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的《纽约时报》写道：“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自发现以来至今仍是一个谜。它有可能像1918年西班牙流行性感冒那样造成致命的后果，也可能像退伍军人症那样成为隐秘的杀手，或者仅仅在2003年造成恐慌，然后在历史中隐去。但是有一点医学界非常确定：如果中国政府不将此事当成肮脏的秘密隐瞒了四个月之久，SARS也许不会那幺令人恐慌，甚至也不会演变成致命的威胁。”
全世界都在指责中国政府当局的新闻封锁。对于我们中国人，这种对新闻尤其是灾难性新闻的严密控制，早已成为生活的常态。许许多多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封锁之中最后发展成难以解决的巨大灾难。
比如淮河特大水污染。这是一种史所未见的毁灭性污染。数亿立方米的高浓度污水形成上百公里长的“污染带”，顺流而下。所到之处，停水停电、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社会生活顿时陷于瘫痪，军队紧急出动运水救灾。这种可怕的特大水污染首次发生是在1978年。当时的蚌埠市委书记黄某极为沉痛内，含泪指示秘书“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给人民！”但是，一个小小的市委书记如何顶得过新闻控制的国策？在宣传机器的集体沉默中，淮河水污染迅速恶化：七十年代一共发生了3次，八十年代大约每两年发生1次，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年年发生，而且每年都在2次以上，1994年发生4次。只是在这一年，中国的宣传机器才首次公开报导。而且，开头还遮遮掩掩，把污染说成是“旱情”。这个时候，距离首次特大水污染已有16年之久。淮河已经成为一条毒河、黑河、死亡之河。巨大灾难已经形成。即使以最严厉的手段加以抢救，其苦果也将够我们的后人消受漫长岁月。
再来看黄河三门峡水库。早在六十年代初，三门峡水库的失败已成定局。这对于政府当局并非秘密，但对民众却实行了长达30多年的封锁，包括“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内。人们只能从“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伟大的三门峡水库逐渐消声匿迹中感觉到“出了什么问题”，真实情况却不得而知。1992年，长江三峡工程即将在全国人大上进行表决之际，宣传机器才打破封锁，透露出事实真相：早在30年前，三门峡工程就已经被泥沙淤废了！这条迟到了30年的“新闻”在会议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的代表目瞪口呆，面如土色。许多还有点责任感的人大代表拼命阅读一切能找到的材料，频频向有关专家和官员提出咨询，但为时已晚，将对中国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灾难的三峡工程迅速获得通过。
对难以隐瞒的重大事件，当局的控制手段则是延迟报导。中共历史上最开明的总书记胡耀邦曾说：“新闻究竟早登还是迟登，这个时间性问题必须从政治上考虑。”换言之，为了某种政治利益，以延迟报导的手段来削减重大事件的影响力，并因此而剥夺社会大众及时反应的能力，恰恰体现了新闻的时效性原则。1987年5月发生的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是个好例子：卫星立即就发现了情况，中国国家气象总局的卫星云图上先是显现出三个红色的火点，很快又变成了5个。在彩色的卫星云图上，火灾的规模和演变一清二楚。时间是5月6日下午。然而，直到5月9日，《人民日报》才发出全国第一条消息，说大兴安岭发生森林火灾，有四个林业局的铁路、公路和有线通讯已经中断。实际上，著名的漠河县城早在7日黄昏烧成一片火海。各种车辆疯狂奔逃，公路上铺满了被压扁的自行车。大火趁风，其蔓延之速度高达每小时四、五十公里。几小时之后，又有两座城镇相继毁灭。直到5月12日，宣传机器才告诉全国百姓漠河县城已经毁于大火。也就是说，这条消息迟发了整整4天。最宝贵的时间白白耽搁了。全国“如梦初醒”，数万军民在毫无思想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只能以血肉之躯奔赴已蔓延数百公里的冲天烈火。其艰苦卓绝，笔墨难以形容。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大火燃烧27昼夜，70万公顷森林，三座城镇被摧毁，6万多人无家可归，193人丧生……
--- 几乎每一个长期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都可以找出许多有关新闻控制事例。以至于民间流传一句笑话，说：“除了日期是真的，报纸上的新闻全是假的。”
当然，似乎也没有哪一位英明领袖说过要实行新闻封锁，要制造假新闻。曾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江泽民是这样说的，“我们所说的新闻的真实性同新闻工作的阶级性是一致的。”这等于是说，没有独立于政治利益的客观的真实。为了某种政治利益，隐瞒甚至编造事实恰恰体现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因此，为了“安定团结”，为了防止“唱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类似于“非典肺炎”、艾滋病、淮河污染、大兴安岭火灾、三门峡水库等重大新闻，如果能隐瞒住，就将永远隐瞒下去。
只是在新闻已经不再是新闻之后，我们才有知道的可能。但在当时，我们只知道我们被隐瞒，我们只知道那肯定是又一场灾难，但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于是，我们只好生活在某种模糊的如噩梦般的恐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