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外界对中国改革的观察始终忽略了体制调整与制度变革两者的不同。中共提政治改革，一直限于党政分开、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等，这些都只是原有制度下的结构调整。而中共坚决拒绝的开放报禁、普选等才是真正的改革及调整制度本身。以报业改革为例，所谓报业与党政脱钩，实际上只是体制内的结构调整。中央讲不干预媒体的具体运作，但仍然坚持对社长、总编辑等媒体高层统一管理，其控制媒体的本质并没改变。
之所以要进行报业改革，只不过是因为党政机关承办大量媒体，负担实在沉重。去年，全国共出版各类期刊9,029份，报纸2,137份，由国家机关负责盈亏。中共报业改革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甩掉这些包袱，减轻财政负担。按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的估计，将有3,900多份期刊及930多种报纸在独立经营之后会被市场淘汰。在财力衰竭的情况下甩包袱，这才是报业改革的真实目的。对于政治改革也好、舆论监督也好，都风马牛不相及。所谓改革，本来不过就是中共为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调整而涂抹的彩装而已。如果真正要进行新闻改革，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是首要的标准，这一点做不到，谈舆论独立就是空话。
在目前的大陆，不要说开放报禁，就连开放言论尺度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在中共大肆宣传报业改革的同时，当局对互联网上言论的管理却一再收紧，不断有人因在网上发表异议言论而被捕。因发表"中国七大恶心"一文而被下令整顿的《北京新报》，原以为用停刊整顿、深刻检讨等办法，可以暂时抗住压力，但最近也被中共宣传部下令撤销刊号，停止出版。如果说中共的报业改革是为了开放舆论，难道做法上会如此自相矛盾吗？
报业改革如此，其它方面改革也是一样，真正从制度变革上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确立民主制度是一回事。为了稳定统治基础，被迫性地进行政策调整，则是另一回事。二者大相径庭，外界不可不明察。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
