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胁的严重性没有明朗化之前，我想办法逃出陕西西安，到了西南地区的云南昆明。当我到了西安机场的出发点时，发现自己被带着口罩的人潮淹没，顿时觉得自己没戴口罩，就好像在梦里光着屁股出现在学校的感觉一样。
登上飞机，我真的想要咳嗽。不是因爲我真需要咳，而是因爲这是一件我不应该做的事情。逆反心理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昆明是个没有SARS的城市，但在我的逗留快结束时他们开始组织预防。当我乘巴士进入昆明西北面的大理时，我被用一个插在耳朵里的温度计检查了体温。温度计没有做任何方式的清洗就被用来测试下一个人。我不知道这样的检查在预防SARS上是否有效，但我打赌它是传播耳疾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当我到达大理这个很热门的旅游点时，我发现他们已经关掉了在西北面两小时车程的丽江的旅游。我不明白爲什么他们关掉一个旅游点却不关另外一个。
从大理返回昆明，我的体温再度被检查。但他们并不是检查每个人的体温。有些人只填一下表，而另一些人却留在巴士上。我一个孤独的外国人，不得不在腋窝下塞进一只温度计。我敢肯定那些医疗人员在口罩后面笑我，特别是在我第一次将温度计放到嘴里时。
我到机场发现没有人在那里，原来我的航班被取消了。我在昆明又多留了几天，在头脑中兴奋地想着被立即隔离的可能。
在回西安的途中，我的体温被检查了三次。一次是在起飞前用了一种可以测试前额的设备。后来又一次是在着陆之后，我们被指示拿着自己的温度计放到腋下。他们让我们等了40分钟才作检查，有一个乘客不停地尖叫说我们是从非SARS区来，他们应该检查每个西安人的体温，而不是我们的。我没法让我的温度计工作，所以自己就说了一个听起来合适的温度。当我们终于从飞机上下来时，他们又检查了一遍我们地体温，这一次是通过一个20米以外的电脑。
当我回到学校，我的上司告诉我，因爲我逃过了机场，所以逃过了隔离。
但我的温度计的冒险历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我和另一些教师到陕西境内的山区（你可以被允许在所居住省份内旅游）。在进入一个国家公园之前我们检查了体温，刚一进去之后又检查了一次，我想SARS在这一片传得很快。有趣的是我们是唯一的一群在公园里的人，所以我们唯一可传染的和唯一可传染我们的就是我们彼此。我恐怕现在预防已经是太晚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乘火车去了上海。当我到那里时，所有的宿舍都关了。对于经济型的旅行者而言，唯一的获取住宿的方法只能是走昂贵得多的路线─单人房间。我在一个远远超出我的预算的地方住了几个晚上，然后想方设法住进了批江（音译）饭店的一个宿舍，这是上海最老的饭店之一，像伯特兰-罗素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类的人都曾下榻这里。不过我想他们住的不会是宿舍。
每次外出饭店，我都要签字告诉我“外出”的地方。我不是很肯定“外出”是什么意思，我想是要告诉他们我计划在哪里度过一天。我反常的一面想写“只要是有SARS的地方”，但我还是在表上填上了让我痛苦的细节。
在上海的法租界，所有的餐馆营业员都戴着口罩和标有“今天我的体温正常”的标签。我想标签应该加上“但我不保证明天”。
印有医生建议和图像说明的彩色海报到处都是。其中一个我喜欢的写着“爲了你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随地吐痰”。显然，在有些地方吐痰是可以的。
我最喜欢的一个海报上有一幅照片，是一张巨大的嘴正在对着一个拿着雨伞的人打喷嚏。标题写着“医生的建议：不要对着他人打喷嚏”。难道上海人需要医生告诉他们这个？在SARS爆发之前对他人打喷嚏有什么问题吗？
我既不对他人吐痰也不对他人打喷嚏，带着我唯一的超豪华的温度计我努力地逃出上海。
回到西安后我就没那么运气了，我在我的单元楼里遭到隔离。这是个“自愿”的隔离，但是如果我不服从，我的签证就会被取消。“自愿”这个词的这种用法真是有些好笑。
好了，现在我有时间在我的小单元里想一想那些要想的，以前我从来没想过。
（马太-霍尔是个在陕西省西安教书的加里戈兰人，他的有关中国SARS的报告反映了在中国旅行的重重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