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漫长的走廊，监管员把我引进走廊尽头靠边的一间牢房， 是这幢楼房的第1号。这间房大约是专门给新进来的“犯人”住 的，同别的牢房相比较，它有两层很厚的木板门（以后移住的牢 房多是单层的铁门，有的外头加一层木门）。门的顶端嵌着玻璃 的圆洞了望孔），是供卫兵和监管员窥视室内动静用的；下面靠 近地面有一个6寸见方的、可以打开的小洞，是“喂”囚犯的地 方，这里传递饭碗、菜碗、茶缸和递送发放的生活用品，或向外 边递送所写的交代材料。钢筋水泥的墙壁足有一米厚，厚墙上安 的是不透明的玻璃窗，室内光线阴暗，使人感到阴冷憋闷。室内 面积约有3米来长、2米多宽。靠近左面的墙壁，横放着一张用粗 糙的木板草率钉起来的木板床，只有1尺来高、3尺来宽，长度5 尺多点，上面铺着一条有许多污渍的薄褥子，一条破旧的军用棉 被。里墙窗下的铁丝网里面是暖气片。虽然正在隆冬（这天是农 历腊月14日），伸手摸摸，只感到一点点低微的温度。靠近右手 最里面的角落，是一个铁铸的简陋的蹲式马桶，大部分埋在地下 （在其他牢房里边，近门处另辟一小室，里边有抽水马桶和带水 龙头的小砖盆）。这些就是“新居”的印象
过一会儿送来了午饭：一个大点的搪瓷碗里放两个窝头，一 个小搪瓷碗里是菜，还有一个搪瓷茶缸里是开水，再就是一把小 铁勺。这里的伙食特点是常年吃不好、吃不饱。麦面和大米是极 难见到的稀罕物，很长时间都是一天三餐5个窝头，随饭给3次开 水。早餐一个窝头、一碗玉米粥、一点咸菜，午、晚的菜，不是 “开水煮白菜”，就是“白菜炖开水”，少油缺盐，淡而无味， 有时根本就没放盐。过了不久就是春节，这天“改善”了一次伙 食，午饭给4个皮厚馅少个头小的包子，还不如平时两个窝头耐 饥（偶而发过苹果，个头比核桃大一点），故意吊人的胃口。伙 食如此糟糕，主要是监管员不把在这里受审的人当人看待。据说 监管员中有一句流行的话：“大黑不吃小黑吃”。“大黑”是对 受审人员的蔑称，“小黑”指猪。蔬菜不洗不摘，三刀下锅。饮 食卫生极差，经常发生食物中毒的事。（耐人寻味的是：获释以 后报社补发工资的时候，还被扣除在这里的“生活费”1298．32 元。）
监狱的气氛是静谧的。安在房顶、用铁丝网罩着的电灯，通 夜亮着。到达这里的第一夜，心潮澎湃，是无法入睡的。自己的 事情倒不忙想了，一个人被打入监牢就什么都不怕了，在恐惧与 无畏的搏斗中，后者已经占了上风。最思念的是亲人的命运，受 了重伤的妻子是否脱了险境？子女们如何生活？年过古稀的老父 如何生活？弟、妹的遭遇又会怎样？监狱故意与人作对，从1967 年9月6日凌晨被绑架离家，直到1972年6月30日，将近5年根本不 让家人探望。既不许见面，也不许写信，音讯杳然，生死未卜， 格外悬念
监狱的夜里反倒不那么平静，不时有一些声响冲破漆黑的夜 空传来。“犯人”中有些人还是孩子，病痛的呻吟，绝望的呼叫， 令人心悸。在我们这座楼房的顶层，有一个操广东口音的姑娘， 日夜不停地大声“广播”，就像广播电台的广播员一样，连续讲 些听不懂、或者虽然听懂了对其所讲内容却未留下任何记忆的话。 在近旁相邻的一座楼上，有一个年轻的姑娘连续不停地唱歌，不 分昼夜地唱着，而且总是重复着那几句歌词。常识告诉人，她们 不堪这里给予的侮辱和损害，被迫害得神经失常了。这个时候， 监狱正处在军管时期（1967年11月实行军事接管，1973年春季才 结束军管，由军队重又交回公安部接管），林彪、江青、康生、 谢富治一伙，把这里变成了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场所，大搞法西 斯式的审查。来到这里接管的军人，只会做一件事，不择手段地 折磨人、侮辱人、搞点叫人哭笑不得的小动作，丢尽了人民解放 军的脸。当然这都是“长官意志”造成的，“长官”的谎言扭曲 了他们的灵魂，把所有的受审人员都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当然 也与他们自己的素质有关，遇事不懂得想一个“这是为什么？”
这次冤狱来得突然，弯子转得太陡，一时难以适应，有过许 多遐想。这座监狱原是建国后修建，专门囚禁国民党战犯和其他 危害国家安全的反革命分子的。自己加入共产党已逾30年，经过 漫长的革命生涯之后，忽然被当作敌人关在这种地方，囚禁在共 产党的监牢里，思想上无法接受，心情是异常愤慨的。面对群魔 乱舞的现实，内心里也感到无穷的忧虑。可是回顾自己亲身的体 验，虽然眼下江青一伙权倾天下，但不相信她们能够“成功”。 不论江青自己如何天马行空，狂妄自大，但她根本不具备办大事 的素质，成不了气候，“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只要党有希 望，个人的坎坷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一想，激荡的心情就平静 下来。
在这里，朝朝暮暮，尽是空闲时间，思潮滚滚，常将自己引 向往昔的回忆。想得最多的，是在青年时代一起走向革命而已逝 去的战友们的身影，是那炮声隆隆的战斗的年代。在严峻的战争 岁月里，不少一同战斗过的同志倒了下去，他们或者牺牲在战场， 或者殁逝于病床，都为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流尽最后一滴血，都 是党和人民的英豪。同他们比起来，我们能在党的哺育下健康成 长，能够亲眼看见新中国的诞生和兴盛繁荣，是莫大的幸福。
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对党的培养教育，始终怀着感激的心 情。而今虽然被人泼了一身污水，但是历史的事实是最过硬的， 任何谎言和诬陷都抹不掉。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阴谋家终会被 揭穿，强加在一个革命者头上的冤情总会得到昭雪，是非的颠倒 只是暂时的现象。因此，不论到了什么时候，出现任何险恶的情 况，都要坚定不移，经得住考验。在思考的过程中，酝酿了一首 激励自己的小诗：“君既来之则安之，‘在劫难逃’应识时；私、 疑、偏、忍除未尽，毁、贬、诬、陷总有辞。撞鬼怕鬼鬼益狂， 见怪不怪怪自逝；‘塞翁失马’福抑祸，笑问铁窗恢可知？”这 样的意境成了自己的精神支柱，激励自己比较平静地坦然度过 2807个孤寂而严峻的日日夜夜。
曾见一份调查秦城监狱当局肆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采取法 西斯手段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情况的材料，揭发这里打骂、体罚 成风的事实：“拳打脚踢、‘喷气式’、扭骼膊、揪耳朵、撕头 发、撞墙、棍子打、大铁钥匙捅、罚站、脖子里塞雪球、冬天夜 里拉出去冷冻，等等，形式多种多样。杨奇清同志1968年遭到毒 打，肺部受了严重内伤，以致过早逝世。1972年10月整顿中，参 加学习的59名监管员，自己检查从1971年底以来，打人或变相打 人的就有38人。受审人员张卉中（女），1972年1月因向监管人 员要报纸学元旦社论，发生争执，当即遭到痛殴，锁骨被打折。 监管员以下流语言辱骂受审人员，更是司空见惯。女监13名监管 员，自己检查骂过人的就有12人。”这里面所讲被打骨折的张卉 中，就是我的妻子。张卉中在狱中还遭到各种残酷的迫害，身心 受到严重摧残，九死一生，出狱后不久就含冤逝世。
这份材料还揭露了这里滥用镣铐等戒具的情况：“《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中有明确规定：‘犯人可能有逃跑、暴 行和其他危险性行为的时候’，经批准可以使用戒具。‘但在上 述情形消除的时候，应当立即消除。’在这里，对并无上述情况 的受审人员滥用戒具，有的几年也不解除。康生还曾直接插手。 1968年1月3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刘仁、崔月犁、冯基平、 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 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要防止 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 突击地审问工作，使敌人彻底的缴械。对这些人应向他们宣布逮 捕，送进监狱。’根据已查到的材料，刘仁、崔月犁同志自入狱 即带手铐，直到1972年1月22日才去掉，长达4年之久”。
就我个人说，整个被关押的日子里，还未遭受过镣铐和皮肉 上的痛苦，却受到严重的精神摧残和药物的毒害。
表面上看，监狱当局似乎对受审人员很“爱护”，说是要防 止自杀，入狱后先没收了皮带和一切绳带性质的用物，免得用来 勒脖子上吊；把木、竹制的筷子都换成勺子免得扎喉咙寻死；金 属的餐具换成搪瓷、塑料的，免得发生意外；等等。可是实际上， 这帮心狠手毒的伪善人，却在暗中故意使用“启发”、“暗示”、 “刺激”诸种卑劣手段诱导某些人自杀。
1969年2月16日是农历除夕。关在这里的人，绝大多数属于
无辜，都是冤屈的。有些人百思难解，想不开。逢到节日，思念 亲人，更易走上绝路。这时我住3楼83号牢房。这天午夜，监管 员发现关在隔壁牢房里的人自杀。他们不是悄悄地把死者运走， 故意大喊大叫，叮叮当当，把整幢楼上已经熟睡的人全都吵醒。 这不是故意“启发”人们的邪思，刺激人们的感情么？
这年4月2日，我从3楼搬到1楼27号牢房。一进门，便见已经 蒙上尘埃的白墙上，印着几个血手印。显然，这里前面的“房客” 出了事。他们原应及时消除墙上的血迹，却故意保留下来让人 “观赏”，当然是别有用心的。在这里住下来，又在床头墙壁上 发现有人在自杀前用指甲划刻的“遗言”。具体的词句忘记了， 只记得那意思是讲自己受了冤屈，以死向党表示自己的清白。因 觉察他们不怀好意，便分几次在卫兵脚步声走远了时仔细看完， 此后再也不望一眼。卫兵没有见到我观看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