民”与“嫌贫爱富”
随着收入分配的两极化成为一种常态，中国的宣传和政策也越来越偏袒有钱人；改革开放以前是对有钱人仇恨有加，批判起来不遗余力；现在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不当致富的人及其行为缄口不言，好像生怕得罪了他们。事实上，今天不少富人的致富往往是建立在对中低阶层挤压的基础上；许多人的“富起来”不但本身就是非法活动的结果，而且他们积聚财富、隐藏财富的方式不可能带动社会其他阶层经济状况的改善；在他们迅速致富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正经历着相对、甚至绝对的贫困化。
改革走到了今天，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了“牺牲品”，沦落为彻底无望的边缘群体。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生活中的无尽苦难，更多的还是心理上的失衡。一些人因此铤而走险，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里中国社会的犯罪案件逐年增多的原因。中国公民所享有的发展权利其实是不平等的，权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他是否有权或有钱。无权无钱的弱势群体本来在社会上生存就不容易，政府再制定种种歧视性政策，不是扶弱济贫、“雪中送炭”，而是嫌贫爱富、对权势集团“锦上添花”、对弱势群体强调“‘优’胜‘劣’汰”，结果必然造成“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即社会两极化不断扩大的严重后果。
六、“泡沫经济”游戏和上亿劳动力闲置并存
由于大量资金聚集到证券业，不断炒高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从GDP的统计数字上看，经济似乎在不断增长，但实物经济并没有变化，也未真正形成物质资本或增加实际财富，更没有就业的增长。这种虚假繁荣和经济增长的“泡沫”数字却往往被刻画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特征。只要股市或房价下跌，社会财富便急剧缩水，银行不良债务便大量出现，甚至随时可能导致银行的资金链条断裂，引发金融危机。2001年的中国股市已经预演过一次了，当上海证券市场的股票指数跌到1300点时，全国金融界都出现了异常紧张的气氛。
中国目前有许多领域急需资金，若把在股市上投机炒做的资金运用到实物部门，既可增加就业，也可改善和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但现在无论是企业还是各级政府似乎都无意于此，而是唯利是图、麻木不仁，责任心和良心日益沦丧。与此同时，失业和待业现象与日俱增，上亿劳动力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而当局对此却熟视无睹，甚至认为问题不大。在山东省蓬莱县的村庄里惊讶地发现，到处是一群群整日打麻将度日的人，其中许多人是青壮劳动力。不仅在农村如此，在许多中小城市也可以看到大批闲置劳动力把时间消磨在麻将桌上。据统计中国的未就业者占劳动力的31%，实际上这是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中国现在真是无活可干了吗？作为一个整体上经济尚属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全国却有这么多的劳动力无处就业；另一方面，股市炒作依旧方兴未艾，刚成立的几家“开放式基金”机构，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就操纵着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资金。这种景象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经济一枝独秀”的可靠基础。
七、唯利是图和骗局充斥的经济
企业大量从事仿制和假冒产品的生产，就是当前惟利是图的经济伦理泛滥的表现之一。不仅许多小企业和个体业主如此，连大企业也群起仿效。2002年3月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节目就报导了中国的玻璃行业仿制外国名牌产品的现象，连“福耀玻璃”这样的大上市公司的老总都在电视镜头前承认确有仿冒外国品牌的做法。目前中国生产的全部药品中97%都是仿制药品，有自主开发能力的制药企业所剩无几。
由于企业行为越来越唯利是图、商业伦理败坏，经济活动中充斥着弄虚做假和商业欺诈。例如，中国的粮食系统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几年前亏损数额就已高达2,000多亿元；实际上的“窟窿”到底有多大，恐怕已难查清。
2001年中国的股市“兵败如山倒”，其原因也是“庄家”和上市公司联手“做局”的骗局暴露。事实上中国的股市满眼尽是“假冒伪劣”。一旦真相曝光，投资者信心必然受到极大打击，上市公司的威信也早晚会一败涂地，如此之股市岂有不暴跌之理。
八、隐患还来自政府的高负债率
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还表现在国家财政对借债的严重依赖上。究竟中国政府的负债率有多高？官方公布的数字与一些研究机构得出的数字相差很大。例如，世界银行认为中国财政的负债率已经达到100%，而中国官方统计的负债率只有35%。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差别，主要是对政府债务的计算方法不同。从帐面上看，2000年底中国财政的债务余额是1.3万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4.6%，比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还差得远。但中国的现实国情是，国家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债务实际上都是中央财政的债务。
“或然债务”就是隐性债务，它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比如，近年被4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出去的银行不良资产就属于“或然债务”，这笔不良资产的数额高达1.4万亿元，其中债转股4,000亿元、呆滞贷款8,000亿元、坏帐呆帐贷款近2,000元。即使国有银行将1.4万亿元不良资产转移到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帐上，全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仍占其总资产约25%，至少达2万亿元。如果将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帐上的1.4万亿银行不良资产与目前仍计在银行系统帐上的2万亿不良资产合并计算，仅银行系统的真实不良资产就达3.5万亿元左右。若加上目前约1.5万亿元的国债馀额，国家债务即高达5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国有企业的负债考虑（其总数约为2万亿元），以及全国县以下乡镇政府的负债（估计约为5,000亿元），政府总的负债规模大约在8万亿元左右，与目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9万亿元已相当接近。因此，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政府的负债率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0%是有根据的，这已大大超过了60%的国际警戒线。
九、“奥运会”和“世博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举办“奥运会”就是提升国力威望的好机会。但“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未必是单纯的激励，相反却可能是有利有弊的。根据以往各国举办世界重大体育赛事的经验，经办体育盛会既可以帮助经济发展，也可能危害经济发展。“奥运会”可能使一些大商家从中牟利，但由于要把大量税收用于体育场馆建设，民众的收入将减少。西方国家的一些研究证明：举办体育赛事可以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国家，但不必让人们以为这种赛事能使百姓富裕起来。
据测算，为了举办“奥运会”，在2008年之前北京市总共要投入约1,500亿元的建设资金，全国总投入将达到3,000亿元。目前中国每年的中央财政教育经费才300亿元，办一次“奥运会”的花销相当于10年的教育经费。显然，经办“奥运会”的这笔巨额经费必然要挤占财政的其他项目的正常支出；财政收入有限，办了“奥运会”就干不了别的，建了北京市就无法建设其他省市了。
此外，体育赛事只在有限的时段内进行，它对当地经济的短期刺激只能是短暂的，赛事前和赛事期间固然可能支持当地的经济繁荣，但赛事结束后当地经济却会经历连续几年的下滑。美国1994年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时，原估计将带来40亿美元的经济收入，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举办赛市的城市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比预期的低得多，整个地方经济实际上损失了40嘁诿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