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机缘引起我对中国经济的兴趣。此后,我接触到的,大都是有关中国经济各种问题的材料。这些问题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很容易就得到中国经济随时会崩溃的结论。我把这个结论拿去跟几个我尊敬的中国经济专家请教,马上被打回票。他们有不同的理由。
有人说,中国要是会崩溃,它早就崩溃了。意思是说,它那些经济问题在别的国家不只是经济承受不了,甚至早就让政府跨台、国家分裂、体制瓦解;而中国既然能撑到现在,表示这个社会已经适应这样的环境,已经免疫了,所以这些问题已经不会让它崩溃了。
也有的人说,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它对地方控制得很严密,对经济也有能力掌握,所以它不会让它倒的。有的人说,中国土地国有,它那些看起来非常严重的财政金融问题,光靠卖土地就可以解决了。
在学术研究上,有人比较苏联解体的经济转型与中国的经济转型,结论是:中国转型成功、苏联转型失败。更乐观的推论,甚至认为它不久就会成为世界工厂,进而成为世界强权。
当然也有许多人预测它会崩溃,而且似乎越来越多人有这种共识。但是不管各种主张多么南辕北辙,大家都同意中国经济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以下先提出这些问题,再说明为何中国经济会崩溃,结论提出台湾的因应之道。
§§一、中国经济的表相
自从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经20年的快速经济成长。中间虽然经过1989年的“6.4”天安门事件,但延宕不久,成长重新上路。1997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中国仍然表现“亮丽”,并成为一枝独秀的世界奇葩。2001年,几个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相继跌倒,经济负成长,中国仍然“七上八下”(意思是成长率在7%以上、8%以下)的一路长红。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又引发另一波蜂拥而入的外资。许多到过中国的人,眼见它到处都在建设,整个国家好象一个大工地,新的制度、新的措施也一再宣布,仿效他国的政策快速、甚至超越。
2002年10月中国国务院经济研究室在一个内部研讨会上提出报告,表示:当前经济形势,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对最稳定、最健康的。现已进入持续发展时期。在可见的10年至15年,只要国际局势不发生大的变化,大方针不发生大的失误,中国经济发展不仅能保持7~10%的年成长,且在2015年,国民经济综合实力会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平均每人国民所得可达欧盟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峻宏,2002)。
各级领导人对外的公开讲话,信心满满。有些经历中国优待、行政配合高效率的外商,认为中国简直是投资者乐园。从产业发展的观点,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包括多项产业的成长已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角色,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这“金玉其外”的表相,实已“败絮其中”。我们分别从经济成长、外资、国贸、财政、银行、国企、失业、所得分配、社会道德等层面,提出讨论。
§§二、经济“成长”有玄机
2001年台湾遭遇几十年来第一次经济负成长,失业率创下1960年代中期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峰。不只台湾,连一向是健康宝宝的新加坡也负成长。全世界没有什么好消息,中国却一枝独秀,还有7.3%的经济成长率。
但是,这个成长率有两个问题:一是它与其他经济指标充满矛盾,也就是说,它的正确性令人怀疑;二是这个在极权之下的高成长,会不会象苏联当初的高成长一样,暗藏毁灭的因素?这两个问题随后讨论,我们就假设它确确实实有“七上八下”的成长。这个成长虽然高于当前所有其他国家,但从历史上看也不过尔尔。日本在50年代与60年代都能维持在8%以上的经济成长率;同一时期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高达10%,南韩也维持9%成长率长达30年。而且,这些国家“当时”的平均每人所得,都高过“现在”的中国。
回头讨论这个令人迷惑的成长率。首先,这个高成长率与其他经济指标充满矛盾,令许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怀疑成长率的真实。代表人物之一的匹兹堡大学的Thomas、Rawski教授说(Rawski,2002),中国的开革开放造成1978~1997年的高成长率,这似毋庸置疑;1998年以后就难以令人信服了。理由很简单,象中国这样落后而快速发展的国家,不可能一边快速成长(1997~2000之间,GDP累计成长了24.7%),而同时期的能源使用量却减少(负成长12.8%),民航客运量、公路货运量、铁路货运量成长率都低于GDP成长率,而且物价下跌、失业率增加。
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算这段期间的国民所得,也不敢直接使用各省汇报资料。好笑的是,几经调整,公布出来的各省成长率,以2001年为例,除了云南外,都高于全国值(全国值应该是各省的加权平均)!统计局有鉴于地方的“假报浮夸风”,2001年5至10月进行一项调查,竟发现有62,000多件统计造假舞弊。
怀疑中国经济成长率的不止是Rawski,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宾州大学Lawrence、Klein,与MIT的Lester、Thurow等著名经济学者,以及许多专业经济期刊(如Economists)、国际经济顾问(如Lehman Brothers)、信用评鉴公司(如Moody's)等,也纷纷着文质疑中国的经济成长率(高长,2002)。
MIT的Lester、Thurow以中国城乡差距大,而占8成的农村基本没有成长(中国有关部门也承认),那占2成的城市,要多大的成长,才能创造全国超过7%的成长率?而且,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香港,2001年几乎没有成长,那么中国其他城市又如何有超高的成长?宾州大学的Arthur、Waldron则提醒国际注意,朱镕基曾公开表示,若无政府大力财政赤字融通,中国经济早于1998年就应该崩溃了。然而,有可能单靠政府融资,就能创造整个国家反败为胜地成长7%以上?
另一个质疑中国经济成长率的理由,是它的“存货”特别多。存货(实际上是期末存货减期初存货的增额)在国民生产统计中,列在投资项下,是本期的最终产品。在中国的国民所得帐上,1980~93年间存货投资平均占GDP的7%(Sachs,Woo,杨,1999),一般国家很少超过3%;台湾在过去50年,除了经济不景气的几年外,“存货”基本上约占GDP的1%。如此,保守估计至少有4个百分点是不应有的存货(即积累卖不出去的产品),亦即其成长率就要调降4个百分点(从7%降至3%)。根据中国内部资料,国有企业积压产品年达千亿元以上(岳山,2002)。
其实,不只国外专家或专业机构质疑,中国国内专家也对经济发展现象表示不解。现任中国全国政协、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董辅,2002年8月在深圳举办的半山海景财经沙龙上,谈到中国经济的8大矛盾,包括经济保持持续、稳定、高速成长,但商品价格连续下跌、失业率也在上升;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城乡贫困问题越严重;银行存款增加的同时,部份企业资金短缺;财政收入迅速增长的同时,财政赤字也在增加,尤其是一些地方财政,从2001年9月份至今入不敷出,且跌势未衰;部份沿海和城市异常繁荣,内陆许多地方差距越来越大;水土资源越来越短缺,资源的浪费又极其严重;经济迅速增长,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未歇。
根据Rawski的估计,中国经济成长率在1998~1999两年各约在正2%与负2%之间,2000年约2~3%,2001年也只有3~4%。其他人的估计稍有不同,但也差不多。中国的官方与学者当然对此提出了解释,但很难看到事实真相。
§§三、成长也是灾难
中国高速经济成长的第二个问题是,成长是否带着毁灭因子?高经济成长率是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成长不能作为一国经济的唯一目标,因为它可能牺牲社会公平、环境安全、分配正义等社会目标。这些牺牲,在中国极为严重(见下文)。不只如此,中国式的开革开放,成长本身就是灾难。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对国企仍依旧制,由财政拨补亏损。但旋即出现钜额的财政赤字,改革开放的第一年(1979),赤字即达170亿元(人民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及人民银行受到地方政府操控等
问题),1983年人民银行(即其中央银行)改制,并完成“拨改贷”政策。
所谓“拨改贷”,是把原来由财政“拨”补企业亏损或投资需求,“改”由国企向银行“贷”款。这一方面是为解决财政困难,一方面也是要国企建立“偿债”的责任。结果是偿债的责任没有建立,原来财政整合资源、支援企业的能力丧失,地方政府百花齐放、胡乱投资,不但浪费国家资源,也导致银行坏帐直线上升。
“拨改贷”未能建立国企借款偿债的观念,是因为国营银行只会审查书面资料,兼又政府介入银行贷款案,以及官商勾结不实贷款等。许多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经营不善,照常理是不能贷款的,但因国企实质上扮演小政府的功能,负责居民的住房、上学、工作、退休、医疗,任令倒闭将引起社会问题。政府于是要求国营银行贷款给这种国企。这种不当贷款与官商勾结的不实贷款,既不能培养还款责任心,也造成银行呆帐。
毛泽东时代,财政支出半数以上作为基本建设与企业改造,是“建设财政”;现在,政府财政既不拨补国企,变成主要用于调升公务人员薪资之经常支出的“吃饭财政”;六五(第6个5年计画,1978~1982)期间,没有一个能源和原材料专案投资,七五(1983~1987)期间开始出现能源失调与紧张。国家财政从此不能主导资源整合,于是各级政府乃至各单位,各自为政,投资一窝蜂。
以电力为例,1983年起,许多地方企业只能“开三停四”或“开四停三”。为了鼓励建设电厂,国家提出优惠政策,保证按商定价格收购,于是,全国“党”、“政”、“军”、“公”、“检”、“法”一起出动,各级电力管理部份与职工更是积极,一齐向银行贷款兴建电厂。10多年后,今日中国火力发电厂年发电时数平均不到4,200小时,低于全年8,760小时的一半。“过剩”发电量的投资额,接近8,000亿人民币。这些贷款怎么有能力对银行还款?
在毛泽东时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产品都是紧俏货,价高利厚。1980年代开放初期,这些都成为投资热点,几乎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建立了生产工厂。这种无节制的设厂,加上国外产品的更新换代快(如机械表被电子表和石英表所替代),有的工厂还没等开工,产品的市场寿命就已经结束。今天,这三种产品的生产能力闲置已经达到90%以上。此外,成百条电视机、汽车和摩托车生产线的引进,也让人吃惊。今天,世界电视机生产能力为7,000万台,其中,4,000万台生产能力在中国,而整个中国的市场容量不到2,000万台,生产能力闲置50%以上。这些投资都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哪还有指望收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被中国学界称为“吃完财政吃银行”的过程,就是中国改革最辉煌的年代,也是今天几个行业破产、大量生产能力闲置、投资无法收回、进而导致银行坏帐比例高达40~50%的根本原因。由于国家财政无力,加上地方和企业行为的短视,使得中国社会资源的浪费,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四、走向毁灭的中国金融系统
中国的经济妖魔很多,有的隐蔽,有的变形,没有一个象金融问题那么明目张胆,虽然中国政府也想帮它化妆,让它不那么可怕,但明眼人还是一目了然。不只是经济学家、经济专业杂志、财经顾问社等,都指出它的邪恶、恐怖、难以驯服。
◆问题严重◆
美国信用等级评定公司Standard and Poor’s(S&P)在2002年6月估计,中国国有银行呆帐比例超过总贷款的50%;Moody's也以《中国银行系统在走钢丝》为题发表了中国信用等级报告,并说中国银行系统技术上已经破产;一些西方中国经济专家(例如Brookings Institution的Nicholas Lardy)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现在只缺导火线。《远东经济评论》发表《走向毁灭的中国金融系统》(Lague,2002)。不久以前,驻香港的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马国南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解决银行呆帐的根本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不可能持续下去。稍早,Studwell(2002),或更早的章家敦(2001),都有类似的警告。问题只在于:灾难发生时会有多大?何时爆发?谁来承担?
据估计,中国银行系统的呆帐总额有5,000亿美元,如果加上社会福利和养老金上的亏空,中国政府的国内外债务估计超过中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毛额(GDP;约1兆1千亿美元)。中国银行系统的问题远远比日本严重,日本银行呆帐的比例是GDP的10%,而中国呆帐的比例是GDP的43%。现在中国模仿10年前美国储蓄贷款银行破产时的解决办法,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但10年前美国储蓄和贷款银行破产,仅耗费约1,600亿美元,占当时美国GDP的3%,只是中国坏帐比例的零头。
◆恐怖平衡◆
公开场合,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只肯承认25%左右的坏帐率。其实,算真的只有25%的坏帐率,中国的银行系统也已经是债务没顶。
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金融现在还不崩溃?事实上,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因为中国的银行资金非常充足。检讨起来,它还未垮掉的原因有二:
第一,银行资金来源充足。这包括两方面,一是人民极高的储蓄率,二是源源不绝的外资。中国人的储蓄率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1990年代每年大约都占GDP的四成;而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占GDP的比率,从1978年的6%,上升到1999年的70%。另外,中国吸引外资,已经造成所谓的磁吸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资4,500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美国,没有任何开发中国家可以与之抗衡。
第二,中国严密管制,包括新闻管制、外汇管制、外国银行管制。由于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中国民众盲目相信政府会确保他们的存款安全;中国的外汇管制,使一般百姓实际上不可能抛弃人民币;中国虽已加入世贸组织(WTO),但尚未放弃对外国银行在中国业务的严格管制。结果,老百姓只好把钱乖乖存在中国的银行里。
这是一种恐怖平衡,银行就就象一具布偶,它需要源源不绝的储蓄与外资来挹注让它站立,若那一天补充不及,随时就会崩塌。事实上,在WTO的架构要求下,国内市场、外资投资项目、外资银行的设立与业务等,必然越来越开放。如此,一方面国企的竞争加温,国企亏损愈大,银行呆帐更严重。另一方面,新闻媒体,特别是网路,终究会突破中共的封锁。当真相越来越清楚,中国人民发现国营银行亏空,会急速地提走存款;而寄望中国10几亿人口广大市场的外资,则将发现它积重难返而收手撤退。任何这类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这种事情发生,问题之严重,恐怕不是南美或世界任何地方发生金融危机所能比拟的。Studwell在他的《中国梦》里说得坦白,中国现在一切都系于大众心理。
◆政府挹注◆
中国政府其实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中国金融系统的崩溃,几乎肯定将导致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16大(2002年11月)后,中国政府和银行系统的高级官员表示,4大国有银行将再次接受到一大笔资金挹注。过去,中国政府已经两次向这些银行注入资金。
1998年,中国政府曾经提供给这些银行高达330亿美元的资金,以维持其存款准备。一年后,在中国官员所谓4大国有银行“最后一次晚餐”的行动中,政府将这些银行帐目上高达1,690亿美元的呆帐一笔勾销,转移到中国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报告,这些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随后向4大银行发行了1,410亿美元债券,并支付了280亿美元的现金纾困。
中国政府期望这些资产管理公司能够收回部份呆帐。但是呆帐回收率非常低,使坏帐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策略,不过是变换帐目、拖延时日而已,而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而且,这一策略还可能严重削弱了人民银行,因为正是它向这些资产管理公司提供了用以收购4大银行呆帐的资金。
什么是导火线?任何对中国银行系统或者中国政府的信心溃散,都将可能导致公众停止存款,成为挤兑的导火线。而只要经济成长减缓,就足以引发危机的全面爆发。这也是为何这几年中国政府都要用所谓的“积极性”财政政策,大量借款投入公共开支(例如大量公共建设、连续3年调高公务人员薪资),以刺激经济。但是,中国高级官员已经警告说,这种做法不可能持续很久。
另外,全球经济的持续停滞,如果导致对中国出口商品需求减少,或者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也会引爆中国的金融危机。如果中国政府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或因WTO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自由竞争,也可能导致民众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黄金,从而引发信心危机。
◆没有解决办法◆
如何解决中国庞大的金融危机呢?说起来有好几种方法解决银行坏帐问题:一是印钞票挹注;二是课税来挹注;三是借款:可以在国内发行公债,或向国外借款,如向世界银行求救;四是出售土地房舍;五是银行股票上市;六是任其倒闭。但是,如果想要兼顾中国经济与中共政权,没有一样是可行的。改革必然带有伤痕,而且弄不好失去人民信心,演变成全盘皆输。
要解决呆帐,至少不能再产生新的呆帐,这就要中国银行先停止对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停止贷款。这也做不到。实际上,现在除了旧呆帐之外,仍然不断增加新的呆帐。
S&P在2002年6月估计,中国呆帐的比例占银行贷款总额的50%以上,中国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将呆帐比例减少到“可以控制的”5%的比例,这将耗费大约5,180亿美元。《远东经济评论》(Lague,2002)接着说,显然中国当局知道,它没有20年的时间了,特别是按照中国加入WTO协定,在2007年就必须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从事全面业务。
§§五、失业难评估
中国的失业到底多少,还是个谜。在这样集权的国家,区区一个失业人口调查不出来,简直匪夷所思。但如果知道它连“人口总数”都不清楚,有各种说法,从12亿到15亿人,那就不足为奇了。
失业真相不清的原因有三:一是失业的定义问题;二是资料的可靠性问题;三是乡村的失业问题。
改革开放后,中国官方仍否认有失业现象,所以也就没有失业统计;一直到1986年,才承认有失业,但称它为“待业”,统计上有城镇待业人数和待业率资料。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待业人员”所下的定义是:“有非农户口,在一定劳动年龄内(16岁以上男50岁以下、女45岁以下),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待业登记的人员。”1994年,开始接受“失业”这个名词,待业的定义就过户给失业,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同城镇从业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里,发表的城市失业率1985年为1.8%,1990年2.5%,2000年3.1%。
同一网站还公布2001年年底,全国就业人员73,025万人,其中城镇23,94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515万人(比去年底减少14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全国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为10,355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312万人。我们根据这些资料推估,2001年底的城镇失业人口为894万人。
官方发表的失业统计都只限于城市失业,而在广大乡村到底多少失业?不知道。因为农村里有很多隐藏性失业,即表面上有工作做,但边际生产力几乎为零(意即这些人对总产量没有帮助,把他们抽离出来不会减少产量),失业是隐藏在就业里面。
根据中国自订的失业定义,城市失业统计与世界共用标准比较,有严重低估的现象。官方把失业者界定在退休年龄前10岁,意思是从那时起,只有退休、不能失业。世界上通用的定义不但不以退休年龄为界,根本没有年龄上限,意即任何人(在国民教育年龄之后),只要没有工作而有能力且正在找工作者,都是失业。“非劳动力”里的“退休”只是年纪大了又不找工作者的一种分类而已,即先是非劳动力,再依性质归为“退休”。一个人即使真的退休了,但他还有工作能力且在找工作,都是失业者。
除了年龄上限外,中国的城市失业定义还有两个低估失业的地方。一是它通常不包括所谓“下岗”工人;二是它要“登记求职”了才算失业。
官方“登记求职”阻碍失业统计,因为依规定,下岗工人不能登记失业。辽宁省在2002年6月一则报导说,从2001年开始,辽宁省对省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允许下岗的工人正式登记失业领取政府失业救济金,以解决下岗工人生活贫困的问题。原来,下岗工人的生活补助是原国企的责任,失业救济则是国家的事。不少国企已经发不出这些钱了,2001年大庆油田的工潮就是这样发生的。
到底中国城市失业率多少呢?相较于中国官方估算城镇登记失业率3.6%,Rawski估计是8%。但其他估计的更高,超过10%的不少;有的高达20%,失业人口介于862万到4,789万之间。至于农村失业,那就更严重了,估计30%是很普遍的。
以下依上列不同标准,列出中国的几组失业率数字:
一是中国政府发布的失业率,实际上就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1992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3%,1997~2000年则都维持在3.1%,失业人数在570~595万人之间。2001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到3.6%,2002年预计在4.5%左右。
二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再加上企业下岗职工。2001年全大陆大概有2,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7.7%〔2,000/(23,940+2,000)〕。
第三种则是在第二种的基础上再加上现有企业冗员。估计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有1/3以上的冗员,约3,000万人,亦即失业率19.3%〔(2,000+3,000)/25,940〕。
第四种的广义方法是第三种再加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目前,全大陆的农村劳动力有4.7亿(一说是乡村从业人员为4.99亿),大陆耕地19亿亩,若按每个劳动力耕种10亩地计算(约0.67公顷),仅需农业劳动力1.9亿,再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1.3亿,共有3.2亿的农村劳动力被充分利用,尚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出路。若每个劳动力耕种面积大于10亩地,则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将比1.5亿人为高。亚洲开发银行曾估计大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2亿人。以此估计,全国失业率应为34.3%〔(5,000+20,000)/(25,940
+47,000)〕。
何清涟(2002)说她根据1997年至200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发现即使依据官方资料,真实失业率也高达21%,这不包括农村失业人口。如果要计算城乡总和失业率,那就高达35%以上。这与我们上述估计差不多。
§§六、社会问题象定时炸弹
除了纯经济问题外,中国社会问题庞杂,失业洪水、贫富悬殊、道德沦丧、贪污腐化、社会不公等等现象,都象是个定时炸弹,可能间接引爆经济崩溃。
◆失业洪水◆
2002年3月1日那天,“工业学大庆”的东北黑龙江省堡业重镇大庆,有几千工人上街示威游行,到6日已有5万之众。上街的群众除了普通工人外,还有科级和处级干部。有些机关被他们占据,铁路交通也受到影响。当地警力不够用,驻军的坦克团已在一旁待命,如果任何一方出现差错,就可能发生流血事件。3月11日,辽宁省辽阳市不同行业的5千名工人也上街示威。这次示威,由辽阳铁合金厂、辽阳纺织厂、辽阳活塞环厂、辽阳仪表厂、辽阳皮革厂及辽阳精密元件厂等6家工厂的工人组成,这6家工厂都是濒临破产和已破产的国企。这是在中国首次出现不同行业工人的联合示威(凌锋,2002)。之后,抚顺、乌鲁木齐、吉安、广元、北京等城市先后爆发了规模不同的工人示威、罢工等抗议活动。16大期间,大庆又有工运重现的报导。
自从1997年9月对国企进行改革以来,已有数以千万的劳工失业,再就业机会极低:1998年还有5成的机率,1999年4成2,2000年掉到3成5,2001年则是3成,而到2002年上半年跌落到仅有9%的机会。大庆的工潮是因为下岗工人被“买断工龄”后,原还保留一些福利被干部污掉;辽阳工潮是由于企业领导贪污,且拖欠工人大量工资,逼使这些工人走上街头。
由于失业问题恶化,以及贫富悬殊加剧,社会问题之严重如同一颗“定时炸弹”。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提出警告,都市地区的失业率正不断上升,极有可能从现在的10%攀升到15%,且都会的贫穷人口达3,700万人,占现有都市人口的12%强。而中国在加入WTO之后,情况将更为严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张左己表示失业人口高峰期在2005以前随时会出现。根据世界银行在2001年底所做的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未来的10年里必须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才能解决下岗工人、移民人口、社会新鲜人等的就业问题。
◆贫富悬殊◆
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世界最高,吉尼系数(专门用来衡量所得不均程度的指标,介于0与1之间,指标愈低代表越平均)在中国官方统计,2000年是0.417,超过90年代平均数0.338;民间估计,近年实际上应该已超过0.5了。一般的说法是,贫富悬殊到引起社会不安的国际警戒线是0.4的吉尼系数。台湾过去30年的不均度都在0.28~0.32之间。
中国的贫富悬殊,实在是太明显了。城乡差异、沿海与内陆差异、农与非农的差异似乎已到了难以打破的“两元”经济。由于吉尼系数实在太高了,据闻,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厉以宁居然建议将城乡分开计算吉尼系数。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因为本来“不均度”就是要来衡量这种差异的,把所得高的与所得低的它分开计算,显示问题已严重到难以解决。
◆不公平◆
农民世代“农子农孙”:中国以户籍法规定农人不能在城市设籍,实质把农民绑在农村。农民在农村干部的压榨下,过的简直是奴隶的生活,许多农村暴动,大都是因为农民负担过重。
事实上,农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只没有居住与择业的自由、租税负担较重,连上学、政治代表、社会保障,甚至生活等层面,都受到歧视。例如,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但1998年第9届人大,占人口70%的农民只有占8%的人大代表。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甚至连电费、电话费都比都市贵。而农家子弟唯一脱农的途径,即教育,对农人更是歧视。例如,1999年国家考试北京市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分数控制线,北京466分,湖南556分;换言之,在湖南连专科都上不了的学生,在北京已达到第一批院校标准了。每年,全国教育经费200亿,主要用于城市,农村得自己解决。农民专有的负担“三提五统”已包括教育统筹费,但每当缺乏教育经费,农民还要独自负担“教育附加费”。
◆贪污腐化◆
2002年7月中旬,中共16大筹备小组转发各处一个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报告。根据这个调查,大陆私有财富85兆人民币,其中超过96%是由占38%的城市人口所有;占总人口62%的8亿农人,仅拥有不到4%。相对富有的城市人口中,有将近500万人是千万富豪;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以及江苏、浙江、广东、山东、辽宁及福建等沿海省份。
调查这些千万富豪,赫然发现有9成以上是来自有党、政、军干部背景,以及在政坛、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干子女与亲属。他们的财富怎么来的呢?该报告披露,主要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的官场操控经商、盗买盗卖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盗买盗卖进出口物资的批文、炒作国土、靠有来头的人物批条从银行得到千亿元免息免担保的借贷、炒作上市股票;以及90年代中期以后,操控、包揽国家大型基建工程合约,从引进外资中、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等。报告中说,国家级、省级工程中,高达40~60%的工程费,实际进了私人口袋。
何清涟(2001)在检讨中国90年代官僚与国企主管全面性轰轰烈烈的掏空国家财产(所谓“自发性私有化”)的过程后,强烈驳斥中国流行的“腐败有理”论。为了改革开放时减少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中国创造出“以腐败来消灭旧体制的顽抗”的论调;结果发现,腐败消灭的不是旧体制,而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页381)。腐败自上而下,社会各阶层都倾向腐败,“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出卖灵魂”成为社会的客观写照(页384)。
◆浪费◆
在产权不清下,社会资源大量的浪费;在贪污腐败中,国有财产也可怕的流失。
郑义在《中国之毁灭》的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中,描述森林如何被盗伐、矿产如何被糟蹋、耕地如何流失等等惊人的浪费。举一矿产耗竭为例:太西煤素有“煤中之王”美誉,是低灰、低硫、底磷、高发热优质的无烟煤。因为产权不清,自燃加乱采滥掘,煤田大火处处。据估计,从1966年起的20年间,用掉了储存量7,000万吨,实际开采出来的只有1,500万吨,丢失5,500万吨,利用率仅21%。
何清涟(2001,页385)论及贪污腐化造成的浪费,可能不比滥伐森林、耗竭矿产逊色。她说,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口袋的“成本”是7:3,即每流失1万元国有资产,其中70%是用来作为掩饰这种贪污的“成本”,在无尽的中间环节中流失(结果刺激了黄色产业的畸形发展),而那剩下的30%也还不一定转化为有用的国内生产资本,更可能卷逃出国,成为国外资本。
据《南方网》2002年9月份引述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一项专题调查显示,1997至1999年的3年内,中国累计资本外逃530余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此一资料已十分惊人,但北京经济学家樊纲指出,仅2000年资本外逃总额就高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
《争鸣》杂志2002年10月刊报导,9月12日中纪委、中央金融工委,在内部通报:2001年全年外逃资金达4,530亿元人民币,合540亿美元;2002年至6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外逃资金达2,550亿元人民币,合305亿美元。9月初,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在内部通报:至2002年7月底,失踪、潜逃、外逃党政干部9,440多人,已证实潜逃到外国的有6,500多人,公安部门已发出通缉令6,275份,有关当局现已掌握另有200多名高干正准备外逃。
◆不道德◆
1999年7月中共中央开始打压法*轮*功,集中全国所有媒体,铺天盖地的污蔑、造谣,用公权力对无犯罪的法*轮*功学员打、抓、监、关、押、劳改、酷刑、判刑、送精神病院、开除学籍、开除党籍、抄家、没收财产,对女学员性虐待,甚多学员被刑求致死。至2002年11月已有超过500名学员受害身亡。
社会贪官污吏横行,上行下效,社会道德沦丧。在官场上,贪污纳贿、包庇走私、包揽工程、挪用公帑、勾结黑社会;在商场上,假冒伪劣泛滥、不顾损害人命,制造毒米、毒油,诚信全失;在民间,教育界抄袭、剽窃成风,假新闻、假文凭,路见事故集体围观、见死不救,鄙视私德与公德。
§§七、中国内部的看法──泡沫化
很多人会认为,看衰中国只是外国人的歧视,中国政府与学者都对中国满怀信心。一味称赞中国经济的当然有,还包括日本的专家。但即使在中国内部,已有许多警告之声。
3位被认为对中国决策颇有影响力的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发表的报告(2002)指出,中国在繁荣的经济表象下,隐藏着极严重的社会危机,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所得分配不均;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最大经济损失;以及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他们发现,经济情况相对很好的5亿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2亿人,占各城镇人口的22~45%。迅速扩大的不满情绪,正在积累演化成社会动荡的导火线,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2002年10月中旬,中国国务院召开了一个有关当前经济工作和形势的研讨会,会议长达4天。总理朱镕基亲自主持,重要政治人物、财经单位、5大名校与研究机构都有代表参加。会中,朱镕基坦承中国的泡沫经济正在形成,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和腐败局面得不到收敛,失业、下岗工人和农民要起来抗议。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危机随时可以爆发。
院校的经济学专家、学者,在会上论证了中国大陆泡沫经济的基本状况如下:违规入市资金持续,据不完全统计达8,000亿元以上,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9%;积极扩大内需市场政策5年基本上是停滞,受阻于产业结构、低效率;金融不良资产、贷款坏帐高达40%,超越了金融破产的界限;国民经济产值成长,主要依靠加大对基础建设的赤字预算和外资投入的拉动;国债、外债具有高度的政治、社会风险,其中,中央和地方的国债,共累积4,580亿美元(另一说为9,000亿元),外债为2,300亿美元;中长期国内市场是供给大于需求;社会失业率以15%上升,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5千万人;出口增长和比例,外资由1990年占15%,上升到60%,而国有企业积压产品年达千亿元以上;资金外流失控,年达500~550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引进外资额的120%。
研讨会中,有人比较中国泡沫经济和日本泡沫经济,认为中国经济泡沫更严重。有的意见指出:中国泡沫经济如恶化将是大灾难,很可能如巴西、阿根廷式泡沫经济转变为政治危机;因为中国大陆不具备日本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不具有日本科技、工业、经济综合性力量的基础,不具有日本有85%中产阶级的基础,不具有日本社会的凝聚力、能承受着10年泡沫经济所带来的通缩压力。日本没有外债,而持有的外汇储备量却居世界第一,这都是中国不能相比的。
对于这个当前金融困境的泡沫经济,各单位也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财政部、央行提出:动用2,500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1,500亿美元,约为13,000亿元人民币,分期注入4家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性解决银行积压的坏帐、不良资产。问题是,此一方案可能造成人民币的政冶性贬值。
国务院研究中心提出的办法是:凡在银行以假名帐号存款都是非法的,或是挪用公款转移的,一律没入国库,估计资产额达2万亿以上,占目前银行存款的25%以上。这个方案,中纪委在2年前也曾建议过,在政治局也曾讨论过多次,但无下文。有的意见指出:这个决策,百姓会拥护,但社会会震荡,直接涉及到官场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人会藉此制造意想不到的政治事件。中国的银行容许用假名开立帐户。据估计,目前中国大陆,以假名开立帐号的存款上高达4兆人民币,其中疑是公款的约2兆元。
朱镕基在会上表示:好的意见不一定适用,因为“国情”的关系。他说:“我坦白地向在座的各位交个底:中央政治局、政冶局常委也都研究过泡沫经济的问题,担心泡沫经济正在形成和它的后果。谁都打不了保票,泡沫经济带来的将是一场大的灾难。”办法呢?采取加大力度投入,拉大国民经济增长持续在7.5~8%以上,积极财政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政策是正确的,没有其他良方。他承认经济形势、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具有爆炸性;党政腐败局面还得不到收敛:下岗、失业数以千万的百姓在骂政府、骂共产党,农民面对沈重的负担要起来造反。这3大问题再处理不好、解决不及时,政局危机随时会爆炸。到时可能不是几个城市,而是几万、几十万人上街示威,要共产党下台厖。
§§八、失控:中央政府令出不行
中国各省发现,纵使对中央命令置之不理,也不会遭到处罚,地方遂有自行其是的态势。中央政府不得不积极巩固本身权力,以调动省级官员、严刑峻罚、甚至语言暴力来试图控制地方(Studwell,2002,Ch.11)。由于毛泽东时代即开始的地方分权,使各省甚至各县市财政自主。县市、甚至乡镇可以自行开征新税,以及许多不合法的“费”。这导致后来中央难以调控地方。
不少人以为中国经济不会出问题,至少在短期内(例如10年)不会崩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中国中央控制严密。事实不然。由于新闻封锁,外界很难了解中国真相,特别仅从官方统计或观察几个橱窗城市(何清涟,2002)。最近因为东北大庆油田工人示威,外界略知工运状况,但是事实上中国内部农人、工人抗议事件层出不穷,有些规模甚大,只是不为外界所知。
白沙洲在《中国二等公民》(2001,页9~10)开宗明义,就记录了中国农民在2000年8月间发生的几次大规模暴动:首先是江西省4万农民集体进行5天暴动(多维新闻网);8月19日,河南省南阳市发生大规模的警民冲突,焚毁10辆警车、1个警亭,12名警察受伤(多维新闻网);8月中旬,江西省丰城爆发2万农民抗税大暴动,当局出动2千武警镇压(香港《开放》,2000年10月);8月17日,江西省万名农民起来造反,要求减轻农民负担(New York Times, 9月17日报导);8月31日,江西省2万农民暴动(合众社8月29日、法新社8月31日国际报导)。文内还提到,抗争事件中产生了不少“农民头领”、“减负英雄”等一呼百诺的农民领袖。
总部设在美国的华文网站多维新闻网,援引中国内部消息说,20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10万件民众抗议事件,比1999年增加了70%;但一般相信,实际案件远高于此。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费改税”在安徽省试办1年,据说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准备从2001年全国逐步推广,并有配套措施。但2001年2月检讨成果,并宣布要全国通行后,6月突然喊停;表面理由是配套措施准备不及,实际上是地方反弹,威胁说一旦施行“费改税”,要把国民教育停掉。因为“费改税”使农民负担减轻4成,相对的,乡镇村收入锐减,地方官员说没有经费办理国民教育了。原来农村教育占县级政府财政开支50%以上,占乡镇级政府甚至高达80~90%。唯认真访查,发现各级政府都超编,反对“费改税”,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
改革开放,往市场经济发展,照理说应该减少政府管制,公务员也应减少。事实却相反,公务员人数增加,公务预算提高。1978年邓小平上台,公务员及共党党工人数430万人,1990增加到900万人,1998年逼近1,100万人;对应的行政费用占政府预算比例,从4%一直增加到15%。中央政府体察到要在人事案减肥,但各级政府阳奉阴违,先把公务员调往国企单位,再以契约聘回来,并不断续约,使得统计上公务员减少,但名不符实(Studwell,2002,Ch.8)。
杜拉克(Drucker,2002,中译本页180~181)预期10年内中国将分裂,因为现在就有许多象是自治区的地方,对北京“好话说得多、上缴的税少”,只想从中央得到对当地国企的补助。
§§九、中国会不会崩溃?
“中国会不会崩溃”是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它早就应该崩溃了!从各种数据,不论是金融性或实质面、经济面或社会面、微观或宏观、国内专家或国际观察家,大都认为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Studwell(2002)以“中国梦”(The China Dream;中译本译为中国热》,有违作者本意)为书名,配合详尽的资料,从《奇迹出现》的第一篇,到第二篇《奇迹幻灭》,到第三篇《面对现实》,具体地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的种种问题,以及投资中国虽然大都铩羽而归,但却毫无畏惧地前仆后继,象是朝向光明的扑火飞蛾,最终将发现这恒久的期待,只是大梦一场而已。其最后一章指出蠢蠢欲动、伺机吞噬猎物的两个危机:一是结构改革未见成效,落得债台高筑,成长蜗牛化;这其实与事实相去不远。二是比低成长更令投资者与人民胆战心惊的,即对银行或股票失去信心,引发挤兑;这可导致比拉丁美洲更可怕的后果,一旦人民终身储蓄化为乌有,共党政权也将一并告终。
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2001),书名已道尽一切。在他长期担任跨国公司律师,与中国国企与官员的接触中,发现窘态毕露的国营企业、深陷泥沼的国有银行、债台高筑的政府财政,加上双轨制改革带来的贪污腐化、脱离群众,使中国无力进行体制的变革,只能一再强调“安定至上”。就在魂不附体、摇摇欲坠时,中国不幸登上了WTO列车,注定要被震得四分五裂,导至经济与政治同时崩溃的结局。
管理学大师杜拉克在他93高龄出版的《下一个社会》,简短地提到中国。他以观察到的官方控制与自由市场混合下的混乱,认为整顿国企而不引起社会动乱,是中国最大的挑战。目前的情势发展下去,终将使中国分裂。
外国人对中国经济前途的观察,两个日本人,大前研一(2002)与黑田笃郎(2002),算是有比较正面的评价。大前研一研究中国沿海的工业区,认为中国将分裂成6国国家,或说6个新加坡,并成为世界工厂。他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租位子”的游戏,只要你愿意出租,就可以顺利发展;而中国正有6块分区出租。黑田笃郎也是着眼于中国沿海省份的竞争优势,预期它会成会世界工厂。
大前研一完全不考虑整个中国的大环境,而他对江泽民与朱镕基高度评价,简直到了阿谀奉承的地步。黑田笃郎最后还是检讨了中国的总体表现,并质疑其成功的可能性;他称中国为“世界工厂”只是作为有备无患的思考策略。
最后回到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何清涟的《中国的陷阱》,完整地记录分析中国9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原始累积”。原始累积原本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早期压榨工人的评语;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所描绘的这个资本原始累积现象,可能不太适合真正的资本主义;但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官僚疯狂累积财富的过程,就象是量身订制一般适配!何清涟这本《中国的陷阱》,忠实地记录了大批这些现象。她说,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可以称为“权力的市场化”,或说“权钱交换”、“自发性私有化”。地方干部和其党羽,利用经济改革开放、但法制机能尚未建立的空档(即双轨制),手执公共资源的锁匙,利用摊派费用、贪污、回扣、夸大帐单、转售公家廉价货品、公帑炒作房地产和股票等等手段,获取了庞大的国家财富。其结果引发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犯罪、三农问题、黑社会等,非常严重。
小说家郑义出版了《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钜细靡遗地记载了中国从森林毁灭、水土流失、荒漠化、地质灾变、耕地流失、水资源枯竭、江河湖库干涸、水污染、大气污染、垃圾、近海之死、物种灭绝、矿藏耗尽。从制度面分析中国的生态灾难,郑义认为,主要是因为产权不清、“公有私营”的结果。他预测中国不久将有生态的浩劫。
白沙洲的《中国二等公民》,副标题《当代中国农民考察报告》,述说中国在户籍政策下,农民变成农奴的悲惨情境。他与李昌平2002)记录了农民如何入不敷出。这些中国本土人士,披露中国问题之深,令人读后仍心有余悸。
§§十、乱邦不入,危邦不居
中国经济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而且随时可能发生。台湾怎么办?我想有两个做法:了解真相,宣导真相。
真相是什么呢?对外资而言,虽然也有赚钱的,但因中国社会极难预期,很多跨国企业大举投资中国,最后却认赔撤出。
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在中国投资漳州电厂亏本,投资大型医院则是胎死腹中。其实,世界有更多大型跨国企业,同样在中国阴沟里翻船。麦道飞机制造公司在中国布椿20年,本来想一击胜过波音公司,果除了造就了40椿中、美联婚之外,一事无成,最后还被波音并购。事可乐1981年率先投资中国,先后成立15家合资公司,经过20年的惨澹经营,虽然创造了百事可乐在中国销售超过可口可乐的佳绩,但一直没有赚钱,2002年终于与中国合资者决裂而去。
日本零售钜子“八百伴百货”的和田一夫,深信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在90年代投入香港、中国的零售、娱乐市场。90年代,一向保守美国投资银行高盛也进军中国。新加坡、香港、台湾、日本、欧美等
商人蜂拥而入,炒高房地产、炒热股票。中国经济发展佳评如潮,政商名人纷纷往北京朝圣,络绎于途。在一切讲“关系”的中国,中共太子党成为炙手可热的拉拢对象。于是,建立关系、抢执照,横跨汽车、金融、百货、发电工业、医院等行业。
1993~94年中国通货膨胀,政府宏观调控,政府支出减少,一下子荣景不再,股市下跌。高盛投入电力开发,一败涂地。和田一夫如日中天的事业,在中国阵亡,最后连他在日本的八百伴也赔了进去。连精明能干的李光耀,也在中国栽了跟斗,在苏州市的造镇计画,90年代一路亏损,到2001年终于放弃。
虽然商人仍旧前仆后继,不少国家改由政府出面访问兼签订商业契约。这些金额庞大的商机,到头来还是一筹莫展。
更多真象相继出世。日本第一互惠人寿公司(Dai-Ichi Mutual Life)和德国格宁集团(Gerling),分别在2001年底和2002年8月很艰难地获得中国政府颁发营业执照。但两公司在2002年11月18日不约而同宣布撤资。这对刚刚加入WTO、锐意向外资逐步开放金融业的中国,无异是一记丧钟。
台湾以小家电掘起的灿坤集团,15年来在全球家电市场斩获颇丰,唯独在大陆内需市场败阵。大陆《中国企业家》杂志报导,灿坤集团在大陆市场10多年来亏损3亿余人民币(4,000多万美元),仅2001年就亏损了2,000多万。
更多但却很少报导的,是外商受骗。担任重庆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的新竹市民鲍扬波,在重庆遭吞噬2亿元资产,血本无归落寞回台。中国合资者由入股、霸占到完全吞并,使他10年的心血付之一炬。他说:“投资前大陆政府百般承诺,投资后冷漠对待”。另一位受骗的台商林志升,最后居然要用“偷渡”的方式回台!有谁会想到,在大陆兢兢业业从事教育事业,最后居然发现有生命危险,乃弃1亿5,000万人民币投资如敝屣,从四川成都展开3千里惊心动魄大逃亡,最后象偷渡犯一样由金门抢滩回台(见林志升,2002)。从学术界转行到实务界的台商高为邦,在天津建立玻璃纤维外销工厂,最后却被一手提拔的中国青年连骗带抢,侵占整个公司(高为邦,2002)
。这些案件有一个共通的特色,就是中国商人都伙同法官、检察官与警察人员,共犯作案。
何清涟(2001,页386)讨论中国90年代的“权力市场化”、“权钱交换”时,就认为腐败必将渗透到司法部门,导致公义退位。被称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阿基米德支点”的司法系统,一旦也制度性地沦陷腐败时,社会道德、人民公义也没有什么防线了。这个社会的堕落将伊于胡底?
§§参考文献
◆大前研一(2002):《中国,出租中》,许晓平译,台北:天下。
◆于祖尧(2002):《中国经济的内忧》,《战略与管理》双月刊, 第4期。
◆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2002):《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 后的社会不稳定》,《战略与管理》双月刊,第3期。
◆白沙洲(2001):《中国二等公民:当代农民考察报告》。香港:
明镜。
◆田君美(2002):《中国严重的失业问题》,《大纪元周报》,67
期,7月11日。
◆何清涟(2001):《中国的陷阱》,二版。香港:明镜。
◆何清涟(2002):《中国的统计不可靠》,《大纪元周报》,87
期,11月28日。
◆李昌平(2002):《我向总理说实话》。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岳山(2002):《中国泡沫经济正在形成》,《争鸣》,11月。
◆林志升(2002):《从中国大陆出逃》。台北:雍尚数位。
◆周良(2002a):《贪官外逃及其它》,《议报周刊》,67期,11
月11日。
◆周良(2002b):《基尼系数与贫富差距》,《议报周刊》,68
期,11月18日。
◆胡少江(2002):《中国的失业统计与国际失业统计有何不同?》
新世纪网。
◆高长(2002):《由统计数据看中国经济表现的虚实》,《经济前
瞻》,84期,11月5日,页72-77。
◆高为邦(2002):《大陆司法迫害台商实录》。台北:星定石文
化。
◆凌锋(2002):《大庆怒火.恐延烧全国》,《大纪元周报》,3
月30日。
◆峻宏(2002):《警惕中国经济出现灾难性下滑的可能》,博讯新
闻网。
◆章家敦(2001):《中国即将崩溃》。台北:雅言。
◆黑田笃郎(Kuroda Atsuo)(2001):Made in China, Toyo
Keizai.《中国制造:揭开“世界工厂”的真相》,宋昭仪、李弘
元译。台北:经济新潮社,2002。
◆刘晓波(2001):《朱镕基善政的又一次搁置:评农村费改税的缓
行》《民主中国》,11月4日。
◆郑义(2002):《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紧急报告》。香港:明
镜。
◆萧愉佩((2002):《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之评析》,政大劳工研
究所硕士论文。
◆Buruma, Ian(2001) “Bad Elements: Chinese Rebels from
Los Angeles to Beijing.” NY:Random House.
◆Clifford, Mark L. (2002) “Commentary: Are China's Bank
Caught in Quicksand?” Business Week, Nov. 25.
◆Drucker, Peter F.(2002) “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NY:Truman Talley.《下一个社会》,刘真如译。台
北:商周。
◆Lague, David(2002) “On the Road to Rui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 14, 32-35.
◆Lardy, Nicholas R.(1998)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Liu, Melinda(2002) “Party Time in Beijing,” Newsweek,
Nov. 25.
◆Pei, Minxin(2002) “China’s Governanc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Rawski, Thomas G.(2002) “Measuring China’s Recent GDP
Growth:Where do We Stand?” Aug. 29
◆Sachs, Jeffrey, Wen Woo and 杨小凯(1999)《经济改革和宪政
转轨》,《杨小凯经济学文集》(台北:翰芦, 2001, 页102~
154)。
◆Studwell, Joe(2002) “The China Dream: The Quest for the
Last Great Untapped Market on Earth.” NY:Atlantic
Monthly Press.《中国热》,齐思贤译,台北:时报文化。
◆Wolf, Charles, Jr.(2002) “Uncertain Tim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4.
〔民主论坛,作者张清溪为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