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话说得太妙，往往反而会令人生疑。中国历史上有个特点，凡是真的“形势大好”时，例如1963-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报刊上倒也并不怎么凑热闹式地跟着大声叫好。而到了1960年经济空前困难的时候，主要报刊上却整日价“形势大好”、“形势极好”、“形势一派大好”的标语口号式宣讲满天飞；到了1967年7-9月份，全国武斗、天下大乱，这时候却反倒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可见，形势到底如何，还不能光看怎么说的。
况且，目前中国经济在“宏观”上的不少统计材料，令人感到并不能放心。例如，人们说中国经济正在“健康”发展，但怎么诊断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真的健康？我想，第一条诊断标准不应当是“发展速度”，而应当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就像一个孩子那样，抽条太快，长成了豆芽菜，体内失去了匀称和均衡，未必就是健康。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供求平衡”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
著名经济学家们在电视里讲：中国一个是投资增长，一个是外贸增长，有了这两件宝物，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平稳的，供求也就是平衡的。但这种说法并不合乎逻辑，单有投资增长和外贸增长，并不能保证经济达到“供求总平衡”。而且事实也恰恰相反，资料显示：中国的“总供给”已经大大超过了“总需求”，出现了非常的不平衡。今年，不仅没有一种商品供给不足，而且商品种类中86％均供过于求，而且国内的“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已经高达4万亿元之巨！这个数字在1996年约为1.33万亿元，经过5年，于去年达到3万亿元库存。而现今仅只1年，就飞速胀大到了4万亿元，它与GDP的比例约为41％。这是个令人恐怖的比例，但在中国似乎没有人因此恐怖，大家仍然兴高采烈，高唱赞歌或者大扭秧歌。但要知道，在西方国家，这个比率通常不会超过1％！
再看看商品房，据统计，1999年的前5个月，中国住宅投资额、商品房竣工面积均比头年同期增长3成多，而商品房销出的面积，仅比头年同期增长13.65％，也就是说，我国商品房的空置率很高。因1995-1997年三年的商品房可供量为44018万平方米，因此计算出当时的商品房空置率为16％，当时有专家说，这种比率是一个“危险期”。但中国人对什么“危险”历来是满不在乎的。果然，3年过去了，大家相安无事，时至2002年7月底，据报道，全国商品房的空置面积仍在大增，已经高达1.2亿平方米，比起3年前增加了3000多万平方米，全国商品房空置率居然已高跳为26％，这个资料是美国的4倍、是香港的8倍、是国际警戒线的2.5倍。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国遍地大兴土木，拼命地盖着华贵大厦，商品房价格也居高不下，有谁真的拿“危险期”当回事了吗？
由于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供需失衡”，在我看来，纵使金融业没有腐败的问题，仅只由于中国消费品及商品房的高度积压，国家的金融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难以避免的高“呆账”率。因为商品积压么，因此全社会资金就必然陷入周转不灵。何况，目前在中国腐败已经浸润了各行各业、正在深入骨髓。中国的“坏账率”到底有多高？始终没看到清楚的材料。人们的猜测在20-60％之间。2002年2月间央行行长表示，2005年底一定要将我国不良贷款率降到15 ％。这个15％其实也是个超高指针，但还要使用3年的时间，并使足一把劲儿来争取，可见目前我国呆账率之严重。而获悉，西方国家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居然通常也仅有1％！
可见，中国经济的“库存承受力”和“呆账承受力”，的确是异乎寻常！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真是了不起。若是西方国家，41％的库存率，26％的商品房空置率，30％的银行坏账率，它们早就完蛋了。
以上资料表明：中国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不是大了一点，而是实在太大了。
那么，令人不解的事情来了，中国的经济再继续高速发展下去，已经过大的“总供给”不就更加大了吗？在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家甚至大量举债，进行投资，用以弥补来自民间的气力不足的“总需求”。但无论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是投资电力、输气、乙烯项目之类，还是制造业，总之，钱花了，虽然医得眼前疮，但不可避免的进一步的结果只能是：“总供给”在以后只会越来越巨大。
这样，投资越多，生产得越多，然后“总供给”进一步与时俱进地膨大，“总需求”只能相对的愈益不足，商品就更是卖不出去，日后的工商业必定就会更加艰难。从而，形成人们常说的“恶性循环”。
显然，若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只能扩大总需求，让总供给有个去处，方能盘活企业资金、使企业能进一步生产而不出现银行呆账，因而改善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因此，为了“扩大总需求”，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显然是个很正确的看法。因为中国的“出口总额”在国内的GDP中，只占20％，这虽然比美国的7％的比率大不少，但与欧盟诸国相比也并不算大。反正，因此可以看出：尽管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的出口总额还是增长不少，但毕竟“外需”在我国只占一小部分。而GDP中80％还是须由“内需”来消化。
那么，我国的“内需”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先看广大群众的消费力吧。照理说，这个消费力应当主要来自全国“工资总额”，所以，不妨先看看中国的“工资总额”的情况。全国工资总额，应当是我国清白的“合法收入”的一个大头。它到底有多少呢？1999年的全国“工资总额”仅有0.987545万亿元；2000年也只有1.065919万亿元！2001年的材料，不知为何，我在网上至今没有查到。据我估计，就是到了2002年，全年工资总额也就在1.2万亿元左右，不会高到哪儿去，因为今年国家职工没有涨工资。而2001年国家财政给全国4500万人涨工资，也就是拿出了700多亿元。若是这700多亿元都流进了消费品领域，要消化掉3-4万亿元库存，也正合了一句成语，叫“杯水车薪”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人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是很低的。而且这个比重，在改革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里是负增长。在这样一个很低的“工资总额”之下，1995全国的工薪收入者平均月工资不到460元；而直到2001年，也就只有780元左右。甚至在生活费用颇高的北京，据宣布，人均月工资收入大约也就1000元左右。当然，这里都是“当年价格”，不是“可比价格”。
我们还可以吃惊地发现：1998年的资料是，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日本则是中国的29.9倍，而韩国是中国的12.9倍。而资料还表明：韩国在1962-1982年20年间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平均年增长率也不过就是8.3％。而据我国公布的统计，我用几何平均法计算了一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1999年的22年间，平均增长率高达9.6％，比当年韩国“起飞”的速度要高。韩国60年代初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不过90多美元，它的平均工资怎么会比我们高上10几倍呢？我们的钱都到哪去了？
中国的工薪收入者以外，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也并不是“高收入”。公开的统计材料就能说明这一点。例如，2001年被认为是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的1年。据宣布，全国的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按可比价格比2000年增长了8.5％，若城市家庭平均3.58口人，那么每月可支配收入是6860元12＝571.67元，老天爷爷，人均竟只有区区 159.68元！
所谓“可支配收入”，在统计上的“定义”是指：“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及其它经常性转移支出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但是我发现，尽管都是国家公布的资料，但“可支配收入”和“全国工资总额”两项资料是对接不上的。
据网上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称，2002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元，同比增长7.5％，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9％。这个资料使我感到奇怪，如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1年起码可以达到人均7008元，那么3.6-3.8亿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总计就将为2.5-2.7万亿元。实际上，全国的工资总额只可能有1.1-1.2万亿元。所以，我疑心这里是否错将“户均”说成了“人均”，但再一算，仍然不对，如果按“户均”计算，那可支配收入总额将只有6900-7500亿元，又太少了。总之，牛头有点对不上马嘴。我想，如果是随机取样的抽样调查，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7000元，那么城市人口收入在总量上就超出了“工资总额”约1倍半。难道我国城市的普通居民的“灰色收入”有1.5万亿元吗？只能用一句南方话说：天晓得！这里可能还不包括富豪们的“黑色收入”。
我们再来估计一下老实巴交的中国劳动农民主体的收入。据网上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2002年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594元，比头年增长1％，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但在我看来，这个数字是否有点过大？照此计算，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全年就将近2400元，中国农村约有10亿多人口，那么全体农民的全年收入将超过2.4万亿元，占了GDP的1/4。这有可能吗？
但是，仅据上面国家统计局的算法，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只及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1/3。而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的比例来看，90年代以后，农民储蓄的比例逐年下降，约每5年下降5个百分点，据悉1999年只占23.7％。因此1999年10亿农民储蓄的总量约1.4万亿元，人均存款只有1400多块钱。但即使这么点钱，我也很怀疑到底是否真有。近两年到底还会增加多少？银行部门和统计局应当能算出来，只是没有公布。从这些资料看来，我认为，全国劳动农民不大可能1年花掉2.4万亿元。据统计，在农村，年收入在“平均收入”之上的人仅占20％左右，近80％的农民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他们的生活肯定比较困难。
因此，全国劳动农民的消费力，可能比城市的消费总量还要略差些。让我们再从宏观上看看“居民储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