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龚一刀断魂地指出，衰世什幺都装出像治世（盛世也）的样子，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但实质上完全不是这幺回事。衰世无人才，非但没有优秀的好人才，就连个优秀的坏人才都没有："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整个社会缺乏人才，表现在国家管理方面特别严重："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这些所谓国家的"人才"，还"以暇日养子弟之性情"，使之在家为纨绔，在国为窃贼。如此养成的一代代官吏，恰似缚草为形，填腐肉以实，教之拜起，充塞朝市，然而一遇风雨，即"荒忽飞扬，化而为沙泥"。
为什幺在衰世找不到有才能的人呢？因为社会不容许他们存在，因为专制政体摧残人才、不把人当人，因为国家机器以物质与思想的统治力量使有才者归于平庸或沉默："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由于作为统治力量中心的"京师"不容精英人才，才士沦落草野，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社会将发生巨大的变动。
老龚说的是两百年前的清朝，印证当今中国，何其相似乃尔！如果以白话翻译过来，借以描述当下的现实，只怕还过于温柔敦厚了呢。那时的政要之官，毕竟还能"言词捷给"，清暇之官，还能"知作书法、赓诗"，对比当今官场上谎也撒不圆、贪也低档次、风雅更不懂附的饭桶草包们，总还略胜一筹吧。
只不过那时出洋还不时髦，人才不能容于"京师"，只好逃向"野"、
"四山"，成为"山中之民"。于是"京师贫"而"四山实"，"京师"而"山
中之民有自公侯者"，"京师轻"而"山中之势重"，"京师如鼠壤"而"山中之壁垒坚"，结果则是"京师之日短"而"山中之日长矣"。
而今国门洞开，可以浮海逃洋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才外流现象现象日趋严重，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各方面的人才，想出去、能出去的都出去了。凡良知未泯正气犹存者，无不尽量离这个口头上假大空成性、实质上假恶丑成堆的地方远些；凡略知时势的有识之士，无不尽量离这艘疯狂了八十多年将沉未沉的巨轮远些更远些。
留下来的人才，或拚命往外资、合资企业钻，或煺化成了奴才、奸才、庸才，或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独善其身，或心在曹营心在汉，或堕落成官痞奸商，大谋不义之才，争当官仓之鼠，趁巨轮未沉之前大捞一把！
正如一阙古词所唱：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啊。
二、以科技为例我们僵化落后的教育体制、教育方法培养不出人才，既使自发出了一些人才，又因为种种原因流失了。人才的缺乏，已严重制约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
就说科技领域吧。据专家介绍，二十多年来，大陆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没有搞出过任何一个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近年来科技水平、科技竞争力一直呈总体下降趋势。文革前后都还有几项科技领先世界水平，还留下了陈景润、袁隆平等几位大师，以后可就绝迹了。北京电视台曾报道，记者问一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今天中国数学在国际上地位如何？答曰：根本不入流！
比较而言，中国有关学者专家的待遇不可谓不高、教授、博导、院士队伍不可谓不庞大。然而，其中有世界级的大师吗，有几个真正的人才？
杨晓升先生在《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一书中发出了中国科技的盛世危言。他写道："中国科研效率如此低下，根本的问题在于传统科技体制所带来的弊端。我国科研机构几十年来基本上是从计划经济的需要出发，由政府部门规划和兴建，各自形成"大而全"和"小而全"的封闭体系，形成了军民分割、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和学科分割的局面。于是许多依附于行政部门的科研机构虽然是重复建设、水平低下，但却予以保留。由于人员冗多，使得科研经费"僧"多"粥"少的状况更加突出，再加上部门壁垒的存在使得科技信息交流不畅，造成科研资源浪费，出现了科研行为短期化、力量分散化、课题小型化的倾向"。
中国科技的落伍，与科技体制有关，与现有的科技人员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缺乏有关，更与大量本土人才逃奔海外、海外学子学成后"流落番邦"有关。而这一切，都最终归结指向于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
落后的政治制度，不仅造成官场的腐败、法律的败坏和司法的腐败，不仅造成公共道德的堕落，而且严重制约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的发展。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所说："在当今世界，思想的自由、激发创造性的动力和参与的意愿对经济、社会和文伯进步都至关重要。而它们在民主的体制中能得到更好保护"（加利《联合国与民主化》）。三、人才观之误在此民怨物怒、生死存亡的历史严峻关头，为防止人才不正常大量流失，胡锦涛总作出重要指示："建立国家重要人才安全管理工作体制事关重大，十分紧迫"。他指出："关键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一是重要人才的范围，二是留住、激励、保护重要人才的政策措施，三是建立重要人才管理的协调机制"。这是十分及时和正确的。
据透露，中国人事部表示尽快制定相关政策。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重点在建立激励机制上，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用适当待遇留人。同时，采取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稳定措施，多管齐下，解决好人才安全问题。
如果胡锦涛的指示真能落到实处，如果人事部真能做到"重点在建立激励机制上，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用适当待遇留人"，对于筑起人才的保障堤坝，在短期内是有一定效果的。然而，这些政策、方针、措施、机制，都属于枝节问题，属于形而下的术，尊重人才，所尊重的是才，不是人。
时代进步了，"党和政府"却仍然抱持着封建帝王的人才观，孤立地把人才当作富国强兵、维护统治的工具，把人当作经济动物，当作一个谋生的饭桶。虽然也提到事业、感情、适当待遇，却充满着市侩市息，很明显属于一种手段、一种权宜之计、一种术。术有用，也有限。
人不仅是经济人、理性人，更是道德人、自由人、情感人、道义人、政治人、信仰人，人才作为人中蛟龙、知识精英，尤其如此。物质剌激、金钱迷惑，毕竟是浅层的、表面的、短视的，对于大知识分子而言，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恰恰是超越这个层面的属于心灵、属于精神的东西。那是什幺呢？
那是信任、理解，是人文关怀、人格尊重，是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是自由的言论环境、舒畅的工作环境（学术、科研环境）、清新的文化环境，是制度上的宽宏、包容和保障。而这一切，在中国都太稀缺了。我们这里有的，是对人权的肆意侵凌、对自由的残酷剥夺、对人性的无端压抑、对异议的无情打击！
术只有上升到道的层面，制度的层面，事业、感情、适当待遇和比较好的制度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才问题，才能既培养得出、又挽留得住。"党和政府"必须超越那种支配了整个社会的简单粗线条的思维方式，超越鼠肚鸡肠和工具理性，超越物质的层面、经济的层次，强化对人的本质与社会发展的认识和把握，从政治文明的层次，从哲学、文学、历史、道德、宗教等文化的层面，考虑人才问题。
四、政治人才消息说，人事部将加强对人才流向的宏观调控，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引导人才合理流动，并制定有关政策，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尖端技术研究项目、支柱产业等对人才的需要。
很明显，人事部将胡锦涛留住精英的指示简单化、狭隘化地理解了。殊不知精英、知识分子的范畴是很广泛的，它包括专家、学者，包括经济、科技、军事、文化、企业、教育各个专业性领域的人才，更包括人文人才、公共管理人才、政治人才。例如流落海外的大批政治精英，又如隐沦草莽的老枭之辈，都不愧是国士、国宝、人才中的人才哪。
同时，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古今大知识分子，往往都有一种超越性，即超越个人自身的专业、事务、利益、需求，追寻真理、正义和心灵的富裕崇高，追求一种普遍性的价值、目标和立场。他们在低头拉车的同时往往还要抬头看路，看脚下的路是否符合道德、正义的原则，还要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以批判现实、主持正义为己任。
例如哈佛双博士杨建利君，如他妻子傅湘所说，本来可以做一个数学教授，留在他的象牙塔里的。可他却要创建21世纪中国基金会，要呼吁、弘扬民主自由理念，还要冒险回国实地考察当时在中国东北发生的大规模的工人示威活动…。这种正气和傻气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可是我们的政府却以假护照为由悄悄将他抓了起来，至今被单独囚禁关押已经超过六个月，大大超出法律规定的时限。不审亦不判。
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这种超越性，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受到了高度推崇。《论语》中就有很多有关论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不同，不相为谋"等等。
连二千多年前的统治者及其幕僚都懂得知识分子（士）的重要，故有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吕氏春秋》的"爱士"、"知士"、"贵直"之高论。《贵直》写道："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贵其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矣。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贱其所欲而贵其所恶也，所欲奚自来？"，尽管是一种手段，古代君主毕竟懂得要让知识分子说话的道理，二十一世纪的政党却还诟审橹蒲月圩杂傻纳凳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