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中宣部的压力下，中国的媒体已经停止了对萨斯（SARS）的反思，由沙斯而引起的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新闻改革、行政改革、社会改革和给人民更多自由的呼声都已经在中国的报刊上销声匿迹，而只剩下医疗体制改革的内容了。
这些反映了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微妙的变化起因在于由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主的领导体制在对萨斯的抗争过程中取得了主导地位。
经过萨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已经认同胡温体制，认为这个体制是能够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或者就用国外媒体的话说这是一个“亲民”的体制。就是这样的情况引起了中南海权力结构的倾斜。
“十六大”所确定的领导体制是以“上海帮”为主的领导体制，这个体制如果要真正的过渡到以胡温为主的体制需要几年的时间，甚至是一届领导人（五年）的时间。但是萨斯事件使得这个过渡大大地提前了，反沙斯的活动使得胡温体制比人们预想得早地稳固了地位，看起来目前已经没有人能够动摇胡温的领导位置了。
这个过早出现的转变使得一大堆拥护“上海帮”的人感到了威胁。而就在此时，党内的左右派别都有的四名元老也提出了请江泽民在今年秋天的三中全会上全面退休的要求，与上海官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周正毅案又使一些人感到大火已经烧过来了。
这一切都使目前的中国政局开始变得扑朔迷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泽民由上海回到了北京，坐镇玉泉山。这样就使得那些拥护“上海帮”的人开始又跃跃欲试起来。
他们也在不公开的但很严厉的“反思”萨斯疫情，认为胡温的这种将疫情告诉老百姓从而引起社会混乱、经济停顿的做法其实并不如原来传统的由政府控制疫情信息，然后针对病人加以治疗的办法好。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做法不但可以治病，而且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维护老百姓的民心不至于产生恐怖心理。
也有人认为，由萨斯而引起的要求政治改革、新闻改革、以及像蒋彦永这样将信息捅到外国媒体那里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这些做法都是中了西方国家想要推翻中共领导的阴谋，是帮助西方国家攻击中共的体现。这样的反思在中共党内有很大的空间，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
试想，依照这样的反思，胡温体制处理萨斯的做法还有什么值得肯定呢？在这样的政局变化下，迫使中共当前的行事作风与萨斯期间发生了变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停止了，对萨斯的反思也停止了，媒体的控制又严格了。
这些就使得胡锦涛的七一讲话怎么也不可能跳出官方的圈圈，所有可能的新意也就都没有了。胡的七一讲话也就只能重复“三个代表”的套话和老话，讲些不痛不痒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