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军涛先生，你好！今天，请你谈谈对大陆SARS流行病的看法。你是否追踪这方面的情况？
王：谢谢！作为华人，我们不可能不注意SARS在大陆的传播、大陆政府的处理措施、前期错误处理导致的全球性灾难和全球华人形像所遭受的巨大损失以及SARS所暴露出的问题、还在发展的政治后果、提出的政治教训和课题。
记者：你提到许多话题，肯定都是读者关心的。能否分别谈谈你对各话题的看法？
王：我不是医生，不能提供更多的病理和治疗方面的专业分析。关于SARS传播的具体途径和过程，如何从中国传到以及在国外如何传播的，都已经大致弄清楚了。国际卫生组织有报告。网上也有专文介绍。但这是外国人的努力的结果。SARS在中国这个发源地和最大受害国的传播过程则还是个迷。我们知道SARS在广东起源，但如何从广东传播出去的还是问题。
记者：中国政府一开始是没有重视，但后来中共政治局开了会，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引咎辞职；现在全国各地都大张旗鼓地展开工作。这些被认为是空前的动作。新华社说，人命关天；难道各级不是已经很重视了吗？
王：现在的措施不是什么空前。80年代大兴安岭大火，林业部长杨森下台。火车翻车，铁道部长丁关根下台。大陆早就实行行政首长守土有则，有重大事故，主管行政区划和部门首长辞职，是惯例。此次非典型肺炎造成如此重大国际声誉损失，两个首长下台，并不例外。至于人命关天，更是不符合政府的实际态度。这次是洋人人命关天；如果不是洋人反应强烈，影响投资、贸易和人员交流，怎么会引起中国政府重视？中国政府是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在SARS最初的三个月也压倒了中国的受害者。现在重视，是中国人沾了洋人的光。现在，据说上海还在保密。还有报道说“张德江铁腕治SARS”；我不相信。如果是如报上所说那样广东的措施及时严厉，SARS不会有如此严重危害。今天，我们还不知道SARS怎样传播出广东并传播到全国的。洋人已经弄清SARS怎样在海外传播的了。现在，中国还有许多疾病和社会、经济、政治、环境问题危及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福利，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比SARS危害还要大得多的后果，但没有引起重视，因为洋人没有强烈反应。
记者：那么，这次病害有什么教训呢？
王：你指的是对谁的教训？对老百姓而言，不要相信政府，要相信制度；不是说政府没有好官，而是因为只有制度制衡和监督，才能确保坏的官府和官员不能故意欺骗百姓；只有能自己选举领导和官员，才能真正让官员对人民负责；这是政治学铁律。
记者：对政府而言又有什么教训？
王：对中国政府而言，有三点教训。第一，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涉及广大百姓的健康和利益的事情是无法保密的；保密只能使谣言有传播空间，其后果更坏；怀疑政府的人会反应过度，相信政府的会受害，最终政府会失去他们的信任。这次SARS病发，政府隐瞒实情，但百姓用互联网和手机传递信息，不仅加剧问题严重程度，而且使信息分配不公正。第二，在与国际社会接轨后，中国的问题再不能象过去那样欺瞒哄骗和敷衍应付了；中国政府虽然因为政治体制局限不需要对本国人民诚实负责，但必须对国际社会负责；欺瞒敷衍会被揭露，会导致严重后果。中国必须改革制度，才能真正向国际社会负责。第三，中国发生的变化使旧的应变应急方式过时了；过去行之有效的方式现在已经失去效力。例如，过去以政治任务加群众运动方式消除传染病很有效，但今天随着极权体制的消解，政府没有那样容易方便的动员力了。必须要有新的方式，这需要新的体制依托。
记者：那么，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变革体制的可能呢？
王：当然有。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民族的许多变革就是通过与外来碰撞甚至对灾变性事故反应而启动的。这次非典型肺炎可能也是这样的契机。现在，中共最高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非典型肺炎暴露的是典型而且普遍的中国问题；不改革体制，就不能保证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甚至更严重的问题。特别是今天的新领导人正需要一些事故更改过去领导人定下的人事、政策和制度。
记者：那么，我们能否说，SARS可以是坏事变好事呢？
王：不一定！还可能是坏事变更坏的事。
记者：为什么？
王：因为尽管SARS为胡温提供了机会调整人事和改革制度，但也为其他力量挑战胡温提供了机会。准确地说，这次事故可能引发高层派争，究竟是什么结果，这样的人事结果会导致什么体制后果，还要看局势发展和双方较量策略。
记者：多维新闻社发表了朱学渊先生的质疑：抗非典斗争中怎么没有黄菊和贾庆林。这是否是权争迹象呢？
王：朱先生的质疑很敏锐。贾黄姿态表明高层不统一。但贾黄不可能对胡温发动致命挑战。最危险的还是江泽民。要知道，现在军队没有动静才最奇怪。毛泽东建军目标是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的军队现代化使军队不再是宣传队和一般意义上的工作队。但每当有紧急情况时，军队仍然冲在前面。不论是救灾，还是帮助人民，军队都是关键队伍。一旦中共中央有令，军队总是层层传达，公开表态，并迅速行动，承担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工作。此次，中央动作如此之大，军队居然没有动静，而且没有积极支持地方。这说明江泽民先生按“兵”不动。
记者：那么，江为什么要这样？这样对他有什么好处？
王：江先生本来不愿退位，特别保留军队统帅一职，就是想继续影响政局，甚至更改既定人事格局，实现他的安排设想。无奈党心民心，对他不满。SARS事起，是他主持工作期间的形成的假大空传统压制及时准确报道疫情，理由是维持中央换届时政局稳定。现在，胡温纠正他的失误，并且罢免他的爱将张文康。他当然不满，消极应对是他正常反应。而且，他不是没有机会。由于SARS在民间已经以恐怖谣言传播甚广，当胡温中央公开疫情并制定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后，确实社会反应强烈，局势甚至局部失控，有些人已经抱怨中央反应过度。如果局势有恶化趋势，江会说，新领导处置失误，有动乱危险，需要他复出稳定局势。他甚至会号令军队行动，全面接管。
记者：那局势会怎样？他能如愿以偿吗？
王：不知道。毕竟人心不希望他继续担任最高领导。他此举也许会搞乱天下。因此，我认为，SARS发展的最好的政治后果是中国全面改革，建立向人民负责、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现代文明制度。最坏的政治后果是，有人发国难财，利用国家政治体制弊病和混乱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无论怎样，我们看到了邓小平政治改革不彻底所造成的后遗症再一次将中国前途置于不确定之中。我们也看到，这次中共高层交接班不彻底以及江泽民先生在交接班时的私念为中国政治留下的隐患。尽管这样，我们仍希望中国能正面总结这次危机的教训，改革体制，真正建立能向人民福益负责的政体。
（多维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