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秋水先生的文章中没有涉及到两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即中国学术界的腐败对海外学子带来的影响和政府在一九八九发生天安门事件后，在处理海外留学生问题上的重大失误带来的后果。本文将仅注重于第一个话题展开讨论。随着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好的东西不容易，国内的某些“知识精英”在学习如何积极钻营，与政治权力挂钩做起知识方面的国际，或历史“倒爷”，使知识，学位，职称迅速走向商品化，并产生高额利润方面，却是成绩卓著，深具中国特色。以此起家的“著名博导”和“学界权威”，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中国的学术正宗，盘根错节地称霸一方，形成了一个个的既得利益群体，使真正的学者和研究工作者面临重重困难，备受打压，使海外学子望而怯步，不得其门而入。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最近举行的校长论坛坦承，北大教师人事改革面临的瓶颈在于观念的转变。许智宏说，北京大学的改革就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打破过去“能上不能下，只进不能出”的弊端。但北京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认为，北大的改革没有触及既得利益群体。杜钢建教授指出，北大的改革并没有触及到高校内部管理制度中的一些关键性的的问题，而是拿一部分“弱势群体”开刀，保护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这对一个学校的学术创新能力只能带来负面影响。他认为，如果学术研究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为了评职称而工作，学术研究必须去适应那些不得不量化的评审标准，甚至是为了评审标准而不得不去扭曲自己的研究成果，那么这种成果的价值又有多大呢？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编辑曾军博士，对青岛社科院研究员杨曾宪作了一次《我们怎样遏制“学术泡沫”》的访谈。杨先生指出，“将西方理论变学问，在编著译着上寻出路，像国人编的西方哲学史、西方美学史，总数已大大超过西方本土；譬如将诸子学说变理论，靠贩卖传统文化吃饭，像儒家新说、道家新论，几乎月月都见新文章。这之中，多数”新成果“只是学术拼盘或概念游戏而已，且拼盘质量每况愈下，游戏程序早已僵化。”
围绕着几年前学术腐败、学术规范问题的激烈争论，使一批学术造假者被曝了光，大家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学术研究或者说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等问题。杨先生认为，“真正危及学术生命且难以根除的痼疾，恰恰是泡沫学术。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泡沫学术往往是打着学术旗号扼杀学术，打着学术规范幌子践踏规范。泡沫学术在完成它的晋职获奖彰显名声或其它非学术功能之后，很快就变成学术垃圾，既无益于学术，更无益于社会；泡沫学术本质上是反学术的。”他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许多泡沫学术，是学术打假打不掉的，一般学术规范约束不了的。而且，由于其曾获得很高学术奖项，其‘带头人’，此前已是或其后更是著名博导、学界权威，使其得以合法地繁衍着、蔓延着，堂而皇之地成为学术正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学术规范建设努力最终都将归于无效，因为这种合规范的非学术，正在吞噬掉真正的学术！”
杨曾宪先生在这里谈到的只是在文科方面的一些情况。文科可以被认为是一些描述性学科的统称。搞文科的可以仗着一支秃笔，引经据典，妙笔生花，自由发挥，是历代科举选拔制度的宠儿。由于近代的中国缺少了思想和主义，随着改革开放，一些有权有势，投机取巧的文人做起了“文化倒爷”，挟洋人自重，或搬弄古人炒作起来，一发不可收拾。而且，他们已经根深叶茂，坐大成了气候，按照常规的改革和学术规范，还真把他们无可奈何。
在理科方面又是如何呢？形势恐怕更不乐观。本人是学习理科的，感触自然要比对文科更深一些。理科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不入流的能工巧匠，属于下九流的工匠一类。理科也被认为是一些由定性发展向定量，可以用数学逻辑准确表达的科学和技术的统称。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孔孟之道挡不住西洋的军舰和洋枪，洋炮，吃亏就在于制度上的腐朽和科学科技上的严重落后。正因为落后了就会挨打，就会亡国，痛定思痛，从清朝后期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兴起了洋务运动，选派留学生赴西洋学习取经，主张科教兴国，注重的正是理科，而不是文科。
在科学技术和知识方面，洋为中用，实行“拿来主义”，只要不侵犯注册了的专利，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在学术研究上抄袭别人的论文，剽窃人家的研究成果，还公开发表占为己有，就不但是个职业道德问题，也是一种制度上腐败和人格上的沉沦。进而，如果作为国内的学部委员，著名教授，学术权威，竟然习惯性地把剽窃来的研究成果，大言不惭地拿到重大国际会议上去宣读，当着原作者的面作演讲就更不可思议，丧尽国格，简直厚颜无耻了。
出国的留学研究生有幸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增长见识，宣讲自己的研究成果，弘扬中国的国威，为国增光，但是也很不幸地亲眼目睹了以往深受自己尊敬的学术泰斗，德高望重的权威教授在国际会议期间所表现出来的丑态和本来面目。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些海外学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与他们狼狈为奸，同流合污，回国后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大力提携，轻易得到高职称，成名，升官，发财；要么就不耻他们的行为，与他们分道扬镳，任凭这些海外学子在学术研究上有多大的成就，在回国内找工作时却被有关的教育和研究单位软性地拒之门外，反复扣门而不得入，只得漂流在国外。
在这方面，很难找到确切的统计数据来证明，只能以实例举证。有人曾经问到我，为什么留恋，定居于国外，而不回国发展？我的内心充满着苦涩和无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很不幸，早在１９８６年７月本人就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美国农业部USDA的研究中心所在地，内布拉斯加大学，召开的四年一届本专业大型国际会议上遇到了上面所说到的困境。当时一起参加这个国际盛会的中国籍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共有十三位。我们在会议报到后，领到了会议论文集汇编，厚厚的四大本，加上一册会议日程安排，并且了解到中国派出了一个由本专业顶尖的一批教授和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已经签到。我们在当天晚上相约一起去中国代表团下榻的旅馆，探望了我们仰慕已久，十分尊敬的教授和学者们。
谁知道，当我们回到会议安排的大学宿舍，静下心来翻阅会议论文集汇编，看到中国代表团递交的五篇论文时，那份吃惊，失望和生气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们递交，并打算在会议上宣读的五篇论文，其中四篇是属于BLUP理论研究性质的。任何一个在这个领域从事BLUP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一看就知道这四篇都是抄袭，不管是核心内容上的抄袭，还是整段，整篇的抄袭，白纸黑字，一目了然，根本无法遁形。连我这个当时刚到加拿大才９个月的访问学者，起码也系统地熟读了代表本专业理论发展每一个环节的２００余篇重要的理论文章。看到这四篇中国代表团递交的论文，我满头雾水，冷汗直冒，简直无法相信，因为我连原作者是谁都清清楚楚啊。
从晚上１０点到下半夜２点，我所在的宿舍门就被敲个不停。先是住在同一栋楼，一起来开会的加拿大同学来纷纷提醒，告知他们的发现，接下去是美国康奈尔，威斯康星等大学，来自世界各国的研究生前来提醒，并告知原作者都已到会，希望能及时通知中国代表团，采取措施，不要弄出大的丑闻。反正已经无法入睡，我打算到楼下校区走走，吐出胸中的这口闷气。结果在宿舍走廊我遇到了同样无法入睡，住在同一栋楼的其他五位中国留学生，并轻而易举地约齐了住在别栋楼的另外４位中国男留学生和３位中国女留学生。
这次采访会议的记者来了不少，要防止在第二天的国际会议上出现重大丑闻，我们必须直接了当地向这些国内学术泰斗，权威教授指出这些抄袭行为，劝阻他们在大会宣读论文。虽然我们清楚知道，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些顶尖的教授在国内的权势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专业的学会，学报，杂志，以及教师的晋升和评级推荐，研究经费调拨，科研课题审核，研究成果评审，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上，这是我们万万得罪不起的。如果这次与他们碰翻了，我们哪怕就是有了博士学位，在国外发表再多论文，回国也别想有出头之日，但是我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们十三人一起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旅馆外守过了夜。等他们一起床，我们就向他们说明了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及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在我们的一致要求下，代表团长不得不在分组会议开始前，主动宣布放弃了这四篇论文的讲演，避免了一场国际丑闻。会议结束后回到加拿大自己所在的大学，向比自己早出国，参加过多次国际会议的不同专业其他院系中国研究生一打听，我这才知道这只能怪自己少见多怪了。抄袭和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的学术界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在国际会议上这样的丑闻和冲突也屡见不鲜。
按照他们的经验，如果不想同流合污，抱着私人目的去刻意巴结，搞好关系，为了避免彼此的尴尬，不要陷入敌对状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最好在以后的国际会议中不要与国内派出到会的代表有任何接触。至于出不出国际丑闻，则不是我们的责任，也不是我们控制得了的。这些“大人物”不在乎出丑，我们在乎又有什么用？反正在国内报刊，甚至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是见不到这些丑闻的。每次都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会议上的讲演，得到各国专家的一致好评，获得如雷般的掌声”的报道，因为这些人在国内有权有势，稿件就是他们自己提供摹Ｔ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