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中央一共打了四十九个“右派”（后来我才知道的）。（《怀念耀邦》编者注：另有一位同志回忆是五十七个）。那天，大都去了。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也提前到会。他同各部门带队的同志，清点出席人数。耀邦扫视着会场。突然问：“刘宾雁来了没有？”
“没有。”《中国青年报》的带队同志回答：“他拒绝参加这样的
会！”
“‘小辣椒’来了没有？”“小辣椒”是指舒学恩（加火旁），笔名名叫舒展。当时他是中国青年报社文艺部的编辑，主持（辣椒）副刊。
“他在外地，进没有回来！”
“打电报去叫了没有？”
“打了。可能在回来的路上吧？”
随后，座谈会开始。可大家神志沮丧，默然不语，有些冷场。
耀邦为人耿直、敏捷，一向快言快语，说：“那我先说几句：同志们（近年来久违的称谓。我一听，激动不已，泪花噙在眼眶里）！你们中间的绝大部分是有才华的，才辈华溢！为党为人民曾作过不同程度的贡献，可你们这次错误犯得太大了，你们太骄傲了，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越说越激动，他动感情了。“你们看，刘宾雁还拒绝参加今天的座谈会，连我请他都请不动！”
停了一停，他解开了胸前的衣扣，斩钉截铁、高声地说：“今天你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常对你们只知使用，帮助不够，敲打得不够。你们中大多数人现在悔恨、难过，我也不好受，很不好受。可是你们要明白：党中央、毛主席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敌我矛盾，但可当内部矛盾处理。因此，团中央组织上对你们不能不作出适当处理。
“你们中间绝大部分同志要下去劳动锻炼，有些还要到北大荒去。你们要认真、彻底地改造思想。下去，肯定不习惯，尤其过去长期生活在南方、在大城市的同志。北大荒那儿劳动条件很艰苦，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希望你们能自觉地找苦头吃，自觉地好好地劳动，通通劳动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可以恢愎党籍，可以入党嘛！我们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之一的恩格斯说过，劳动创造世界，也创造了人类本身。我相信你们能改造好。我相信咱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
“你们改造好了回来时，我给你们开欢迎会！咱们就这样说定了！”
耀邦的讲话，给我们这些已被“打”得晕头转向、神志徘徊者以力量。大家灰蒙蒙的脸上，露出了丝丝的笑容。我也从中悟到了努力方向，给我带来了一线希望！
我牢记耀邦的临别赠言，来到了北大荒八五三农场一分场三队，一个新开垦的杨木岗上。当时，我们“右派”三队的勾景山指导员冥思苦想了好几天，把这新队址定名将“向左村”。当村名牌打在村口的一棵大青杨树上时，大伙见了都会心地笑了：“我们指导员真会琢磨。”
我们定为农工一级，每月工资二十八元整。因我牢记耀邦的话，吸取了教训，在生产队只要是党支部的号召，就不假思索地带头执行。拚命干活，脏活、累活、危险的活，我都走在前面。有一次我突患克山病阴凤热被抢救过来后，随即又投入了紧张劳动，还在收工时发起了“不空手运动”，等等。所以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被评为农场的先进生产者，“右派”竟能评先选，视为稀罕的事，在下半年的十月就被首批摘去了“右派分子”帽子，重新分配到在农声报社当记者。
好景不长。随着神州大地的血雨腥夙，我又历尽了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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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乃新中国伊始的一道黑色风景线。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在那造神运动的疯狂年代，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往往有其局限性。后来，我得知耀邦对“反右派”运动是思想不通的，更不相信团中央有那么多的“右派”。可惜，“反右”的前阶段他在国外考察，回来时，是“木已成舟”了。他仍竭力地挽救了张黎群。
耀邦当时能做到的，只能是仅此而已。我呢，也只能算是进了一次“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出来后，我虽不敢说“火眼金睛”，却也神像消逝，信念弥坠。可惜是我及同命运人的最好时光给荒废了，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一个损失。
不幸中的大幸。还是耀邦，在二十一年后，他与一些有识之士一道，以大无畏精神奋争，做底平反冤假错案，其中也包括“右派”。同难以计数的难友一样，我的“右派”问题，也得到了彻底平反。正如耀邦所预言：我回到了革命队伍里，恢复了共青团籍，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调回了北京，继续从事我心爱的新闻工作。
忆往昔，包括耀邦同志，坎坎坷坷，一波三折，“狰狞”岁月“愁” ；叹今日，哲人已远行，给我留下的只能是永恒的怀念和无限的哀思！
（2000年3月15日耀邦仙逝十一周年于龙潭湖畔）
原载《怀念耀邦》第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