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来看看昨天新华社的一篇关于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前往北京市考察防治非典宣传思想工作的报道。该报道引述了刘云山的指示: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宣传思想战线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唱响主旋律,坚持"两手抓",落实"三贴近"。一句话就包含了三个党八股名词,这大概也算是刘云山和这名记者的一种特殊能力吧。坦率地说,我反复读了几遍,也没有弄懂"两手抓" 、"三贴近"所指为何。国内的读者也许对这种八股式写法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事实上,这种僵化的表达方式不仅滑稽可笑,也透露出了一种政治运动中所特有的咄咄逼人的气息。让人读来胆战心惊。
这位部长大人还说,在抗非典的斗争中,要发扬民族精神,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我不理解抗非典跟爱国主义能扯上任何关系。当局不惜利用这场严重的社会灾难开展所谓爱国主义教育,无异于发国难财。中国政府在最近的"两高"文件中规定, 任何人在抗非典期间哄抬物价将遭到刑事处罚;而当局利用这场灾难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不也是为谋一党之私利吗?难道就不应该被追究?二十一世纪的中共宣传部长还说出这等文革水平的语言,新华社的记者还能写出这样搞笑的文字,看来中国还要沉浸在政治运动中相当一段时间。
与这位中宣部的大管家相比,全国各地的基层宣传队伍也不逊色。只要你到网上去逗一圈,我保证你能找到一大堆各地宣传工作者们创作出来的滑稽作品。比如,有一个工厂在自己的厂门口挂出了一个巨大的告示牌,上面写着"疫情就是命令" 六个字。各位有谁能明白这六个字的含义?还有一个小学举行抗非典文艺作品创作大赛,结果美国的超人出现了,文革中常见的人民群众将斗争对象踩在脚下的漫画得奖了----不过,这次被踩在脚下的不是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或走修正路线的赫鲁晓夫,而是罪恶类类的非典。还有的地方在医务人员上抗非典一线前集体宣誓入党,也不管他们是否达到了共产党员的标准。这跟死后将人追认为党员的作法一样不可思议。
今天的新华网上还有一则关于各地积极投入抗击非典斗争的消息。该报道说,河北省军区组织500多万民兵预备役人员,组成了6万多个以民兵班排为单位的非典疫情信息小组,对全省5万多个乡镇、自然村进行分片包干,每天对村民身体状况、外出情况、接触人员等进行查询、登记,按一日一报和零报告制度向上级报告。还有11万多名民兵联防队员配合公安和卫生、防疫等部门,在全省各个交通要道和乡村路口执勤,并担负非典隔离区的警戒任务。类似的新闻随处可见,读来令人不寒而立。记得前年9/11发生后,国内有些知识分子曾针对美国采取的一些防范恐怖袭击的严厉措施进行过激烈的批评,攻击美国无视民众的人权。他们认为连对外国留学生建立一些基本档案资料都是侵犯人权的行为。可是, 今天当他们眼见中国政府如此大规模地加强对民间的控制时,却又无动于衷。难道在他们眼里,只有美国人民的人权才值得保护和重视,中国人民就不配享有同等的人权吗?难道在他们看来,只有中国政府可以对防治非典采取任何严厉措施和强制手段,包括任意解释和歪曲法律,而美国政府在遭到恐怖主义威胁时却只能坐以待毙?这样的双重标准如何能赢得世人最基本的尊重?除了懦弱,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来为自己前后不一致的行为辩护呢?
尤其令人感到气馁的是,前天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出了一个所谓法律解释性文件, "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文件规定,对故意传染非典者可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这显然是最近一系列因抗非典而漠视法治和人权的一个典型例子。根据刑法330和好331条之规定,故意传播传染病最高可判七年。而这个所谓对刑法的解释文件居然任意更改法律,规定可将传播传染病的人判处死刑。众所周知,只有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和更改法律,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权立法。因此,这个文件明显违反了人大根据宪法制定的立法法。同时,这个所谓解释性文件也违反了联合国的系列人权公约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规定。尤其令人不可理喻的是,该文件还规定,散步非典谣言可以被视为故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按照刑法第103条、第105条的规定,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这是非典时期的典型政治化行为。难道那些因被扣上"散步谣言、制造社会动荡"帽子而遭到惩治的人的人权就不应该得到保护? 以保护人权的名义滥杀无辜,是对人权的最大亵渎。
中国过去五十年来历次群众运动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造成无数人家破人亡.如今政府又企图以保护人民的生命为名,掀起一场群众政治运动。如果这场运动长期持续下去,最后很可能会演变成另一场悲剧:因群众运动而遭到迫害的人远远超过因非典遭到生命财产损失的人。最近的报道说,湖南省已有207名国家工作人员因防治非典不力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而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湖南全省才不过六名非典患者。这种发展趋势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中国政府一贯善于利用天灾人祸来打击异己,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服务。希望国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再一次陷入另一场令人难堪的政治悲剧。我深信,只有当群众运动真正成为历史名词时,中国的现代化文明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