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的胡锦涛、温家宝新班子，在来势汹涌的瘟疫面前，积极应对，果断决策，罢免失职的高级官员，公开疫情，全面防治，提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赢得海内外的好感与支持，甚至引致国内民主派的殷殷期待，希望由此开启一个资讯透明、政改起步的新局面。
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这次萨斯在中国的恶性蔓延，当局有意隐瞒疫情，不使公众知情，因而疏忽社会性的集体防御是主要原因。这一点也为当局所默认，并采取了紧急的防治措施，诚然，大难临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是必要的。但是也需要“治本”的深切反省。因为这种对灾难的隐瞒，这次绝非首例，乃是中共数十年一贯的统治手法，俗称“报喜不报忧”，即对任何他们认定的负面事件，采取鸵鸟政策。不论天灾人祸，也不论大小轻重、甚至历史事件，一律封锁，当作党国机密，严格保守。尤其在毛魔时代，大到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小至街头行凶，男女关系，一律不准公开报导，报刊上充斥欣欣向荣的“好人好事”，学雷锋，因为“泄密”和触及不让知道的问题而获罪挨整的事，罄竹难书。到了邓江时代稍有放松，但离民众之所需尚相差甚远，保密制度的专政性质及其愚民后果从未得到批判与否定，只是改了一个托词：“为了社会稳定”，骨子里仍是为了共产党特权统治的稳定。对待文革的报导是一个鲜明例证，文革刚结束，为了新领导的政治需要，可以定文革为“浩劫”，大加揭批，一旦新领导坐稳了，文革报导与出版便予封杀，至今如此。
因此，这次的瞒疫事件，本质上不是个人责任，而是体制的责任。全国大大小小的张文康数之不尽，包括中共高层，政治局委员张德江便是其中一个（已故周恩来更是一个骗人的高手）。而且，这次促成中共比较开放地处理疫情，除了萨斯具有高度的危害性，继续故步自封后果不堪设想外，国外批评的巨大压力是重要原因。美国时代周刊登出蒋彦永医生的检举，华尔街日报提出“全球隔离中国”，都有令中共要人们颜面扫地的影响力。既要与国际接轨，加入ＷＴＯ的中国就再不能关起门来做皇帝了。美国当然不会同中国争论“人权高于主权”的新概念，但是，萨达姆的暴政和中共的专制传统，就如网上调侃的那样：“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这次在中国扮演清道夫的，是萨斯和外部传媒。可见，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形式的“外国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对中国有利的，这应是萨斯泛滥给出的一个结论。当然，中国脱胎换骨的进步与改造，不同于伊拉克，还是要依靠内部各种力量的发酵与动员，外因是次要的。
(原载2003年5月开放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