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从上海知情人士处获知，上海拆迁房屋中遭受财产和人身侵害的被拆迁户代表132人，包括陈万英、陈宝良、张恭元、李建勇、孙东明、王巧娟等，在五月一日下午二点半钟，聚集上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地抗议。这132名代表高呼口号：“非典可怕，强迁更可怕”，“非典恐怖，独裁更恐怖”，“不要孟学农，也不要韩正”等。抗议活动大约进行半个小时，上海公安部门即出动了二百多名警察，封锁了康平路两边的华山路口和宛平路口。随后警方调来四辆伊维柯型号的警车和两辆大巴士，将132名代表全部押上警车带走。后来陆续赶来参加活动的被拆迁户代表，例如上海西苏州路的五名代表、上海静安区东八块一带的十四名代表，尚未到达康平路上海市委即被盘查的警察和便衣驱散。被带走的遍布上海各区县的132名代表，大约在当天晚上九点多钟，被上海静安区、闸北区、宝山区、闵行区等十四个区县的公安分局分别拉上警车带走。被带走的代表郑万凤曾经通过手机告诉家人，他们当天晚上可能回不了家了。截至中国人权发稿时间，没有能够从被带走的代表亲友处得知有任何代表已经获释，目前焦虑不安的亲友和其他代表都在等待消息，事态正在难以预测的发展之中。
目前中国举国上下正在全力防治SARS（中国称非典），为了防治SARS甚至婚礼等大型聚会的社会生活内容，政府也倡导取消或者制定了限制的规定，而中国民众在防治SARS上甚至表现的更为过度。但是上海的这些被拆迁户代表，为什么不管有关的规定和自己健康生命的安危，从全市聚集到一起抗议拆迁争取权益？这正如中国经济时报刚刚发表的文章：危改比“非典”还可怕（危改是中国官方进行房屋改造拆迁的简称）。例如上海静安区德宝一村的下岗工人陈根宝，2002年12月20日住房被强行拆迁时，闯入他家的拆迁者将他从三楼推摔到一楼，医院抢救后付不起保证金在第三天死亡，家毁人亡而得不到公正依法的解决，所以陈根宝的亲属参加了这次抗议。再如上海工交公司售票员钱桂宁，在上海卢湾区的家遭到强行拆毁后，十几次到北京上访告状，不仅得不到公正的解决，还被关押强行劳动教养三年，她的家属也是这次不管规定和感染SARS的抗议参加者。拆迁房屋侵犯财产权和人身权利，在中国象SARS一样是一个遍及全国的问题，北京的家庭教会人士徐永海，他的住房将要遭到强行拆迁时，曾经表示夫妻两人要浇汽油自焚，现在家被强行拆毁了人还遭到关押。正象一位软件公司的经理对记者谢光飞所说，“我不怕非典，家园都快没有了，应该有的财产就要被剥夺，谁还有心思考虑生死问题？中国民众遭强行拆迁表现出来的连SARS也不顾的绝望，是因为他们被人为的搞得家毁人亡，却没有任何可以申诉冤屈讨回公道的途径。就是维护法律想为被拆迁户维护权益的律师，也会因而惹上麻烦同样成为受害者，上海为五百多被拆迁户打官司的著名律师郑恩宠，没有能够为任何一个被拆迁户获得胜诉，本人的律师资格也被无端剥夺，成了政府特别关注的黑名单上的人物。
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谢光飞，在他发表的文章“危改比非典更可怕”中，与中国资深律师高智晟总结了拆迁中的严重问题：首先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大规模侵犯，虽然中国的宪法、民法通则、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对公民房屋和土地的使用权有明确规定，但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却无视这些法律，往往将集体、公民和外商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任意划拨或出让；房地产开发商在危房改造中，与居民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依法应该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买卖交易，但是目前的两者之间没有平等协商的民事关系，而是一方支配一方只有遵从的隶属关系；依据中国法律虽然可以强制拆迁，但是目前的强制拆迁全是房地产商的违法行径，因为现在的强制拆迁并不是被拆迁人违背了双方自愿签订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协议；中国的法律体制在运行的现实中，不能保护被拆迁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虽然许多被拆迁人的法律素养不比正规律师差，但是由于中国的法律现实状况，被拆迁户的投诉官司无一胜诉，甚至绝大部分人的诉讼根本不被法院受理。律师高智晟还向记者谢光飞列举几个拆迁中的典型事例：北京崇文区瓷器口的刘凤池，是满清皇帝的后裔，并是参军受伤的二等伤残军人，他拥有私房138间，现在只剩一个小院子尚未被强行拆毁；崇文区马尾胡同的李长华，被强行拆毁院墙断水断电，拆迁人员将他捆绑起来，并枪走了他的十多万现金、部分物品，家中的电器也惨遭砸毁；东城区民安胡同十三号一带的房屋，房屋开发商没有与居民签订任何协议，或是向居民出示任何文件，就将这片房屋夷为平地，等等，等等。
中国人权对中国房屋拆迁中侵犯公民财产权和人身权利的现象十分关注，对上海被拆迁户的代表因为抗议这种迫害而遭到抓捕拘禁，予以严正谴责。在中国防治SARS的非常时期，上海的被拆迁户代表依然聚集抗议，决不是他们不懂道理只顾自己，只能说明他们被逼到何等绝望的程度。中国还有许多其他无视人权侵犯人权之处，长期的积聚和百般的无奈，也有可能象被拆迁户这样爆发成社会抗争，甚至不管SARS这样的灾难都要进行。对此，中国政府首先应该知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和错误，全在中国政府本身，因此绝不能再以镇压迫害来对待。中国人权要求中国政府，首先是立即释放上海全部被拆迁户代表，其次是真诚的依法处理解决他们的问题，最后应该完善相关法律尤其是严正执法。只有这样，中国政府才能在防治SARS的同时，不开启并不亚于SARS的社会不满闸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