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先辈在与大疫的抗争中，很早就认识到大疫的主要特点、传播的途径，并提出了治疗和预防措施。
对大疫主要特点的认识。我们的先祖较早地认识到大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两大特点。2000多年前战国晚期的《黄帝内经》记载：“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疫状相似。”公元121年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也指出：“疫者，民皆病也。”先民们还认识到这种传染性、流行性与气候、四时有关。反映先秦思想的《周礼》、《礼记》都有这方面的记录。《周礼·天官》篇曰：“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礼记·月令》说：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疾”；仲夏“行秋行，民殃于疫”。
对大疫传播途径的认识。先民们注意到大疫可以通过呼吸道、口腔和接触等不同途径加以传播。一是呼吸道传染。宋代杨士瀛在《仁斋直指方论》中指明：“不可入痨瘵之门吊丧问疾，衣服器皿中皆能乘虚而染触焉。”明代虞搏在《医学正传》中说：“其侍奉亲密之人，或同气连枝之属，熏陶日久，受其恶气，多遭传染，名曰传尸。”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曰：“天行触浊气之瘟疫，由口鼻而入气管，由气管达于血管”。二是食物传染。东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一书中，从食物来源、气味、色泽、存放和污染等情况，科学地介绍了各种疫毒、致毒、致瘘等后果。张氏指出，六畜“疫死，则有毒，不可食”；“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凡蜂、蝇、虫、蚊等集食之上，食之致瘘”。晋代葛洪《肘后方》说：“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于饮食。”三是接触传染。葛洪的《肘后方》认为：“马鼻疽乃因人体上先有疮而乘马，马汗及毛入疮中”而引起。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提出：麻风病是风邪或五虫入皮肤而致。清代汪期莲在《瘟疫汇编》一书中记录：清道光八年（1828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亡者”。民国年间《续遵义府志》记述：清同治三年（1864年），“疫大作，有全家病卧者，有相继抱病故者……至秋，疫瘴又作，凡下田获谷者染瘴扑地，十死五六。”《鼠疫约编》记载，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冬间，鼠疫盛行。疫将作，则鼠先死，人感疫气辄起瘰疠，缓者三五日死，急者顷刻，医师束手”。可见，古人已知大疫一般是通过呼吸道、食物的接触传染的。
对大疫的治疗。自东汉张仲景名著《伤寒论》问世至明清时的温病学派，治疗大疫的专着留存至今的不下数百部。例如，明代沈之向的《解围元薮》为中国第一部治疗麻风病专着，明末陈司成的《霉疮秘录》为中国第一部证治梅毒病专着，清代张璐的《伤寒缵论》、《伤寒绪论》和叶天士的《温热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汪期莲的《瘟疫汇编》、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等对疟疾、肺结核、肝炎、天花、麻疹、麻风、伤寒、痢疾、血吸虫病等一系列传染病的症状和治疗均有论述，为传染病的辨证、治疗提供了确实有效的方法。
对大疫的预防。战国晚期的《黄帝内经》中已明确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更明确提出：“与其救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病之前。”中国传统医学重视预防医学，为了达到未病先防，提出了一系列预防瘟疫的有效措施。一是隔离预防法。在秦代，已设有疠人场，专收麻风病人，进行隔离。《后汉书》记载：汉桓帝延熹五年（162年），陇右军中大疫，当时就设有野战军传染病院－－庵卢，实行隔离。清代熊立品在《治疫全书》中进一步提出瘟疫流行时节的“四不要”原则：“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二是药物消毒法。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指出：治疗和预防传尸病（肺结核），可服用金牙散；还介绍“绛囊盛带之”以驱辟秽气。元代滑寿在《麻疹全书》中提出：在麻疹流行季节，可服用消毒保婴丹等预防。三是蒸熏消毒法。《周礼·秋官》篇载有人们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虫、驱病的记录。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天行瘟疫，取出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清代罗世瑶在《行军方便便方》一书中说：“将初病疫气人贴肉布衫，于蒸笼内蒸一柱香，久则全军不染。”四是卫生消毒法。据《诗经》记载：周初已有冰窖，用于防腐消毒。据《后汉书》记载：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毕岚发明洒水车，洒浇南、北郊路。宋代沈括在《忘怀录》一书中，介绍运用钟乳石、磁石、朱砂、硫磺、金纪玉等矿物药物对不同地方的井水消毒。五是预防接种法。东晋葛洪在《肘后方》一书中，记有民间用狂犬的脑子敷涂在人体被狂犬咬伤的伤口上，便能预防狂犬病。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免疫的记录。最典型的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成于1567年的俞茂鲲所著《痘科金镜赋集解》一书，记有安徽太平县以接种人痘法预防天花。1681年，康熙皇帝下诏全国推广人痘法以预防天花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