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是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63号里。我从来没去过63号 ，后来知道那里的厉害了，好几个工程师都死在里边。但你要认识老 钱──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灾惹祸那种人；他在这个厂里干了二 十年的供应管理，连家里用个螺丝钉也不从厂子里拿。为什么非叫他 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从小认识，他脾气有点暴躁，可人正直，埋头工作，我们生活 得清贫但是很骨气。他一直是个小业务干部，七品小官也没当过，我 一直是个普通教师。我们有五个孩子，对孩子搞智力投资，所有收入 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们都上了大学。“文革”抄家时，我家最穷， 挖墙刨地也找不出值钱的东西来。箱子里一半是空的，存折上只有一 百多块钱。只有一把破旧的西餐刀，被他们当做匕首拿去展览做为老 钱的罪证。
老钱的罪名，说是参加刘工程师家的“裴多菲俱乐部”。要是听他们 说，刘工程师家真好像有个暗藏的搞破坏的组织，其实哪里是那样， 我也常去那儿玩呀。
解放初期，这儿都是大水洼。范旭东、侯德榜为了把厂子搞起来，气 魄很大，凡是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都要 。还用高薪聘请各种技术专家。一时人才云集，周总理还说这里是“ 技术篓子”呢！这些高级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齐的小房小院 。那时没有娱乐场所，知识分子总要精神来点享受，怎么办呢？刘工 程师夫妇好玩，好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会。唱戏，打 牌，可是从不来钱的。大家互相记住生日，逢到谁生日，或过年过节 ，就备带一点菜凑在一起玩玩，关系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新村 ”，住“三角地”，可老钱喜欢京剧，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 错，我唱程派，刘工程师夫妇也好唱，就常去凑一台戏唱唱。就这么 简单。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差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记得我们 一起聚会时，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经爬上树往屋里看，当时我们以为他 是想看热闹呢。我家的小儿子喜欢玩无线电，房上总扯些天线，有一 次街道代表和民警忽然来我家，说为了安全查电路。后来搞“裴多菲 俱乐部”说要找电台，找到电台后就去北京向毛主席报喜，我才明白 我们一直是被注意对象。这我就非常后怕──我女婿从朝鲜战场曾经 带回一点美军的电器零件，小耳机什么的，后来全被我那喜欢无线电 的小儿子去新疆上学时带走了。如果没带走，大事了，证据确凿，肯 定电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给弄死不可，那时想起来后怕的事真不 少。
清队开始时，老钱为这事受审查，可他属于“走读”的，每天晚上可 以回家住。一天突然他没回来，等到夜里十二点多，我就犯嘀咕了， 跑到外边黑灯瞎火转了几圈，还是不见人影。一点多时，砰砰砸门， 厂里来帮人闯进门就抄家。我问：“老钱怎么没回来？”他们说：“ 暂时不回来了。”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他那天早晨离开家去到厂 子时，那样子太平常了，可就这么平平常常走了，没有生离死别，但 一去就算完了。怎么人这么容易就完了呢。
从这以后，几乎一点消息也没有。只是恍恍惚惚听说他很瘦，脸色惨 白，拿个大扫帚扫院子。其实这消息根本不对。他一直关在63号里挨 整，如果真叫他扫院子，应该说是当皇上的差事呢。我因为是在中学 当教师，有单位，所以没把我关进去，刘工程师的爱人没工作，给弄 进63号，受尽了折磨。她夫妻俩都关在同一座大房子里，刘工程师死 了两年多她竟然毫不知道呀。
当时我对老钱，我似乎比较乐观。因为别的有问题的人都扣发工资， 可老钱的工资一直原数照发。开始时还准备送点东西给他。我常送些 烟、牙膏、肥皂，他爱吃点心，我就买斤点心包好了送去，还送些衣 服好叫他换换穿。每月我去厂里领了他的工资，都送四十块钱给他。 但他们从不叫我去63号，都是交到专案组转给他的。我想，为什么偏 偏他的工资一直照发，肯定他的问题比较轻，说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 常回家来了。这是当时最美最美的幻想了。
前后一年多，直到七０年春节过后，我去学校，一个老师问我：“老 钱有信儿吗。”
我说：“没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声对我说：“我听说老钱死了。”
我说：“不会呀，人死了怎么还发工资，不通知家属？我前几天还领 了他的工资，送钱给他呢。”
我多傻，听了这消息我还不信，其实人死已经几个月了。我不信也有 我的道理，此后厂里63号又来人找我要钱，要衣服，说老钱的钱不够 用。我还把一件给老钱新絮的棉袄托他带去。照旧领他的工资，然后 把一部分钱送到专案组，每次他们都收下了，如果他们的表情有半点 犹豫，也会引起我的疑心。他们怎么能这样不动声色地骗住我这个可 伶的女人！他们真是铁石心肠呀！你说说，他们接过我的钱时心里究 竟怎么想的？
一过又三四个月，63号开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来的人都躲躲藏藏， 不敢跟人说话。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过一次刘工程师的爱人，她贴着 墙根儿走，怕人似的，神情有点恍惚。我也不敢过去问她，怕给她找 麻烦。我就等着吧；既然刘工程师他们都没事了，老钱肯定快出来了 。
六月底的一天，厂里忽然来人，还有我们学校的工宣队的人跟着。他 们的神气又平静又紧张。坐了一会儿才告我：老钱死了！
“什么时候？”我说。似乎还不信，可是声音全不是调儿了。“六九 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们说。我努力稳住自己。又问：“怎么死的？ ”
他们不肯说了。只对我说：“你丈夫死了，可问题还没弄清，暂时还 不能平反。我们把他按工伤死亡处理，但你们家里的人都有工作，没 有抚养人，所以什么待遇也没有。工资打今天起停发，到此为止。”
我说：“奇怪了，我跟他从小认识的，两家是世交，又一块儿长大。 大学毕业就工作，就这么点经历，还有什么问题没弄清。又是怎么死 的，需要按工伤死亡处理？”但无论我怎么问，他们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哭没喊，我是应该大哭大叫的呀！ 我的老钱呀，你半年多就死了，怎么就没托个梦给我呢？难道你也和 他们一样故意骗我，捉弄我，好突然来给我当头一棒吗
这时，军宣队已经进厂。恰巧我女婿的一个老战友是军宣队员，他闯 进63号才问出来。说老钱一次给四条绳子拴在手腕和脚腕上，拉在四 个墙角上，吊起来打。那些打手们打完他就去喝酒，一帮人全喝醉， 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来，发现他四肢全弯着，抽缩一起，摘下来一 看，人已经死了。这就是他们说的“工伤死亡”！
封建社会里也不准私设公堂，当堂打死人县官也要革职。怎么能吊打 死，半年多都不告诉我？怎么还能到我家里要钱要衣服？我一直告到 市里告到北京，可无论怎么告，回答只是一句话：“问题太复杂，很 难解决。”等到“四人帮”完了，63号冤狱大平反，才知道“复杂” 都是在上边。主谋和主凶抓起来，但究竟老钱都受过哪些整，究竟谁 参与打死老钱的，没处再去问了。“文革”过去，家破的家破，人亡 的人亡，所有债都记在“四人帮”身上，人对人又是笑脸，又都一个 样儿了，哪里去找当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们自己有良心，可是我 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天良发现，找到人家受难的去忏悔。我家里的人 都是书呆子，不会去找，去闹，去争，只能把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 老钱放在心里罢了。
老钱的骨灰盒，我们找了几个地方才找到。当时处理这事很草率，当 事人都忘了放在哪儿。现在我们把它换了个讲究的盒子，存放在殡仪 馆里。每年清明节和十二月十七日──他遇难的日子，我们全家人去 一次。阴历正月十六──他的生日那天，我单独去。我们从不烧纸， 只是看看。在人间得不到幸福，还能去哪里得到？
你看我现在相当平静了吧。
可是有一次宴席上，上一道鲍鱼鸡茸汤，我马上盛了两碗，说：“这 是老钱平生最爱吃的，叫我多喝一碗，替他喝吧。”大家立刻静下来 。谁也没说一句安慰话，大家都知道，这种事，安慰也是多余的，都 只说：“好，好。”
还有一次，我在杭州西湖林荫道上独自散步。走着走着，我忽然特别 想他不知为什么在这最美的地方我就会特别想他。从此我避讳着，不 再到最美的地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