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3-01-02 07:29:00作者：成中和
各位浴火重生的老弟兄们，首先恭祝大家健康快乐。非常幸运今天我能够在这自由民主富强的美国首都参加人类历史上首
次劳改研讨会，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相信在座的老弟兄，当我们处于无望而艰苦的劳改岁月时，绝对没有想到今天能在美国首都向全世界尽情倾诉我们在中共统治下非人的屈辱史。感谢肯尼迪基金会及劳改基金会给予我们最具宝贵的机会，得以揭露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面，并进而研讨其由来及阻止其继续扩散。
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在中国的大地上竟然仍有几百所劳改营，究其根源，应是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对各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西方各国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垒，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恐怖局面，产生了"古拉格"。
共产风刮到了东亚，中国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就开始与奉行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决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制度的争战。正如共产党所宣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调和余地，乃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其所谓的斗争，实际上是以"革命"为幌子的暴力夺取政权。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战败的中华民国所有人员一律被定为反革命，成为胜利果实，可以任意摆布。
1950年"4月27日"全国性的同时大逮捕，是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杀了的外留下数千万劳改（无法知道其确数），包括三五反中的全国性工商界、反右中的知识界、文艺界及文革中的全面清除出来的人士。以下是我亲身经历的实例，安徽省庐江县境内的白湖农场，是一所杀害了无数生命的大水牢，是人间绝无仅有灭绝人性的屠宰场。在那万里的青山脚，下白骨累累，是野狗觅食的好去处。那里经常保持着五万劳改犯人，进行着暗无天日的劳役。
地处群山环绕的小白湖，是个千万年自然形成的湖泊，群山流出的雨水汇集到这低洼的盆地，形成了周围卅多万亩的湖泽，自古以来是当地农民的撒纲垂钓场。 1957年，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发起开拓白湖的创举，一声令下，调集了上万名劳教劳改，完全以人力在湖中央筑起一条由南到北廿里的穿湖大堤，将白湖隔成两片，抽干湖堤以东的湖水，露出大片黄乌相间的肥沃地面。
1959年，政府开始征集各地罪犯，成立了五个劳改大队，开垦东大圩的廿万亩旱涝保收良田，并筑建环湖大堤，开挖灌溉网。白湖被干渠、支渠和斗渠划分为五十亩一块及廿亩一块的方田。打堤筑埂、挖沟的重活，由从未作过农活的劳改承担，弄得皮开肉绽，痛苦不堪。然后翻耕、播种、拔秧、插禾、收割、挑运、打场、入仓、输送等等，一系列的繁重劳作由人力凭大锹、扁担、锄头、镰刀和一双手拼命操作。
1959年初到的劳改犯住无屋，以稻草和毛竹在堤埂上搭成车厢形的A字工棚栖身，白天在大田赤身裸体举起锄头刨田，泥浆溅得满脸满身活似厉鬼。烈日晒得劳改犯人背上起泡，他们日落收工洗去满身的泥浆，回到工棚列队接过一木瓢米少菜多的稀粥，填了饥，就倒在草铺上呼呼入睡。可是天未明，他们又被梆子声叫醒出工。他们睡觉的铺草湿漉漉的，连被都被沾潮。大家尚未解乏，迷迷糊糊喝完一瓢菜粥，歪歪斜斜就跟着长龙似的队伍走向大田。这样的原始生活，连自己都弄不清是鬼还是人，被饥饿和污秽缠住的肢体仿佛不属于自己。
工棚前后都是渠，没有活动余地。工棚旁有一排毛屎缸，缸口横放一块木板，白天可以自由去大小便，可是夜里起来小便须先喊报告，否则沟那边的哨兵就开枪，格杀勿论。工棚里人多气杂，一股浑浊的臭味令人作呕。夏去秋来，苦捱到隆冬，收完了晚稻入仓。临时的草仓是农家的一大特色，做草仓在白湖是老弱劳改犯的重头戏。它用稻草编成的手臂粗草辫子，圈成像油库用的那样的圆桶，作为草仓，可以储存大量的稻谷，封上顶不怕雨淋，保持不霉不烂。一座座仓都满了，该是挑大堤的冬修季节。
1960年底，农场领导下令开拓西大圩，限期完成第二条穿湖大堤工程，在南北两端同时开筑，与第一堤平行相隔500公尺，筑成后将西大圩湖水引入，成为泄洪的主流河道，现出西大圩十六万亩肥田，全面开发白湖。各队热烈响应，规定除重病外全部出动，分甲乙丙劳力等级。甲等每日完成四土方，乙等三土方，丙等两土方。严冬冰雪天气，劳改犯人到达工地后，就脱下棉袄，赤膊大战，以担子大、跑得快来御寒。
场部派出宣传队擂鼓助战，说唱打气，带头打号子，对担子大、跑得快、满头汗的奖香烟一支，完成土方的奖香烟一包，超额完成五方的奖香烟一条（十包）。各队由管教干事专任监督，以一两到半斤粮票加饭来刺激工效。工程接近尾声，两头即将合拢，为了提前完成，上各队竟挑灯夜战，连续劳动，大干十八小时，搏命一个月，你追我赶。肩头磨破又愈合，隆起硬块留下终生纪念。掉膘的胖子变成了尖脸，精力耗尽，为的是年终得奖减刑。队里也有装病怠工、出工不出力的，他们则要捱铐、捱绑、捱吊，更有的被抬上工地的抗改份子，被栓在柱桩上，肩上架百多斤的重担，使他站着挑到收工，被整得喊妈叫娘、痛哭流涕、大汗淋漓。
工程结束，每队都得到犒赏，猪肉一百斤，病号除外，每人到口的约有骨牌大小三四小块，另加番瓜熬绿豆、黄豆菜瓜汤，猪肉和芋头，算是庆功宴。倒是几个收方的大组长们和伙房的炊事犯，他们成碗的肉吃个够，真的是赴宴。由此我不禁想起中共公有体系中的分配制，恰如劳改队的分配，真正出力的吃不饱，而掌握权利的和经办分配的炊事犯却足吃足喝，多取多得。反顾中共政体中的大小权威贪婪腐化实乃既自然又必然的事实，无法禁纠。
1961年，大生产开始。那时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尚未过去，民间的荒芜犹未恢复正常，白湖农场却是年年丰收，粮食上缴足供几个县食用。可是农场的劳改犯反倒吃粮站的商品粮，陈米麦皮混合，食不果腹。农场始终守着农闲少吃、农忙多吃的惯例。这时，大队部管教干事来上大课，宣布∶"给予西大圩的四个大队及东大圩的六个大队实行'人道主义改造政策'，照顾到罪犯的生活和健康，以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即日起搬进瓦屋住新房，与全国人民一样的生活。每月发给零用钱，每年发两套单衣、两双布鞋，两年发一套棉衣。大队成立门诊，有病给治病。劳改犯人每人每月伙食费八元，这比农民还高的待遇，你们要努力改造，积极争取，早日成为新人，继续检查罪恶，坦白交代并揭发检举坏人坏事，争取提前释放。今后每年与家属接见一次，每月准发家信一封。
然而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改犯人，实际生活中并不是场部干事所宣布的那样。就以农闲少吃来说，每月每人廿一斤陈米、二两食油，蔬菜是劳改犯人自己种的，上等细菜供给了干部家属，劳改只有吃产量高的菜瓜青菜，冬瓜番瓜的份，一个月那能花到八块钱。米每斤一角二分，自己种的菜，根本不用花钱。菜园的西瓜、香瓜，劳改犯人都得以二分一斤花钱买。体弱的劳改犯人，每月只有一、二毫的零用钱，二等劳力才拿到四毫。只有大组长、收方员、管大帐的少数劳改犯每月才有六毫到一元的零用钱。农忙时增加到每人每月四十斤口粮，可是伙房按劳力等级供饭，体弱的丙等劳力依然吃不饱，体力强的活儿重，消耗大，吃足了四十斤还是感到不够饱，饿急了就偷生稻，去掉稻皮吃生米，在水田捉到小鱼青蛙活着向嘴里送，在大埂捉到蚱蜢，掐去头翅张口就吃。他们还在在公路上摘野草（有毒的蒿子）…，经过猪舍，见猪食槽里尚有剩渣，大家竟一哄而上争吃猪食。有吃生稻戳穿肠而死亡，更多的是吃了污糟食而得急性肠胃炎。因由于饥饿、环境污染、饮用水无消毒设施，加上消耗体力，疲劳过度，造成细菌传染。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不少人普遍浮肿，一病不起，加上缺医少药，只有等看着死亡。这种极度落后的原始生活，从59年直到66年文革后期的七O年代，造成全场四多的奇特现象，即小偷多、虱子多、病号多、死亡多。在严格的监管中，农场竟然出现小偷，实是怪事。这是因为吃不饱，年青的壮汉铤而走险，乘大家熟睡，偷取别人的衣服，他们不偷本队的专偷外队的，一夜数起，闹得全大队不得安宁。作贼怕被捉到，都是一丝不挂赤裸行窃，即使被逮，最多可能捱顿毒打，毫无损失。小偷已成风气，每队都有一伙，七、八、十来个不等。有的干部将本队小偷集中在一室，晚间上锁。他们专整惯偷，睡前吊在屋梁上，只容脚尖着地，使之一整夜不能眠，白天放出来干活，如此折腾，仍不能平息偷风。小偷的赃物全都倒给刑满的职工，代价不是钱，而是几个混合粉的馒头及香烟。一件毛衣或一套卡其中山装，可能换到两斤肉食，香皂、鞋袜，只能换到一二斤盐巴。最熟门的是半高统胶靴。至于虱多的原因，乃长冬不洗澡，没有澡塘（七O年以后每队才设澡塘）所致。大家出了汗无衣换洗，一个人有就传到全队，多到要用扫把扫。
66年文革以后，劳改犯的口粮定量为四十斤以后，各队普遍设立洗衣组，以沸水洗衣服，方断绝了小偷和白虱。不过那时死亡虽减少，病号依然比率很高。
在那段紧张时期，每日晚间，队指导员及干事必到工房审理违规犯错的劳改犯人，从大田溜回来的怠工懒汉，不管真病假病，必遭反铐一夜的惩罚，严重装病的当场悬空反绑吊在大梁上示众，直到痛得周身冒汗，没有声气才放下写检查。这是杀鸡儆猴式的警告。
劳改犯人每晚有两小时评分学习，大家要交代思想意识。这种学习，要消磨劳改的意志，使其成为驯服的工具。晚学习也作为年终评比写鉴定的依据，受惩受奖，记功记过，都是平时学习的积累。在严格的思想改造中，往往一句错话，被整得神魂颠倒不知所措。一些靠拢政府的囚奸，乘机立功，抓住小辫子不放，穷追猛打。
1963年，在东大圩的一个旱地队，竟有四个劳改上吊自杀，被逼得以死表白，死后落得个畏罪自杀。他们被一张草席卷着，运到青山埋了。
言论犯罪的例子举不胜举，比起列朝帝王兴的文字狱更荒谬。文字狱白纸黑字有实据为证，而言论只是空话，无影无踪。但在中共控制下，只要被检举，立刻上纲上线，不是死罪也叫你活得难熬。如果结合上污蔑伟大领袖，那就必死无疑，在白湖这类案例屡见不鲜。在青山刑场每次召开的全场宣判大会，犯人并非都犯破坏生产、逃跑杀人罪，辱骂领导、向党进攻、反动透顶的罪名比杀人更重。会场四周布置了如临大敌的警戒，封锁道路，岗哨架机枪瞄准上万名出席大会的劳改犯人。几辆红色囚车，车顶里露出机枪驶进场来，这时高音喇叭发出震耳的声音"现在宣布纪律，下面与会者不许走动，不许交头接耳或大声讲话，违者查办。"全场静得连自己心跳都听到。一批十多
个被反绑的劳改，由两警架一个，他们如其说是走，不如说是被拖到宣判台下的。也有个别的昂首挺胸，径自走向台下。台上的法官命跪下听判，挨个念完罪状，就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犯人被插上亡命牌，执行警将栓在死囚脖子上的小麻绳收紧，受刑者就出不了声，临死都不准讲话，也不松绑，随即被架到一边的山坡下，面壁跪下，只听指挥官哨子一响，小红旗一挥，一阵枪声，十多人应声倒下，头血流如注，蹬了蹬腿就面朝地毙命。这没有止境的恐怖阶级斗争场面，令人模糊了人间公理。它从劳改犯人入监起就紧缠他们的神经思绪，挥之不去，逼使劳改犯人含愤屈从这非人生活。
数十万劳改在廿多年中，以无偿的劳动，付出了血和汗，使白湖建成有四所工厂，及新兴巨型农工配套的现代化农场。
直到如今，中国政府始终未对劳改犯人放松阶级斗争，反而强化思想改造，严厉打击民主意识。目前的形势，要促使中共放弃劳改政策，或改善劳改生活待遇，可能是与虎谋皮。我建议将白湖劳改农场据实拍成电影，广为宣传。
次劳改研讨会，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相信在座的老弟兄，当我们处于无望而艰苦的劳改岁月时，绝对没有想到今天能在美国首都向全世界尽情倾诉我们在中共统治下非人的屈辱史。感谢肯尼迪基金会及劳改基金会给予我们最具宝贵的机会，得以揭露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面，并进而研讨其由来及阻止其继续扩散。
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在中国的大地上竟然仍有几百所劳改营，究其根源，应是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对各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西方各国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垒，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恐怖局面，产生了"古拉格"。
共产风刮到了东亚，中国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就开始与奉行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决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制度的争战。正如共产党所宣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无调和余地，乃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其所谓的斗争，实际上是以"革命"为幌子的暴力夺取政权。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战败的中华民国所有人员一律被定为反革命，成为胜利果实，可以任意摆布。
1950年"4月27日"全国性的同时大逮捕，是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杀了的外留下数千万劳改（无法知道其确数），包括三五反中的全国性工商界、反右中的知识界、文艺界及文革中的全面清除出来的人士。以下是我亲身经历的实例，安徽省庐江县境内的白湖农场，是一所杀害了无数生命的大水牢，是人间绝无仅有灭绝人性的屠宰场。在那万里的青山脚，下白骨累累，是野狗觅食的好去处。那里经常保持着五万劳改犯人，进行着暗无天日的劳役。
地处群山环绕的小白湖，是个千万年自然形成的湖泊，群山流出的雨水汇集到这低洼的盆地，形成了周围卅多万亩的湖泽，自古以来是当地农民的撒纲垂钓场。 1957年，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发起开拓白湖的创举，一声令下，调集了上万名劳教劳改，完全以人力在湖中央筑起一条由南到北廿里的穿湖大堤，将白湖隔成两片，抽干湖堤以东的湖水，露出大片黄乌相间的肥沃地面。
1959年，政府开始征集各地罪犯，成立了五个劳改大队，开垦东大圩的廿万亩旱涝保收良田，并筑建环湖大堤，开挖灌溉网。白湖被干渠、支渠和斗渠划分为五十亩一块及廿亩一块的方田。打堤筑埂、挖沟的重活，由从未作过农活的劳改承担，弄得皮开肉绽，痛苦不堪。然后翻耕、播种、拔秧、插禾、收割、挑运、打场、入仓、输送等等，一系列的繁重劳作由人力凭大锹、扁担、锄头、镰刀和一双手拼命操作。
1959年初到的劳改犯住无屋，以稻草和毛竹在堤埂上搭成车厢形的A字工棚栖身，白天在大田赤身裸体举起锄头刨田，泥浆溅得满脸满身活似厉鬼。烈日晒得劳改犯人背上起泡，他们日落收工洗去满身的泥浆，回到工棚列队接过一木瓢米少菜多的稀粥，填了饥，就倒在草铺上呼呼入睡。可是天未明，他们又被梆子声叫醒出工。他们睡觉的铺草湿漉漉的，连被都被沾潮。大家尚未解乏，迷迷糊糊喝完一瓢菜粥，歪歪斜斜就跟着长龙似的队伍走向大田。这样的原始生活，连自己都弄不清是鬼还是人，被饥饿和污秽缠住的肢体仿佛不属于自己。
工棚前后都是渠，没有活动余地。工棚旁有一排毛屎缸，缸口横放一块木板，白天可以自由去大小便，可是夜里起来小便须先喊报告，否则沟那边的哨兵就开枪，格杀勿论。工棚里人多气杂，一股浑浊的臭味令人作呕。夏去秋来，苦捱到隆冬，收完了晚稻入仓。临时的草仓是农家的一大特色，做草仓在白湖是老弱劳改犯的重头戏。它用稻草编成的手臂粗草辫子，圈成像油库用的那样的圆桶，作为草仓，可以储存大量的稻谷，封上顶不怕雨淋，保持不霉不烂。一座座仓都满了，该是挑大堤的冬修季节。
1960年底，农场领导下令开拓西大圩，限期完成第二条穿湖大堤工程，在南北两端同时开筑，与第一堤平行相隔500公尺，筑成后将西大圩湖水引入，成为泄洪的主流河道，现出西大圩十六万亩肥田，全面开发白湖。各队热烈响应，规定除重病外全部出动，分甲乙丙劳力等级。甲等每日完成四土方，乙等三土方，丙等两土方。严冬冰雪天气，劳改犯人到达工地后，就脱下棉袄，赤膊大战，以担子大、跑得快来御寒。
场部派出宣传队擂鼓助战，说唱打气，带头打号子，对担子大、跑得快、满头汗的奖香烟一支，完成土方的奖香烟一包，超额完成五方的奖香烟一条（十包）。各队由管教干事专任监督，以一两到半斤粮票加饭来刺激工效。工程接近尾声，两头即将合拢，为了提前完成，上各队竟挑灯夜战，连续劳动，大干十八小时，搏命一个月，你追我赶。肩头磨破又愈合，隆起硬块留下终生纪念。掉膘的胖子变成了尖脸，精力耗尽，为的是年终得奖减刑。队里也有装病怠工、出工不出力的，他们则要捱铐、捱绑、捱吊，更有的被抬上工地的抗改份子，被栓在柱桩上，肩上架百多斤的重担，使他站着挑到收工，被整得喊妈叫娘、痛哭流涕、大汗淋漓。
工程结束，每队都得到犒赏，猪肉一百斤，病号除外，每人到口的约有骨牌大小三四小块，另加番瓜熬绿豆、黄豆菜瓜汤，猪肉和芋头，算是庆功宴。倒是几个收方的大组长们和伙房的炊事犯，他们成碗的肉吃个够，真的是赴宴。由此我不禁想起中共公有体系中的分配制，恰如劳改队的分配，真正出力的吃不饱，而掌握权利的和经办分配的炊事犯却足吃足喝，多取多得。反顾中共政体中的大小权威贪婪腐化实乃既自然又必然的事实，无法禁纠。
1961年，大生产开始。那时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尚未过去，民间的荒芜犹未恢复正常，白湖农场却是年年丰收，粮食上缴足供几个县食用。可是农场的劳改犯反倒吃粮站的商品粮，陈米麦皮混合，食不果腹。农场始终守着农闲少吃、农忙多吃的惯例。这时，大队部管教干事来上大课，宣布∶"给予西大圩的四个大队及东大圩的六个大队实行'人道主义改造政策'，照顾到罪犯的生活和健康，以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即日起搬进瓦屋住新房，与全国人民一样的生活。每月发给零用钱，每年发两套单衣、两双布鞋，两年发一套棉衣。大队成立门诊，有病给治病。劳改犯人每人每月伙食费八元，这比农民还高的待遇，你们要努力改造，积极争取，早日成为新人，继续检查罪恶，坦白交代并揭发检举坏人坏事，争取提前释放。今后每年与家属接见一次，每月准发家信一封。
然而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改犯人，实际生活中并不是场部干事所宣布的那样。就以农闲少吃来说，每月每人廿一斤陈米、二两食油，蔬菜是劳改犯人自己种的，上等细菜供给了干部家属，劳改只有吃产量高的菜瓜青菜，冬瓜番瓜的份，一个月那能花到八块钱。米每斤一角二分，自己种的菜，根本不用花钱。菜园的西瓜、香瓜，劳改犯人都得以二分一斤花钱买。体弱的劳改犯人，每月只有一、二毫的零用钱，二等劳力才拿到四毫。只有大组长、收方员、管大帐的少数劳改犯每月才有六毫到一元的零用钱。农忙时增加到每人每月四十斤口粮，可是伙房按劳力等级供饭，体弱的丙等劳力依然吃不饱，体力强的活儿重，消耗大，吃足了四十斤还是感到不够饱，饿急了就偷生稻，去掉稻皮吃生米，在水田捉到小鱼青蛙活着向嘴里送，在大埂捉到蚱蜢，掐去头翅张口就吃。他们还在在公路上摘野草（有毒的蒿子）…，经过猪舍，见猪食槽里尚有剩渣，大家竟一哄而上争吃猪食。有吃生稻戳穿肠而死亡，更多的是吃了污糟食而得急性肠胃炎。因由于饥饿、环境污染、饮用水无消毒设施，加上消耗体力，疲劳过度，造成细菌传染。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不少人普遍浮肿，一病不起，加上缺医少药，只有等看着死亡。这种极度落后的原始生活，从59年直到66年文革后期的七O年代，造成全场四多的奇特现象，即小偷多、虱子多、病号多、死亡多。在严格的监管中，农场竟然出现小偷，实是怪事。这是因为吃不饱，年青的壮汉铤而走险，乘大家熟睡，偷取别人的衣服，他们不偷本队的专偷外队的，一夜数起，闹得全大队不得安宁。作贼怕被捉到，都是一丝不挂赤裸行窃，即使被逮，最多可能捱顿毒打，毫无损失。小偷已成风气，每队都有一伙，七、八、十来个不等。有的干部将本队小偷集中在一室，晚间上锁。他们专整惯偷，睡前吊在屋梁上，只容脚尖着地，使之一整夜不能眠，白天放出来干活，如此折腾，仍不能平息偷风。小偷的赃物全都倒给刑满的职工，代价不是钱，而是几个混合粉的馒头及香烟。一件毛衣或一套卡其中山装，可能换到两斤肉食，香皂、鞋袜，只能换到一二斤盐巴。最熟门的是半高统胶靴。至于虱多的原因，乃长冬不洗澡，没有澡塘（七O年以后每队才设澡塘）所致。大家出了汗无衣换洗，一个人有就传到全队，多到要用扫把扫。
66年文革以后，劳改犯的口粮定量为四十斤以后，各队普遍设立洗衣组，以沸水洗衣服，方断绝了小偷和白虱。不过那时死亡虽减少，病号依然比率很高。
在那段紧张时期，每日晚间，队指导员及干事必到工房审理违规犯错的劳改犯人，从大田溜回来的怠工懒汉，不管真病假病，必遭反铐一夜的惩罚，严重装病的当场悬空反绑吊在大梁上示众，直到痛得周身冒汗，没有声气才放下写检查。这是杀鸡儆猴式的警告。
劳改犯人每晚有两小时评分学习，大家要交代思想意识。这种学习，要消磨劳改的意志，使其成为驯服的工具。晚学习也作为年终评比写鉴定的依据，受惩受奖，记功记过，都是平时学习的积累。在严格的思想改造中，往往一句错话，被整得神魂颠倒不知所措。一些靠拢政府的囚奸，乘机立功，抓住小辫子不放，穷追猛打。
1963年，在东大圩的一个旱地队，竟有四个劳改上吊自杀，被逼得以死表白，死后落得个畏罪自杀。他们被一张草席卷着，运到青山埋了。
言论犯罪的例子举不胜举，比起列朝帝王兴的文字狱更荒谬。文字狱白纸黑字有实据为证，而言论只是空话，无影无踪。但在中共控制下，只要被检举，立刻上纲上线，不是死罪也叫你活得难熬。如果结合上污蔑伟大领袖，那就必死无疑，在白湖这类案例屡见不鲜。在青山刑场每次召开的全场宣判大会，犯人并非都犯破坏生产、逃跑杀人罪，辱骂领导、向党进攻、反动透顶的罪名比杀人更重。会场四周布置了如临大敌的警戒，封锁道路，岗哨架机枪瞄准上万名出席大会的劳改犯人。几辆红色囚车，车顶里露出机枪驶进场来，这时高音喇叭发出震耳的声音"现在宣布纪律，下面与会者不许走动，不许交头接耳或大声讲话，违者查办。"全场静得连自己心跳都听到。一批十多
个被反绑的劳改，由两警架一个，他们如其说是走，不如说是被拖到宣判台下的。也有个别的昂首挺胸，径自走向台下。台上的法官命跪下听判，挨个念完罪状，就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犯人被插上亡命牌，执行警将栓在死囚脖子上的小麻绳收紧，受刑者就出不了声，临死都不准讲话，也不松绑，随即被架到一边的山坡下，面壁跪下，只听指挥官哨子一响，小红旗一挥，一阵枪声，十多人应声倒下，头血流如注，蹬了蹬腿就面朝地毙命。这没有止境的恐怖阶级斗争场面，令人模糊了人间公理。它从劳改犯人入监起就紧缠他们的神经思绪，挥之不去，逼使劳改犯人含愤屈从这非人生活。
数十万劳改在廿多年中，以无偿的劳动，付出了血和汗，使白湖建成有四所工厂，及新兴巨型农工配套的现代化农场。
直到如今，中国政府始终未对劳改犯人放松阶级斗争，反而强化思想改造，严厉打击民主意识。目前的形势，要促使中共放弃劳改政策，或改善劳改生活待遇，可能是与虎谋皮。我建议将白湖劳改农场据实拍成电影，广为宣传。
***
据：浴火凤凰：http://sixiang.resourcez.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