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制度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力量。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知识三类精英的联盟已经形成，并且对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三个代表”与“七一讲话”只不过是为这种强势集团“俘获国家”的社会格局正名，并开辟一条制度化通道而已。任何人从江泽民手里接过这一权力接力棒，都得依靠现在已经形成的统治基础，都得容忍强势集团通过挤压平民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这一点只要平心静气想想朱容基总理上任之初，举世对他的热切期望以及现在的深切失望就了然于心。
第二，中国的危局实在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代领导人的能力都比前一代弱，而面临的问题却比前任要严重得多。现在的所谓“政治稳定”，主要是依靠几种并不明智的方略维持：1、剜肉补疮式的罗掘资源。最明显地莫过于严重透支生态环境；将股市办成了一个大赌场圈钱；近乎疯狂地发行国债。中国的全部国家债务（外债、国债、债转股坏帐、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银行坏帐，股市坏帐、基层财政赤字）是12.8万亿，相当于每年GDP的140％。而全部国家资产（外汇储备、国有资产帐面净值、自然资源、技术性衍生工具、通贷膨胀税即印钞票所得税）总价值不过9万亿元。如果不是源源涌入中国的外资替代了中国外逃的资本在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就爆发。2、从“八九”民运之后，借助现代文明国家很少使用的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将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组织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使中国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法形成有组织的对抗力量。比如在政治上借助一些极不光彩的手段，在统治者内部利用抓贪污腐败等把柄控制官员。采取了新的意识形态战略，加强对公共领域的极权控制，用“收买”与“打压”两手抓的策略消弥知识精英的反抗意识，清洗不合作的知识精英，从而成功地在短期内维护了所谓“社会稳定”。
但任何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三种支撑力量：1、生态环境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底座。这个底座坚实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状态；2、社会道德是社会整合的一种重要力量，构成社会整合的文化亲和力，在日常生活中起着比法律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提供了起码的判断是非标准，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准则。3、政治整合力，亦即法律与制度的约束力量。
中国的生存底座已经岌岌可危，威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侵蚀着中国的肌体，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8％，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2～4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整个社会道德秩序的破坏也达到空前未有的严重状态，其源头可以追溯至政府。地方基层政权行为更是已经彻底流氓化，与黑社会没有本质区别。政府与国民的暴力倾向几乎同步发展。现在中国仅仅只剩下一种整合力量，即共产党政府的政治暴力。一些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长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们，其分析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是一支高效团结的“消防队”，花费巨大投入的“消防设施”如舆论控制、政治高压、由防暴警察与国家安全部构成的“安全系统”能有效地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上述分析表明，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当中，显然不会产生可以解决甚至缓和上述问题的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