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在任何国家都是常见的，并不称奇。西方国家的高速公路上交通事故天天有，但很少听说由此酿成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称奇的是，在中国任何事都有可能形成大规模的示威。一个交通事故发展成了惊动四方的国家大事，这不能不说明这一表面看来简单的交通事故后面有着深刻的体制原因。
从表面上看，合肥工大学生提出的政府主持公道、严惩肇事者、整治校门口交通安全、报社道歉等具体要求与八九学运的反对官倒、实行政治改革等宏大政治主张有很大区别。但从深层看，两者都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政府倾听其呼声，为其利益负责，英文叫Accountability”。当政府对人民的要求置之不理，久而久之就形成
了强大的公愤。就像一堆干柴，一个小小的火星都能引起一场大火灾。对校门口的交通事故校方一直听之任之，学生一忍再忍。在久积的怨愤下，撞人事故就成了火山的喷发口。
学潮的爆发说明在现有的中国政治体制中，人民与政府之间并没有一种能真正体现人民利益的政治机制。由于各级领导人都不是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选上来的，他们不会真正去关心人民的利益。合肥学潮中，政府方面只是到了示威爆发时才敷衍地派出一位教育厅长出来对话。平时，学生的要求乃至报怨不能通过一个有效申述的机制得到缓解。在所有人民群众的要求中，中共领导人最不愿意听的就是政治制度改革。而这正是问题的要害，也合肥工大学潮的根本原因。
有人举出在中国有其特有的上访制度。但各级领导对上访基本上是作样子的，实质上是拒绝的，上访者会受到严重的报复和迫害。哈尔滨市妇联第二幼儿园教师张共来因不断到省政府上访，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四年多，摧残成一身疾病。张共来的经历绝非偶然个案。在张被关押间间，至少有三十多人因为上访而被关入该院。这些人要出院就必须向领导承认错误不再告状，保证不与任何媒体接触，并保证不向
外界透露精神病院的所见所闻。如果出院之后违背上述保证，随时会再被抓回来。 在政府迫害法轮功学员时，上访议-这一国家唯一留给百姓的上述渠道竟然还成了定罪判刑的根据。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
尽管胡锦涛及时处理了这一事件，但其中我们仍能看出中国制度中的种种弊端。在西方民主与法制的国家里，可能并不需要一位联邦首长出来作指示，这样的事件应该由当地的官员和法制系统处理。而且，法制国家的一个行政首长是不会在未充分调查的情况下擅自宣布“严惩肇事者”的，这应该由检查官和法官院来判定。至于，“要高校做好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则典型地暴露了共产党精神控制的独裁性质。因此，胡的行事方法至多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目的在于平息学生运动，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这学潮的爆发和中共处理学潮的方法看，中共在经历了江泽民十三年统治后在民主自由的发展上依然未有任何实质的进步。当然，如果缩进中共自身的框框中看，得出领导人“民主素养”的进步和“对学生的充份理解”等结论也不足为奇。但抬头从世界民主潮流的标准看，这些“进步”是微不足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